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读书笔记
原书作者：马克·莱文森
1948—197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后，世界经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战后经济发展的神奇轨迹在1973年达到了顶点。从1973年开始到20世纪末，日本、北美、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热闹的繁荣景象被惨淡经营所取代。本书以1973年为立足点，全景式复盘战后世界经济起落的50年，并解析战后世界经济空前繁荣，及其未能持续和再现的原因。
通过这些历史案例，作者试图指出，没有什么措施能够帮助世界经济恢复繁荣。政策性工具往往能够起到短期效果，但经济刺激的作用终将消退。经济奇迹确实存在，但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点，经济增长都是缓慢的，生活水平在周期中逐渐提高，有突然爆发的经济高点，也有工人流落街头的经济衰退。无论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比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所支持的主张，还是国家主义改革，比如弗朗索瓦·密特朗所采取的措施，都被证明无法改造现实。
经济的长期增长与高生产率密切相关。虽然作者没有明确指出，但我理解作者认为的政策之外的无法操纵的引导经济增长或衰退的力量，就是周期。有时候祖辈的光辉可能并不在于他们多有远见、多拼搏、多有智慧，或许只是因为他们青壮年时正好经济周期向上，他们的成功或许仅仅是时代赋予的。本书有一句话非常在理：之前缔结的社会契约是强制孙辈给祖辈送礼物。面对周期与时代，我们都该敬畏。
本书虽然记录历史，却总能偶尔照进现实。今时今日美国狂加息抑制通胀与20世纪70年代时十分相似；2016年世界经济下滑后的政治向左转也能找到20世纪70年代的魅影；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同样对日本采用过；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阻止价格上涨被历史证明无效但仍然在频繁被使用。唐太宗所说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大抵如此。
最后谈一谈全要素生产率。一般认为，技术创新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去的几轮康波繁荣期都伴随着技术进步，例如工业革命、电力和汽车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等。对技术创新，作者在书中写道：“虽然某个政府行为或某项技术创新可能给整整一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但是两者间的联系在当时往往并不明晰——而且，不同时间或不同情况下的类似政策或创新可能根本无法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有一些创新，只能在互补性的发明出现之后，才能发挥经济上的效用。移动电话在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普及，但很多相关的核心技术早在2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彩色电视机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美国销售了，但是问津者寥寥，直到十年之后色彩编程得到了广泛运用。即便是成熟的技术，也需要时间才能慢慢普及——高效锅炉只有在旧锅炉被替换后才能提高能源的效率。”我们目前处于康波的萧条期，萧条不会一直持续，复苏总会到来。下一波驱动康波周期回升的技术创新可能是AI，目前这个技术已经存在，下一步就是等待商用，发挥经济上的效用，驱动世界经济走出萧条，走向复苏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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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文章摘录，很长，别看。
战后初期，在一片废墟和混乱之中，没有什么比经济增长更加重要。
生产率的急速提升在战后给经济带来了健康的收益。而利润越高，工人的工资、股东的分红、企业的纳税以及在新产能上的投资也会相应地提高。正是这一良性循环缔造了黄金时代的辉煌。但是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石油危机爆发的1973年10月，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缓已经给全球经济的长期繁荣画上了句号。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并不是生产率困境的罪魁祸首。它只是在已经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生产率水平上压下了最后一根稻草。高油价威胁到了以低油价为前提而建设的整套工业基础设施。政府和中央银行都知道，或者他们都自以为知道，如何使用“传统的经济管理方式”——提高或降低利率、税收和政府支出——引导经济回归健康。然而，当问题变成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时，经济学家的工具箱就令人尴尬地空虚了。
第一章：
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的爆发给各大洲的军工厂带来了大批订单。经受了延续多年的破坏性打击，历尽低迷与绝望，世界经济终于开始重现繁荣。而繁荣是可以自我持续的——恢复生产的工厂开始大量招工，购买力提高的工人又对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产生了新的需求。
