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读书笔记
（一） 事件经历
叫魂，指中国民间流传的一种妖术，传说中术士们通过做法于活人的名字、毛发或衣服，从而窃取活人的灵魂或精气，便可使人发病甚至死去。
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叫魂”事件从浙江德清县开始，传播至杭州萧山、江苏苏州并迅速蔓延到清王朝12个省，惊动了天子朝野，搅乱了大半个中国。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破坏性影响，牺牲了数条无辜性命及丢掉很多乌纱帽之后，案情终于真相大白：所谓的妖术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闹剧，席卷整个乾隆盛世的叫魂案竟是因为浙江两个寺庙间的利益纷争，而不断传播扩散的一个荒唐而巨大的谣言而已。
孔飞力通过独特的视角以“叫魂”这个小故事，传递了极为丰富的“大历史”信息：18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背景、政治与法律体制、传统思想和民众心理意识；君主、官僚、百姓面对亦真亦幻的妖术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君主与官僚、地方与中央、当地人与外来者、政治与权术之间的多重关系…最重要的是，作者透过对叫魂事件的回顾，对盛世中国即将面临悲剧性崩塌危机的原因做出了警示性分析。
（二） 组织学理论
按周雪光教授观点，从组织学角度来看，国家治理模式有两个主要线索，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二是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国家政权的基本特点就是中央权威一统而治，国无二君，为皇权之特性。而从组织学角度来说，这样一统制的国家治理模式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即治理规模及由此产生的治理负荷问题，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等级链条的延长，私有信息分布随之分散，信息不对等状况恶化，组织效率会越来越低。
组织规模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国家的物理空间和人口规模，清在收复藏台疆之后疆域面积达到了1316万平方公里，而乾隆时期也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时候（葛剑雄等人估计清顺治12年即1655年为1.19亿，1700年达到1.5亿，1759年突破两亿，1850年达到4.3亿，而清初人口约7000万）；二是治理内容，在这里，治理内容指国家机构所承担的各种公共品提供的责任，三是治理形式，在皇权统治中，皇帝通过其中间和基层机构来承担其管理责任，全国服从皇权。这意味着，皇权必须承担起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问题压力和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
所以，对一统体制来说，核心在于中央统辖权与地方治理权的关系，中央自上而下推行其政策意图、“政令自中央出”，一统的政策部署通过官僚组织和对皇权的认同观念制度机制现实，从而确定中央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但这种一刀切的决策权必然在实际运行中面临极大挑战。一统制政策越是强化和具有刚性，就越有可能与各地具体情况相去甚远而很难得到有效执行甚至根本无法执行。
叫魂故事涉及到三个不同阶层：民间百姓、官僚阶层和弘历皇帝，下面从三个阶层视角做一分析。
（三） 百姓视角
孔飞力在第二章详细分析了乾隆盛世的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变化、整体社会经济状况、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及人口流动等社会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到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所以百姓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是安定的，衣食无须发愁，甚至稍有富裕，起码还可以从嘴边匀一口‘赏’给乞丐的饭食。”的“社区生活”民众，这部分人占了多数。在当时丰足的经济基础之上，借助于有效的国家机器，整个社会秩序应该是良好的，大概正是这个原因，这类民众害怕生活中突然出现骚乱。这种社会状况及群体心理，正如同作者说的那样：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害怕某些“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偷走’他们的生计”；一类是因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下层阶级过度膨胀，而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沦为“下层道士僧人”、“平民乞丐”的“赤贫者”阶层。《叫魂》一书记录的耍弄剪辫叫魂等妖术的案子，其案犯几乎无一不跟这个赤贫阶层挂钩。
