清朝盛世下的危机——《叫魂》读后感
在1768年的春天到秋天的几个月间，一股名为 “叫魂”的妖风席卷了整个正处于太平盛世的大清帝国。传闻“叫魂”者通过迷药等手段先把人迷晕，再割取人们的辫子、衣襟，从而偷走人的灵魂以实现诅咒致人生病死亡或加强自身力量的目的。
“叫魂”起源于江南，随即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迅速蔓延，牵扯出众多案件，直至惊动了皇帝，开始了一场全国性妖术大清剿。然而，在几个月的发酵后，“叫魂”被证明为一场子虚乌有的冤案，在害死了一些无辜游民后，轰动一时的“叫魂”案不了了之。在这一事件中，不同阶层的态度折射出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末期的众生相。
对于这样一个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事件，不同阶层态度差异甚大，我们分别以皇帝、官员、百姓三个阶层来解读。
皇帝本人并不相信“叫魂”，但这一事件及其背后蕴藏的政治态度让皇帝不得不重视。首先，乾隆担心的是“叫魂”的手段。乾隆皇帝根本不相信“叫魂”有效的。照理来说，面对民间“叫魂”的传言，他应该不会太过关注。可我们在书中看到，乾隆却因为“叫魂”事件寝食难安。乾隆担忧的不是“叫魂”本身，而是“叫魂”背后的问题。在民间流传的“叫魂”案件中，大多是剪去受害人的辫子。而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辫子是有着特殊意味的。清朝当初刚刚建立的时候，就颁布了大家熟知的“剃发令”，号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除了僧人和道士以外，要求所有人必须留辫子。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在清朝留不留辫子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型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叫魂”以剪辫为手段，而辫子正是清朝的象征，剪辫子这一行为在政治上具有否定清朝政权合法性的威胁。
其次，官员处理“叫魂”事件的态度让皇帝担忧。乾隆非常注重保持满族的传统，可在“叫魂”案件中，乾隆却发现满族官员已经变得和汉族官员一样不可靠。过去满人引以为傲的八旗精英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下，渐渐成为毫无用处的官僚，对于“叫魂”案件，他们束手无策，甚至漠不关心。这不得不让乾隆担忧大清的未来。清朝统治者一直对汉族官员多有防范，现在乾隆却发现，满族官员也是不可靠的。
最主要的，乾隆在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对自己权力的丧失很不满。在处理“叫魂”事件中，乾隆发现自己的旨意很难得到贯彻。例如因为怀疑和尚和道士是“叫魂”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于是乾隆下旨要搜捕和尚和道士。可到了地方政策执行层面，却根本没有人去搜捕和尚道士。更令乾隆失望的是，朝廷的一切都有制度，官员的升迁有三年一次的考绩，乾隆根本插不进去手，更不要说官员之间还互相包庇，乾隆有时候也不得不屈从官员们的想法。按照书中所写，乾隆经常会感觉到他只是帝国制度上的一个“齿轮”，虽然是一个“镶钻钻的齿轮”，但他根本没有什么权力。事实上，孔飞力不是第一个提出这钟观点的海外汉学学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这一点和我们对皇权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很多人都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君主专制的顶峰，但海外汉学界却认为明清的皇帝很多时候是被制度束缚，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大的权力。在重重担忧之下，原本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叫魂”事件，在乾隆的大张旗鼓之下，迅速地变成了一场政治风暴。乾隆一再地下发旨意要求官员们去追查那个最早传播“叫魂”事件的人。可“叫魂”事件本身就是空穴来风，要想在短时间内查出谁是始作俑者，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越查不出来，乾隆越愤怒，乾隆越愤怒，下面的官员越着急，越着急，越查不出来。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为了打破这个循环，官员们就只能忽略事实。
我们也需要明确一点，那就是绝大多数接受了儒家教育的官员，也是不相信“叫魂”之事的，毕竟《论语》中就明确记载说“子不语怪力乱神”， “叫魂”这样明显属于“怪异”的事情的。面对“叫魂”的谣言，官员们应该站出来辟谣，甚至动用政治手段制止谣言。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官员们在“叫魂”事件中表现的摇摆不定，加剧了这一事件的蔓延。