海勒断言，在更好的统计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经济模型将帮助政府精准预 测出如何调整支出和税收以消灭失业率，而且还不会推高通货膨 胀。海勒称这一理念为“新经济学”。
第二章：
1967年，席勒的魔法四方正式写入法律，将促进增长、消除失业、避免通胀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确定为政府的法定义务，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之内。根据席勒对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原则的解读，各国政府开始以实现“经济总体均衡”为目标制定预算。
直到此时，席勒才不得不勉强承认，所谓的魔法四方不过是技术统治论者的幻想。在政府1967年定下的五年计划中，仅有失业率一项的表现符合预期。魔方四方的其他三个方面，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国际收支差额都固执地拒绝接受政府的指导。
长时间的繁荣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相信政府具有保持经济稳步前进、给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
在发展中国家，由数百万工人和企业主分别投票选出的代表比指定代表更能代表人民的偏好的观点并没有受到广泛认可，在那里，代议制民主很少能够平稳运行，管理国家的往往是独裁统治者。
这场中央集权运动的精神教父是一个无国可归的人，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普雷维什虽然在世界金融中心地区默默无闻，但在发展中国家却是经济学家中的超级明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政府应当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他比其他任何经济学家都更有影响力。
他发现，阿根廷比欧洲更容易陷入经济周期，因为它对国外借款的依赖程度高，而且它的经济单一、由资源驱动。
这篇演讲对自由贸易原则进行了抨击——尤其针对国际贸易的经典理论，即每个国家都应该生产本国最具优势的产品，然后通过交换来满足其他需要。普雷维什说，这种理论对于发达工业国家来说或许正确，但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这些国家无法通过传统贸易走向繁荣。大量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并不能使边缘国家富足起来，因为从长期来看，相对于从境外买回来的工业品来说，出口品的价格是下降的。他们就像困在一台跑步机上，为了买回相同数量的进口机械和药品，不得不产出越来越多的铜或者香蕉。
“生产效率提高给边缘国家带来的收益，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工业国家的程度。”他说。他坚信，提高生产率，需要边缘国家建设强大的制造业。“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国家从技术进步中获益以及逐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一种重要手段。”
想要脱离轨道，他建议，边缘国家应当对经济发展进行周密规划，包括确定哪些国内制造业最具发展前景，然后制定进口限制措施，以保证包括境外公司在内的投资者在销售国内制造的产品时能够盈利，而不是让本国产品被更加物美价廉的进口产品打败。这种特意用本国产品取代进口产品的政策后来被称为“进口替代”。
如同在卡尔·席勒的德国，还有墨西哥、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一样：所谓政府计划可以促进繁荣、提高生活水平的观点，被证明不过一场残忍的骗局。
第三章：
美联储忠诚地支持了约翰逊的政策，始终将短期利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以确保政府能够用较低的成本借债支付战争。从短期上看，这一政策组合有效地保障了就业率，工资水平也快速提升。但它同时也推高了消费品和劳动力需求。物价不断抬升，蚕食着工人工资和养老金。
20世纪70年代初，伯恩斯掌管的美联储采取紧缩政策以图遏制通胀；几个月之后，政策来了个大逆转，货币政策不断放松，以求降低失业率。1970年5月，伯恩斯向尼克松发出警示，他认为仅使用货币政策这一种工具抑制通胀将会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并敦促后者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物价和工资，但并不对其进行管控。远观这场光怪陆离的经济喜剧，不难得出结论：华盛顿不愿支付抑制通胀的政治成本。在1971年上半年短暂下降之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开始直线飙升。
为了扑灭这场急火，各国政府纷纷转而采取一种神奇的反通胀政策，这种政策既不会激怒选民，又不会影响汇率，那就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阻止价格上涨。挪威在3年之内发布了3次价格冻结政令。奥地利向抬高价格的企业征收重税。比利时命令企业在涨价之前通报政府。西班牙授权市政府决定本地的食品价格。英国冻结了物价、工资、房租，甚至股息。加拿大设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对工资和物价上涨进行审核。就连美国也加入了进来。央行官员通常会对政府的价格管控嗤之以鼻，无论是一袋水泥还是一杯咖啡，价格都不应该由政府决定。但是1971年8月15日，在伯恩斯的支持下，尼克松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声明，美国将连续90天冻结物价和工资。除此之外，总统还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国政府将无法再用美元从美国兑换黄金——这在后来被称为“尼克松冲击”。
管制施行的时间越长，积累的不满就会越多，选民们开始质疑为什么有些工人的工资增幅要高于其他工人，以及为什么政府允许某些商品涨价但又不许其他商品效仿。物价压力也不断累积，管制一旦放开，价格就有可能直冲云霄。
