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读书笔记
[春秋]十有七年春，晋人、卫人、陈人、郑人伐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声（圣）姜。
齐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齐侯盟于穀。
诸侯会于扈。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齐。
时间进入鲁文公十七年，这一年总体事情比较简单，《春秋》原经的记录，《谷梁传》都未额外解读，《公羊传》也只关注了声（圣）姜葬礼的那条记录，所以这一年三传只有《左传》讲述的稍微多点。
《春秋》这年春季的唯一一条记录，是诸侯联军攻打宋国，“十有七年春，晋人、卫人、陈人、郑人伐宋”，联系上一年宋国发生政变，显然这次诸侯出兵，是在盟主晋国的带领下，以平定叛乱为号召而做出的举动。《左传》即是如此解释：
十七年春，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郑石楚伐宋。讨曰：“何故弑君！”犹立文公而还。卿不书，失其所也。
鲁文公十七年春天，晋国的荀林父、卫国的孔达、陈国的公孙宁、郑国的石楚攻打宋国。声讨宋国说：“为什么杀死国君！”但仍然立了宋文公而回国。卿领兵而《春秋》不记载他们的名字，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坚持正确的立场（所，即应有的立场）。
诸侯联军声讨宋国弑君，这个没问题，维持正常的礼制和政治秩序。但是，宋国弑君就是为了扶持公子鲍上位，按说诸侯这次声讨，那就应该把作乱的襄夫人、公子鲍一党拿下问罪才对，但最终的结果却非如此。《左传》的这段记录用词很有意思，“犹立文公而还”，说明作乱的首要分子公子鲍——即后来的宋文公——并未受到惩处，不仅如此，还正常上位，这个“犹立文公而还”，特别是“犹”字，很微妙啊。所以《左传》认为《春秋》这条记录之所以是“十有七年春，晋人、卫人、陈人、郑人伐宋”，而不是“十有七年春，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郑石楚帅师伐宋”，是因为这件事诸侯联军做的不对，大棒高高举起，最终轻轻落下，不仅没有如开始宣扬的那样维持秩序，反而助推了作乱分子一把，即所谓的“失其所也”——宋昭公固然无道，但臣子弑君以下犯上更是大逆不道啊，作为盟主你打着主持公道的旗号而来，却不主张大道，这其实就是助纣为虐啊。所以《左传》的“失其所也”，就是认为《春秋》是有批判这几位大夫的意思的。
这个观点，我们今天人看着似乎觉得有点不能理解，因为按照前面的说法，宋昭公无道，公子鲍上下都支持，杀无道扶持明君上位，天经地义啊，怎么会不对？其实回头想想古代人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即大道不可违。宋国这件事里什么是大道？君臣之间的名分就是大道，国君是无道，但你作为大臣的也不能弑君啊。所以即使宋昭公无道，但被弑杀了，你们弑君的人按礼制就得付出代价。举个例子，在史书里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官逼民反的记录，最后若是上级政府派更高官员来处理，如果事情最终通过协商手段达成和解，那么逼得百姓造反的官员要被问斩，同时，总会有几位带头闹事的人也得被诛杀问罪，贪官污吏被问斩是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带头闹事的被诛杀则是震慑草民，以告诫妄图挑战社会秩序者。
但是这件事确实有点奇怪，为何会一百八十度翻转，我们先留下一个疑问，记着这回事。
夏季的记录有三条，第一条是“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声（圣）姜”。《公羊传》在引述这条记录时，写作“圣姜”，同音不同字。这也是这一年《公羊传》唯一做了解读的一条记录：
圣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鲁文公的母亲，是去年八月去世的，按照礼制应该是五月而葬，到这时后才下葬，都九个月了，显然未能依礼及时安葬，所以《左传》就解释了一下原因：
夏四月癸亥，葬声姜。有齐难，是以缓。
之所以下葬的晚了，是因为鲁国这段时间一直面临着齐国的战争压力。
鲁国和齐国这一阶段的战争，从鲁文公十五年开始，中间多次反复，鲁文公十六年六月，在东门襄仲直接行贿齐懿公的情况下，双方在郪丘达成和解。声姜去世是在鲁文公十六年八月，是在郪丘之盟之后的事情。郪丘之盟后《春秋》再未见有齐国攻打鲁国的记录，但《左传》在这里依然说是“有齐难，是以缓”，如果是，则说明郪丘之盟之后，齐国依然一直对鲁国有动作，使得鲁国国君母亲的丧事都无法正常进行。