以“叫魂”事件的起点——德清县为例，德清县城的东面水门和吊桥坍塌了，德清的阮知县从临县雇了一个叫吴东明的石匠让他负责修缮。吴石匠带着他的团队来到了德清县，开始施工，施工了两个月，工程一切进展顺利。3月25日，一个采药人忽然来到工地，将一个神秘的纸包交给了吴石匠的副手郭石匠，请求他把这个纸包放在桥桩里栽入河中。采药人的目的很简单，只要郭石匠这么做了，他就去举报，诬陷郭石匠。但郭石匠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把采药人抓住带到了县衙里。阮知县很快做出判决，采药人被打板子，然后游街示众。对采药人处罚的原因，很快百姓的口耳相传中走了样。人们都纷纷传说，吴石匠造桥出现了问题，好几次都没有造成，必须要把一个人的魂魄镇压在桥桩中才可以。于是，就在采药人被处罚的第二天，又有一个农民来找吴石匠，农民请求吴石匠对虐待自己的两个侄子进行“叫魂”。和郭石匠的做法一样，吴石匠将这个农夫带到了县衙，农夫也一样被游街示众。我们可以发现，到这时候官员的处理方式还是十分公正的。可官员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不断地游街示众，在百姓的眼中却看作是坐实了“叫魂”的传说，甚至引发了社会恐慌。等到了4月，德清人计兆美因为和家里闹矛盾，一气之下，半夜跑到了杭州。这样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却被杭州人看作是德清人前来杭州“叫魂”，计兆美被捉拿并被审问。在杭州民众的愤怒情绪感染下，官员们对计兆美严刑拷打，计兆美被打得伤痕累累，最后他开始随口胡说，承认自己就是来“叫魂”的，并且已经咒死了两个孩子。官员们就进一步问他，是受何人指使。计兆美就根据自己在家乡听到的那些谣言，说是受石匠指使，可他连石匠的名字都说错了。就这样，吴石匠被官员们捉拿。幸运的是，这件案件由于闹得过大，最终惊动了浙江省最高军政长官——浙江巡抚，在巡抚大人的亲自过问下，很快就发现计兆美是随口胡编，在一群人中他甚至都无法认出谁是吴石匠，吴石匠最终被释放。
官员态度的转变始于杭州，官员们在百姓的央求下，他们忽略事实，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平定民愤，于是官员们便严刑拷打，将老百姓怀疑的对象屈打成招，官员们根本不在乎这些被冤枉的人的感受。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杭州事件的判决结果在民间的传说中再一次走了样，和小小的德清县城不一样，杭州是当时的大城市，“叫魂”的传言再一次扩大，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惶惶不安。为了安定这些惶惶不可终日的老百姓，官员们更加变本加厉，他们在之后的“叫魂”案件中，对游方僧人和乞丐几乎全都大刑伺候，甚至捏造事实，强行定罪。及至7月，乾隆发出圣旨要求江苏、浙江、山东三省查清楚“叫魂”事件来龙去脉，这时候官员们已经不再关注时事本身，而专注于完成皇帝交代的任务，不然倒霉的就是他们自己。
与皇帝和官员们不同，当时的老百姓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他们对“叫魂”事件是深信不疑的。所以在“叫魂”事件中，老百姓表现得最为疯狂。作者在书中记述了大量的“叫魂”案件，例如6月21日，湖北汉阳，当地一群人将他们怀疑的一个江湖术士活活打死，并焚烧了尸体。注意，这时候清政府尚未对“叫魂”事件定性，清政府认为“叫魂”不合法要到7月份乾隆下发谕旨。等到８月，据说一个姜姓的山东男子碰了一下一位农妇，这为老妇人立即陷入“昏迷”；一个王姓男子藏匿在灌木丛中，趁一位妇人和人说话时偷偷剪去了她衣服的一小片衣襟，这本是流氓行为，结果当地民众联想到“叫魂”事件，姜姓男子被愤怒的老百姓活活打死，王姓男子被迫自杀。
自浙江德清县案件后，在老百姓口口相传中，这些案件不断地变形，有关“叫魂”的传说也变得越来越恐怖，民间也越来越恐慌，老百姓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解释，政府始终无法安抚百姓的恐慌，后面政府索性也随波逐流，惩治那些所谓的“叫魂”者，这无疑又进一步放大了老百姓的恐慌，使得“叫魂”事件越闹越大，以至于最后让乾隆皇帝都认为“叫魂”背后蕴藏着可怕的政治阴谋。作者认为，百姓的恐慌背后，事实上是乾隆盛世隐藏的危机，而“盛世下的危机”正是本书中的一个小标题。康乾盛世在此时发展到了顶峰，从国外引进的物种包括土豆、玉米、甜薯等农作物，种植面积广、产量高，人口迅速增加，从 1700 年之后的一百年间人口翻了一倍之多。同时商业兴盛，其中以江南地区为最，尤其是丝织业。当时的汉人已经认可满人的统治，在政治上基本没产生大规模战乱的可能性，国力强盛，国家领士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四海朝贡。而盛世的另一方面，人口的大量增加带来的是大量富余劳动力，他们无所事事，成了所谓的流民。这些人中有游方僧人和道士，还有乞丐。在普通老百姓眼中，这些流民是讨厌的，是需要提防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叫魂”案件中，受到迫害的也主要就是这些流民。除了流民，官员们也是让老百姓畏惧的。在作者描述下，官员们对老百姓的处罚随意而任性，就像那些被官员们屈打成招的受害者一样，官员们始终无法带给老百姓安全感。相反，官员们对“叫魂”案的处理不断地加剧老百姓的恐慌感。除此之外，作者还写到百姓之间相互带来的恐慌感。当时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人与人之间的戾气越来越重，本就已经危机重重。在这样一个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下，“叫魂”只是一个引子罢了，老百姓的疯狂也就好理解了。
《叫魂》把王权和神权放在一个视野之下进行比较，揭示封建统治根基动摇和社会秩序崩塌的现象。神权本来是用于巩固统治的工具，在原有的体系构架中，日月星辰，三皇五帝，宗亲氏族，构建起一个差序格局，帝皇居于中央，四周就像漾开的一层层水波，由此实现权利的集中，构建统治体系。但是到了封建王朝末期，这些就不那么管用了。随着人口膨胀，人地矛盾凸显，粮食等重要生活物资通货膨胀，食不果腹的情况下流民众多，这些因素都加剧了王朝的不安定。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资本主义萌芽下的手工业产业经济的发展，原有的税收体系等等代表上层建筑的制度也出现与经济基础不匹配的情况。以农业税为主的税收方式，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作为封建制度的一部分，非但没有发挥其稳固国内秩序的作用，反而促使小农经济解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小农经济解构了，付在上方的封建体制焉能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