1971年年底，伯恩斯在尼克松的压力之下，呼吁在1972年大选之前降息，提振萎靡的美国经济。他在美联储的同事，大部分是由尼克松的民主党前任任命的，一致同意降低利率以促进就业，国会中的要员也支持这一决定。他们中的大部分相信，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逆向相关，这在当时已经成了普遍的认知。
但是该来的总是会来。正如经济学家们喜欢指出的那样，货币政策并不是央行管理者用来开启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的开关。它的影响是逐步显现的，滞后的时长也不可预知。1971年年末和1972年年初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实施了几个月之后，物价和工资的波动才开始显现。等到尼克松连任之后，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都开始飙升了。
第四章：
环保法规最终带来了广泛的收益，包括公众健康和环境清洁等方面。但它也让企业将投资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安装污染控制设备，而不是建设新的厂房和购买机械设备。随着世界经济的黄金时代走向终结，这将成为增长所要背负的另一项负担
第五章：
菲利普斯曲线是新西兰籍经济学家A. W.“比尔”·菲利普斯提出的，旨在说明各国的一项基本经济权衡：如果国家想给每个人都提供工作，就不得不接受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如果想降低通货膨胀率，就不得不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承受失业率的上升。菲利普斯所用的数据都来自英国，但是高通胀率是充分就业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的观点，很快被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奉为圭臬
第六章介绍了巴塞尔协议
第七章：讨论了大通胀时期的价格管制，短期价格得到控制，但长期助推通胀且无效率。
“我们的政府，”西蒙说，“对能源市场中短期资源的有效配置设置了最大的障碍，并打算持续设置障碍。”福特将讨论的范围扩大到了政府在各个领域的行政管制，并将管制列为把通胀率推高到1947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的原因之一。
价格和市场准入方面的法规保护了运输企业的利益长达数十年之久。票价高和效率低的弊病已经根深蒂固，不仅对交通系统的使用者造成了负担，也拖累了整个经济。
国会在1980年通过法案，解除了对银行存款利息的管制。令人料想不到的是，这项改革带动了金融行业的巨大发展，同时也剥夺了政府决定哪个经济领域更应该得到信贷的权力。
放松管制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并非没有代价。存贷款利率的自由化让美国的银行业更加不稳定了，致使上千家专门从事住宅抵押贷款的储蓄贷款协会在1986年到1995年间倒闭。纳税人不得不为绝大多数损失买单。
第八章：主要讨论日本在那个时期的历史，贸易保护和后果
1973年，日本还是一枚璀璨的国际巨星。但到了1974年中期，日本的经济表现已经比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差，社会稳定也受到了威胁。
在代议民主制社会中，没有任何政府能够被动接受某个行业的整体消亡，以及随之产生的大量失业。挽救衰退行业的政治压力是巨大的。美国、加拿大和西欧诸国在面对制造业危机时，第一反应都是扶植地方工业并保住工人的饭碗。
更加通行的做法是利用1974年贸易法，加强关税或者配额限制，提高进口品的价格，事实上就是迫使美国消费者为保留不必要的制造业工作机会买单。
1979年，克莱斯勒，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中规模最小的一家，濒临破产。它质量低劣的口碑让买家却步，而且它的生产线中没有一款是当时需求最旺盛的小型汽车。该公司和汽车工人工会向华盛顿求助，声称克莱斯勒的倒闭将造成生产线和部件厂的20万工人失业。经过激烈的争论，国会同意为一笔15亿美元的贷款提供联邦担保，来维持公司的资金运转。这笔贷款避免了克莱斯勒立即倒闭的命运，但是解决不了该行业面临的更大问题。1980年可能是美国汽车制造史上最为困顿的一年，汽车工人工会和福特公司依据1974年贸易法提起申诉，声称日本进口品对美国汽车业造成了严重损害，要求对其进行制裁。国际贸易委员会驳回了这项请求，认定贷款利率过高和美国企业缺少小型车辆的生产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不是来自日本的进口。但是，随着美国国内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生产商在1980年的危机中裁员了近30万人，汽车产量也下降了四分之一，到了1980年11月前夕，对政府介入的呼声已经相当高昂，不容忽视。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对峙中，卡特总统，虽然曾公开反对就进口车辆制裁日本，此时却改变了立场。他的竞争对手，罗纳德·里根，骄傲地宣称自己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却对一名底特律的克莱斯勒工厂工人说，汽车行业的情况特殊、不能一概而论。里根认为，美国政府“无论如何也要说服日本，让他们明白，为了日本自己的利益，也要放缓向美国出口车辆的节奏，直到我们的汽车工业恢复元气”。
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测算显示，1984年间，日本的出口限制为美国提供了44,100个工作机会，但汽车买主却因为高价而多支付了85亿美元，平均每增加1个工作机会的成本是19.3万美元——大约是美国汽车工人平均工资的6倍。
全球经济受到低生产率增长困扰的时期，多数国家的结构调整政策有组织地辅助了毫无增长潜能的夕阳产业，而不是更有活力、更具创新性的新兴产业。其最终结果就是加剧了生产率的衰退，而非终结这一现象。
第九章：关于贫富差距的扩大
马克思对他所处时代的解读是正确的，库兹涅茨说，他错在将其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永久性特点。