齐国确实没有遵守郪丘之盟，这年夏天《春秋》的第二条记录即是此，“齐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齐侯盟于穀。”，即齐懿公再次兴兵攻打鲁国西部边境城邑。六月癸未这天，鲁文公和齐懿公在榖地会盟——说明这次是鲁文公亲自出面去谈判了。
《左传》对这条记录注释如下：
齐侯伐我北鄙。襄仲请盟。六月，盟于穀。
齐懿公帅军攻打我国北部边境。襄仲请求结盟。六月，鲁国和齐国在穀地结盟。
这里，《左传》与《春秋》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差异，首先是《春秋》记录的是“齐侯伐我西鄙”，《左传》则是“齐侯伐我北鄙”。从地图上看，齐国在鲁国正北，应该是“北鄙”，除非绕道卫国否则齐人没法伐鲁西鄙。其次，《春秋》明确记录了会盟双方是鲁文公和齐懿公，《左传》则没提，只说了句“襄仲请盟”，应该是鲁国抵挡不住齐国的进攻，无奈之下东门襄仲再次与齐国沟通，促成了双方国君在榖地会盟，鲁国应该是被迫做出让步，才达成和解。
夏季的第三条记录是“诸侯会于扈”，与上一次鲁文公十五年的扈之盟的记录虽然一样，但乍一看，更让人摸不着头脑，既没有说与会诸侯是谁，也没有说为何有这次会盟。对此，《左传》做了交代：
晋侯蒐于黄父，遂复合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与会，齐难故也。书曰“诸侯”，无功也。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
意思是说，晋灵公在黄父阅兵，于是再次在扈地会合诸侯，目的是为了讨论处理宋国的事情。鲁文公没有参与，是因为有齐国攻打鲁国这一祸难。《春秋》记载“诸侯”而不列举，是讥刺他们没有成效。这次会上，晋灵公不肯与郑穆公相见，是因为郑国背叛晋国倒向楚国。
黄父，杜预注释说一名黑壤。据考证在今天的山西翼城县东北。“晋侯蒐于黄父，遂复合诸侯于扈”，说明两件事，第一件事，晋国是有炫耀武力威吓与会诸侯的意思，从后文我们可以看到，晋国之所以有这个举动，更主要是感受到许多诸侯有倒向楚国的念头了，所以才有武力示威的意思。第二件事“复合诸侯”，复，即重新的意思，合即会和的意思。既然说“复合”，则这次的诸侯应该与上次扈之会的诸侯相同。按照《左传》的记载，上次与会的诸侯是晋灵公、宋昭公、卫成公、蔡庄侯、陈灵公、郑穆公、许昭公、曹文公。除了此时已死的宋昭公，应该是上述其他国君都到场了。
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平宋也”，显然是春季诸侯联军伐宋的后续。那次伐宋的结果，与出兵的最初目的大相径庭，但那个结果应该不是几个大夫能决定的，必然是得到晋国高层首肯的。所以这个尴尬的结果就需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或者即使没有合理的说法，也得强行给一个背书来作为决议，显然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后者。所以《左传》这里说“无功也”，含义跟年初对于诸侯联军伐宋无功而返的评论一致，认为从大道上讲，这次会议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这次会议的结果，就是认可了宋文公上位的事实——这次会议，让我想起来鲁桓公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那条记录，也是当时几个大国在稷会盟，接受了宋国贿赂之后承认了宋国政变的既成事实。但是，当年的稷之会，诸侯没有霸主，几个大国之间的行为，尚可勉强认为不至于对礼制形成公开的挑衅。而今晋国是受过王室承认的霸主，不去讨伐乱臣却为作乱背书，这对社会规则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当年的稷之会。从这个角度而言，晋国的当政者赵盾，难辞其咎。
另外，《左传》记录了这次会议上晋灵公给郑穆公扮了个难堪，“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能这么说，说明晋灵公是会见了与会的其他诸侯的，唯独冷落了郑穆公。而且是放出风来了，不然郑穆公是不会知道自己被冷落是因为“贰于楚”之故——这应该也是晋国有意放出的风，以此来提醒其他有“贰于楚”的诸侯。实际上，早在鲁文公十三年，郑国就因为与楚国有来往一事请鲁文公为之向晋国说和解释，既然鲁文公十五年扈之会没计较，这次又再拿这个说事，要么是晋国有点没事找事，要么就是在上次扈之会以后，郑国跟楚国之间往来更密切了，致使晋国有意要敲打敲打，才发生这次事件。
但是，这件事给郑国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左传》跟着就记录了郑国对此事的反应：