当然，赤贫者阶层整体上说是老实本份的，是种种天灾人祸的客观原因造成了他们的贫困。但还有一类是因为本身的懒惰造成的，书中列出了“河南在三个月所逮捕的所有叫魂犯的完整名单”。根据这个名单，叫魂犯按其身份可以粗略分为以下六类：①匪犯3名②乞丐6名③游僧12名④游民2名⑤火居道士1名⑥庙僧1名。从从这个统计结果不难看出，社会上赤贫阶层中的这一大伙子人，之所以混到这步田地，是因为他们的人性有着共同的糟糕之处，这就是“游惰”——既“惰”且“游”，宁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居无定所，也不干活。而要想过上这种不劳而获的“游惰”生计最可靠的维持手段，恐怕就是耍弄妖术了。
作者在第五章详细分析了妖术大恐慌的由来，一是历史原因，对妖术的迷信，一直是百姓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来民间对“叫魂”妖术的迷信，总是伴随着欺骗、偷窃、懒惰，以至于道德沦丧和犯罪。而游民就是“叫魂”妖术蔓延的媒介，他们非但欺骗、偷窃，连明抢硬夺都是拿手好戏。《叫魂》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一些民众敌视乞丐的案例。例如有件发生在山西的事，几个乞丐嫌讨得的仅是“一小捧吃食”，“大声抱怨说东西太少，并把讨饭碗摔碎了”，结果惹得众人追打，甚至丧了命。更有甚者，“恼怒的乞丐们甚至跳进了墓穴，以阻止下葬的进行”。这些案例表明，当年的叫魂恐慌，蔓延得像场大瘟疫似地迅猛，正是流民大规模的流动造成的。流民中的叫魂案犯耍弄的妖术，正像是他们身上携带的病毒而流民，正是瘟疫般的“叫魂”大肆蔓延的媒介，而民众对“赤贫者”敌意的增长，可能跟“赤贫者”正越来越侵入“社区生活”有关。流民问题，是造成大恐慌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四）弘历视角
对皇权而言，基本任务有两项，其一是维持其政权的长期稳定，此稳定通过政治教化来确定皇权的合法性以及给予广大民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来实现，其二是保证下放给官僚组织的权力不被滥用，从而保证皇帝发出的命令能畅通无阻。但这两项任务本质上是冲突的，一方面，为了给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就必须尽可能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官僚，也就是分权，另一方面，权力下放就意味着权力被滥用，甚至被架空，而且权力越下放到基层，监督就越困难（详细分析可参考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此矛盾的应对机制，周雪光认为有三：一是皇权的权威体现在各层次官僚体系对其统一决策的服从认同和贯彻实施过程中，但这条自上而下的政策主线附近，允许各地、各领域的基层政府在不同方向上有所偏移；二是政治教化的礼仪化，三是运动型治理机制，即通过随意性的非常规性的运动式政治动员来贯彻落实自上而下的政策意图。
对弘历来说，面临着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谋反与汉化，作者在第三章对这两个问题做了深入分析，谋反是个敏感的话题，谋反问题归根到底是对清统治的认可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辫子”，对清王朝而言，削发令是满清皇帝用来测试臣民的一块试金石，剃发与否已经成为汉人群体是否臣服清廷统治的政治姿态，孔飞力回顾了辫子逐渐代替“前额剃发”的象征话语，成为臣服清廷的形象符号过程，指出“叫魂妖党故意挑起剃发所包含的意象问题，意在谋反”。
但相比于祖辈们曾面对的强敌与叛乱，弘历面临的政治危机可谓小巫见大巫。他更担心的是征服者们与汉文化深度接触后所导致的满洲特性的消失，就如作者所言，江南问题始终是弘历的心病，他“对江南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因为“江南的乌烟瘴气渗入了各个层次，从省级大员到县级官员，无不为之波及”，孔飞力强调汉化危机是左右弘历评价地方官僚清剿行动的一条隐线，它加剧了君主对地方官僚的不信任感，并且强化了弘历对汉文化的刻板印象：汉文化不断侵蚀着地方精英的正直、忠诚等美德，就连淳朴、坚韧的满洲精英也禁不住前者的腐蚀。