每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形势都有所不同，但工资增长速度降低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却是全球性的，所有富裕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是指，支付给在职工人的工资收入，除以在职工人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通俗地说，就是一国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用于支付工资的比重，而不是支付给资本所有者的分红或者利润，也不是政府提留的税收。劳动收入份额并不是对于工人收入的精准测算，因为很多工人也有资本收入；小企业的所有者可能每周仅领取少量工资，他还能分享公司的利润，如果有的话。而对于广大工人来说，资本收入往往很低——储蓄账户上得来的几块钱利息、员工股份的些许分红。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对于研究工人相较于资本所有者的整体收入情况，是有所帮助的。
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下滑，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某个国家，而是遍布了世界各地。下降的趋势起于1974年的美国和联邦德国，一年以后传到了日本和英国。1976年出现在澳大利亚，1978年到加拿大，1980年前后到了意大利和荷兰。到了90年代初，就连芬兰和中国也开始经历类似的变化。
关于这场全球范围的劳动收入份额下滑，经济学家能够给出的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技术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技术革新减少很多工作需要的人工数量，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高失业率有着直接的责任。
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现代经济对于工人技能组合的需求。自动化导致技能和手艺贬值，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的议价能力也相应下降。
在20世纪50年代，电信工人的罢工就意味着电话无法接通，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将受到影响。而到了80年代，大多数的电话用户都不会对电信工人的罢工有所察觉，因为他们接受的服务并未受到影响。
第十章：福利
20世纪70年代的前5年里，联邦德国的政府支出提升了93%，而经济增长仅有52%。在西欧，到了70年代末，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包括一些医疗项目和高等教育——相当于经济总量的近六分之一。
20世纪70年代的前5年里，联邦德国的政府支出提升了93%，而经济增长仅有52%。
第十章：向右转（保守党的崛起）
不可治理性，这个词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含义更多是与政府瘫痪而不是社会的不稳定性相关。据说，这是两项根本性社会变革的结果。其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繁荣让普通人也有机会和勇气发表自己的意见。人们不再盲目地追随教会、工会或者行业协会的指导；与之相反，他们会自行判断什么样的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另一项转变是，政府已经增重成了庞然大物，其提供的服务和补贴直接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人们也因此更加关注它的一举一动。
福利国家的福祉已经被当作了公民的天赋之权。人们曾对政客许诺的各式新鲜福利心怀感激，而此时，他们拒绝任何可能减损他们既得利益的改变，无论是在绝对收入上还是相对收入上。
福利国家政策对公众许诺的不仅仅是稳定提高的生活水平，更包括社会公平的改善。而这一承诺，也成了经济萧条的受害者，因为政府掌握的流动性不足以补偿所有自认为处于弱势的群体。
政策越倾向于消除阶层分化和收入差异，人们就越容易因为现存的不平等现象而群情激奋。
随着有广泛群众基础、表达群众普遍关切的大型组织逐步失势，有着狭隘目的的小型团体愈加得志，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已经在渐渐瓦解。这种转变的原因使用简单的算术就能解释。如果某个大型组织的成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由此改变政策所能带来的利益平均下来就很少。而加入某个小型团体，专门为特定目标奔走，如果该团体在相应事项上成功地左右了政策制定，每个人能得到的好处都会大大提升。按照这一逻辑，对于一名心脏外科的医生来说，加入心脏病联合会进行游说所能带来的利益，远远要高于加入泛泛的大型医生联合组织，因为后者还要同时关注过敏科医生和肾病专家的利益。就奥尔森看来，真正的危险就是，这些小型团体会把目标简单定义为保护成员的眼前利益。代表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大型组织能够以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为了公众的福祉，愿意接受短期的挫折。但是大型组织正在节节败退。
大型组织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因为他们知道，自由贸易能够刺激经济的整体增长，即便某些产业和部分工人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小型团体的视角就狭隘得多了。一项降低鞋子进口关税的贸易协定，全国劳工联合很可能会支持，但是鞋业工会几乎肯定要反对。
但事实上，接连传出的丑闻让很多远远谈不上反动的选民开始反省，一个要求工薪阶层交纳一半以上的收入，并且严厉惩罚小型企业和个体生意的税收体制，到底谈不谈得上公平正义。