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儵，唯执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齐。四年二月壬戌，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第一段记录，讲述郑国的子家就此事给晋国的赵盾写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说，郑国的子家派执讯带上他的书信去晋国，转告赵宣子说：“鄙国的国君即位三年的时候，曾召请蔡侯和他一起事奉贵国国君（即一起去晋国朝见的意思）。九月，蔡侯进入敝邑，准备与鄙国国君一起前去贵国。但当时敝邑因为有侯宣多生出祸难，故而寡君未能与蔡侯一起去贵国。那年十一月，我们消灭了侯宣多的祸患（克减，即消灭），寡君就跟随蔡侯一起去朝见贵国的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辅佐寡君的太子夷，请陈侯向楚国做了解释沟通，然后去朝见贵国国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再次去贵国朝见，以完成（蒇[chǎn]，完成、解决的意思）陈国的事。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敝邑前去朝见贵国国君。去年正月，烛之武为我们的太子夷前往贵国朝见而去贵国。八月，寡君又去贵国朝见。陈、蔡二国紧挨着楚国但却不敢不顺服贵国，这是因为敝邑的缘故。敝邑如此事奉贵国国君，不知却为何仍然不能免于得罪贵国呢？寡君在位期间，先朝见贵国的先君襄公，再朝见贵国如今的国君。太子夷与我们几个臣子不停地到绛都去，我们虽是小国，但事奉大国的礼，也没法再做得更多了。如今大国说：‘你们没能满足我的愿望。’既如此，鄙国但有灭亡而已，再也没有什么能做得了。古人说：‘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说：‘鹿死不择音。’小国事奉大国，大国以德相待，小国就以人道相事；不以德相待，那小国就像鹿一样，无奈之下就只能铤而走险了，急迫关头就顾不得做选择了啊。贵国的责备没有止境，我们也知道不免灭亡了，只好把敝邑所有的军队集中起来等在儵地，听凭执事的命令。鄙国的先君文公在二年六月壬申，去齐国朝见。四年二月壬戌，为齐国侵袭蔡国，也和楚国达成和议。处在大国的中间而屈从于压力，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吗？大国如果不加谅解，我们也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你们的命令了。”
这段记录里，郑国的子家，即此前提到过的公子归生，从身份对等角度猜测，应该是当时郑国的行政首脑，所以才会写信给赵盾。执讯，即负责传递邮件信息的官员。这封信里所有的纪年，显然都是郑国纪年，提到的三年，即郑穆公三年，对应的是鲁文公二年，后面提到的“文公二年六月壬申……四年二月壬戌……”指的是郑文公纪年，对应的是鲁庄公二十三年和鲁庄公二十五年。提到的侯宣多之难，在《春秋》和《左传》都没有提到，但《左传》在鲁僖公三十年，解读《春秋》“晋人、秦人围郑”记录的时候，提到了“郑石甲父、侯宣多逆以为大子，以求成于晋，晋人许之”，说明郑穆公上位得益于侯宣多，应该是郑穆公即位之后，侯宣多恃宠专权，后被郑穆公诛杀。“寡君之嫡夷”，指的郑穆公的太子，字子蛮，即后来的郑灵公。“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说明郑国当时也确实有重大外事活动需要事先向楚国报备，取得楚国的首肯。“往年”，即去年，指郑穆公十七年，鲁文公十六年。“烛之武往朝夷”，说明当时郑国的太子是在晋国——至于是不是为人质就不好说了。“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这句话固然有一定的夸大成分，但也是事实。当时郑国西北毗邻晋国，西南部与楚国接壤，东南部与陈、蔡接壤，而陈、蔡两国再往南都大范围与楚国接壤，从地理位置上而言，晋国要影响陈国和蔡国，确实是必须通过郑国的，可以说郑国替晋国监视着陈、蔡也不为过。
“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这句话是对前面郑国努力交好晋国的概括总结。在位之中，意思是指郑国当时的国君郑穆公在君位时。“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是因为晋国在此期间经历了晋襄公和现在的国君，每一次晋国国君更替，郑国的国君都前往朝见，礼数上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说明郑国从太子到大臣，在此期间也多次主动前往晋国进行交流访问以图增强两国关系。“蔑以过之”，意思是说小国事奉大国，能做的也就这样了。“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显然指代的就是这次扈之会郑穆公遭晋灵公羞辱一事。“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就是告诉晋国，你们这样做，是把我们郑国往死路上逼啊。