这其实是个政治构建问题，对弘历来说，满洲是根，所以需要满洲 “淳朴” “原始” 的形象，弘历作《御制盛京赋》、编纂《满洲源流考》，其实就是希望能丰富满洲的诸多传统， 构建更稳定的认同感；而江南“腐化”的对立形象塑造首先来源于满洲统治者族群特性的危机感，更重要的是，弘历需要一个整顿官场的理由，正如孔飞力所言“这些朱批文字的背景是对妖术的清剿， 但其内容则涉及到对官僚的控制”。
（五） 官僚视角
与欧洲不同，中国官僚体制是建立在家产制之上的，皇帝有干预官僚体制任何层次和过程的“专断权力”，按韦伯说法，国家规模使得家长制支配形式转化为家产制，即通过官僚制的官员代皇帝掌管各地事务，而皇帝通过各种组织措施如科举选拔、流动、任期等来约束和确保官员的忠诚，但这种支配形式容易诱发官员的垄断利益倾向，威胁君主权力和一统体制。而这种体制的核心是“向上负责制”，即官僚体制的官员受皇权指派在各地代皇帝执政，这一家长权力也体现在各层次上下级权威关系中，也就是说，上司对下属工作有随时随地介入、干涉、评判的专断权力，而对官吏的约束以“道德”为本，“仁政”为表，这就意味着其解释尺度很大，所以，组织内的非正式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在官僚体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有两套制度来约束官员：其一为正式常规制度，其二为特殊的个人关系。因为上司的主管判断评价的重要性，因此官员的第一要务就是规避风险，小心翼翼不出差错成为行为准则，所以进行上下级的私人关系投资就成了重要一环，另一重要表现表现在揣摩上级意图上，察言观色成为官员的一项重要能力，但从信息传播角度看，这样就形成了信息茧房，上下级沟通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六） 权力博弈
孔飞力在第九章讨论了官僚君主制，分析了该制度中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周雪飞更进一步，将专断权力与运动型治理体制结合起来，深入讨论了其运行逻辑。
所谓运动型治理，是相对于常规机制而言，当常规性官僚体系组织因为信息不对称、激励设置、监管成本等系列常见困难遇上组织复杂性和规模庞大问题后被放大加剧，从而导致组织失败时，这时运动型治理机制就会介入，旨在打断常规过程、治理过程中的惰性与失控，以及这一状态产生的既得利益和封闭性，从此意义上来说，常规机制本身就是运动型治理的对象。
叫魂事件是一起典型的运动型治理案例，叫魂事件起源于民间恶语谣言，最多也只会造成一时恐慌，于世事并无大碍，但在弘历圣驾催逼之下打断了原有的常规机制和节奏，使整个官僚体制进入了一个高度关联、急速运转的状态，成为了一场惊动朝野的重大事件。
叫魂事件将官僚体制内部信息传递的困难一览无遗的暴露在我们面前，作者清晰的描述了有关妖术事件信息在官僚体制中是如何被收集、加工和解释的，又是如何在州县、督抚和弘历间传递的，以及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困难。首先，基层官员相比上级乃至皇帝，有着更为丰富、准确的信息。在早期案件处理过程中，基层官吏准确的判断出这些叫魂案件是相互孤立的个人行为，也发现了犯人被屈打成招的现象并加以纠正。但这些案件信息应如何解读、是否上报成为了一个棘手问题：上报本来就莫名其妙的空头事件，极有可能无事生非，惹上司烦心，成为执政不力的佐证，但不上报却可能担当“欺君罔上”罪名：“要使地方上那些令人烦恼的妖术事件不为皇帝所知，就要冒皇帝从流言的网络获知这些事件发生的风险”；其次，弘历和官僚之间也存在深深的猜疑，在弘历看来，“地方官出于自身利益总是对手边的问题轻描淡写以减轻他失职的过失”。地方官员操纵信息的可能性引起了弘历的猜疑，而弘历、诸位官员间对相同信息也有不同解释，信息流通渠道堵塞、各方解释各异，再加上猜疑，让弘历看到了官僚体制的组织失败，即下属官员面对重大危机或视而不见或搪塞责任，因此叫停常规型机制，转而启动运动型机制来推行其意图。随着自上而下、定调定性的高压政策，从督抚到州县官都放弃了信息处理、判断理解的独立性，带着“完成任务”的有色眼镜去寻找阴谋和谋反者，为这一事件的荒唐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运动型机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失控，趋于听命的官员可能在高度动员的漩涡中推波助澜，导致运动超出预期范围，在向上负责体制激励下，官吏只能闻风而动，投机取巧。运动强度越大，偏离趋势越大，导致基层官员失控、为私利勒索、开脱责任而滥用权力，不重证据的“严打”为诬陷、报复、泄私愤敞开了大门。
《叫魂》的最后，孔飞力写道：
…叫魂案最后得以翻案并非取决于普通官僚的一般素质，而是依赖于少数几位身居高位的大臣的作为——他们敢于告诉弘历这是一桩错误的案件，根据的是虚假的供词，如不停止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