“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字面意思是，头部也有畏惧的，尾部也有畏惧的，则身子能有多下可以支配。在这封信里的意思是说，郑国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利，上有晋国压力，下有楚国威胁，所以做事瞻前顾后。我们今天还说“畏首畏尾”，典故出处即在此。
“鹿死不择音”这里的“音”，通“荫”，意思是鹿死的时候是没有能力去选择死在何处的。“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这就是摊牌了，大国对小国以德，则小国事大国以礼；如果大国欺负小国，那我们就像临死前的鹿一样，没有必要非要固执地选择晋国来作为我们的庇护了——言下之意是你们逼急了我们就坚决投靠楚国了。“铤而走险”的出处即是此。
“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就是指斥晋国太过分了，对郑国的责难没有止境，逼得郑国要亡国了。“将悉敝赋以待于儵，唯执事命之”，这就是下战书了，悉敝赋，即举郑国之军力物力。儵，在郑国和晋国的边境。这句话就是大不了咱两家鱼死网破战一场吧。跟着拿郑文公时代事举例，再次佐证一下郑国有郑国的无奈。最后这句“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则是总结陈词，大国施加压力命令我们，我们委曲求全，你们还得寸进尺，那我们没有退路了只好不退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这封信，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控诉，把郑国的无奈与委屈清清楚楚告知晋国，最后甚至有威胁的成分在，如果晋国太过分了，那不好意思，逼急了我们真彻底倒向楚国，甚至不惜与晋国一战。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掂量掂量吧。
这封信传递给赵盾后，显然达成了预期的效果。晋国果然做出了妥协，对郑国的态度大为转换。《左传》这里的第二段记录即是晋国收到这封信之后的反应。晋国派巩朔去郑国表示和解，赵穿、公婿池作为人质。巩朔，是晋国的大夫，也称士庄伯、巩伯。赵穿和公婿池则在之前的《左传》记录里已经出现过。这次是收到郑国信之后，晋国主动派使者前往郑国冰释前嫌，缓和两国关系。正常情况下，郑国如果愿意缓和关系，也要派使者前往晋国，甚至为表示诚意要如晋国一般派出人质入晋的。是否如此，我们暂且放下后面再说。
回到《春秋》，这年秋季的记录只有一条，“秋，公至自穀”，显然还是齐鲁两国国君榖地会盟的后续。这条记录三传都未关注。但是《左传》在这里记录了一件秋季发生的另外事：
秋，周甘歜败戎于邥垂，乘其饮酒也。
意思是说，这年秋季，周甘歜[chù] 乘戎人喝醉酒的机会,在邥[shěng]垂打败了戎人。
甘歜，显然是周王室的大夫。邥垂，杜预注释说在河南新城县一带，则应该大致在今天的河南伊川一带，提到的戎人，恰好也与《左传》在鲁僖公二十二年说的，“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一事对应上了。
到了冬季，《春秋》的记录也只有一条，“冬，公子遂如齐”，显然这次外事活动是进一步想巩固齐鲁之间刚达成的和平协议。
《左传》对这年冬季事宜记录如下：
冬十月，郑大子夷、石楚为质于晋。
襄仲如齐，拜穀之盟。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第一段记录，是说这年冬季十月，郑国的太子夷、石楚去晋国作为人质。
这显然是郑国对晋国巩朔来和解做出的积极回应。既然晋国做出了让步，郑国也见好就收，晋国的赵穿、公婿池来郑国作为人质，相应的，郑国就也送去了太子夷、石楚去晋国做人质。两国关系这个时候才彻底得到了缓和。
在这里插一句，晋灵公时代以来，晋国在很多事情上的表现，其实真的让人不敢恭维，作为执政卿的赵盾，确实有必要好好反思反思。
第二段则是对应《春秋》的公子遂如齐。意思是说，襄仲去齐国，拜谢齐鲁双方在穀地结盟。回来后给鲁文公报告说：“臣听说，齐国人打算要吃我们鲁国的麦子。不过以臣之见，这可能办不到。齐国国君说话无远大志向（偷，即苟且，无远志）。当初臧文仲曾说：‘人民的国君如果苟且无远志，必然不会长久啊。’”
臧文仲去出访齐国，齐国人还告诉他说要“食鲁之麦”，这意思是就是等你们麦子熟了我们还要攻打鲁国啊，这说明齐国并未真心愿意与鲁国和平相处，也说明此时齐国还是有点狂妄跋扈。臧文仲观察后说齐国这个大话恐怕实现不了，甚至齐懿公恐怕命不长久——这让我们再次想起哈雷彗星引发的那个著名预言。具体何时应验在齐懿公身上，我们来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