1976年初，世界范围内需求的下降和国内的高人力成本拖累了瑞典的出口贸易，整个经济开始转向收缩。
第十一章：撒切尔
央行的主要职责就是通过调整短期利率和银行监管政策，引导储蓄者和银行增加或者减少储蓄，以使货币供给量增速与目标相符。央行不应该基于现实事件改变货币政策，无论该事件是一场导致商业体系瘫痪的暴风雪，还是某个月贸易赤字的激增。央行的目光应当完全集中于货币供给量。
货币学家的观点是，无论政府还是央行，都没法保证每个公民都能找到工作而且工资持续上涨。除了通过稳定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之外，降低失业率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干预就业市场。规定最低工资可能导致企业不愿雇用部分有超额价值的工人，而慷慨的失业补助又让一些无业者宁可在家领取救济，也不愿四处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大型政府工程确实能在短期内创造就业机会，但是政府赤字的扩大又会导致货币供给量增长过快，央行不得不通过提高利率进行控制，结果还是打击了私人企业部门的投资活动。
撒切尔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经济衰退的最后反抗。
撒切尔的正直秉性和直言不讳的态度，以及扫清一切障碍、打倒对手、实现目标的强硬性格，在这个重视风度、避免直接冲突的国家里，无疑让人感到有点不安。但是撒切尔生性乐观，坚信英国将再次充满活力并繁荣起来。这种乐观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第十二章
法国的经验似乎证明，国家对于经济领域的严格管控，包括将工业和金融业收归国有，并不能创造经济上的奇迹；而且没有哪个国家，即便是像法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可以在不遵循金融市场规律的情况下操控汇率，投资者们自会对汇率和税收政策做出判断。
供给学派关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放缓应当归咎于高累进税，以及对富人减税能够促进经济复苏的说法并未得到验证。同样未经证实的观点还有，降低税率会让躲在地下避税的资金重新回到阳光之下。
第十三章
事实上，里根在第一个任期内经济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他对沃尔克的坚定支持，没有这种支持，美联储很可能迫于政治阻力而无法将美国经济从通货膨胀中解脱出来。
供给学派之前的论断——只要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人群经济状况更好，自然会给低收入者带来繁荣和福利——并没有得到证实。
放松金融管制和高利率，让企业更倾向于把资金投入到快速扩张的信贷市场，专注于用钱赚钱。这一转变“采取的形式是非金融公司从对工厂和设备的长期投资中撤回资金，并将资源转移到金融市场之中”。
第十四章
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北美和日本的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为了取得竞争优势，他们争相提供优厚的贷款条件，贷款利率一降再降。长达数年的期限给了借款人从容腾挪的时间，他们大可以先大胆地使用贷款，在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并提高税收后，再考虑偿还问题。
1973—198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4.6%的强劲经济增长率——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境外贷款专供特权阶层享乐，而非用于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或改善农民的生产状态。也有些贷款支持的项目出发点很好，但受援国政府缺乏达成最终目标的能力，比如建造了学校却没有足够的师资，建造了诊所却缺少药品等医疗资源。
发展中国家的大批违约对银行来说同样难堪。还款一旦出现延迟，银行就不得不将这部分资金计入“呆账”或者“坏账”，正式确认资金的损失。美国九大银行持有的发展中国家贷款金额高达其资本金的3倍之多，德国的银行也在东欧各国投入了大量资金。哪怕这些贷款中只有一小部分被计入坏账，银行都将面临破产危机。
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难逃劫数。很多政府通过存款保险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如果大银行倒闭，他们就不得不动用财政收入来偿付存款。但大银行倒闭引发的潜在风险远不止于偿付存款。1982年，世界经济尚处于脆弱之中；通货膨胀终于得到遏制，但在许多发达国家，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如果银行无力向希望扩大生产的企业提供贷款，以及为打算买房、换车的家庭提供信贷，经济就很难复苏。而且，由于银行之间不断进行拆借，一家银行的倒闭很可能会拖垮其他银行，至少会削弱这些银行贷款能力。美国银监机构担心伊利诺伊州大陆银行——该国第七大银行，在多年的放任经营之后，已经濒临崩溃。
就在墨西哥的贷款协议签字盖章之时，巴西政府发出通知，他们也需要IMF帮助重组债务。巴西出现危机让各国金融人士大感吃惊，因为此前并没有明显的问题暴露出来。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来说，出口的繁荣并没能驱散危机的阴霾。增加的出口和不断延期的重组贷款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免于彻底的债务违约，但是普通人只感受到了经济的紧缩。工资大幅削减，原本已经捉襟见肘的生活水平还在持续降低。
债务国的资金流出大于资金流入，缩紧投资是唯一的选择。投资的下降带来了实际的后果：将粮食从农田运输到市场的道路建设减少了，为偏远地区送电的输电线路减少了，教育下一代的新学校的修建也减少了。
如果私有化只是把国家垄断企业变成私人垄断企业，这对经济发展来说没有一点意义；如果打开国门后，境外投资者要不断与索贿成风的腐败官员周旋，开放本身也起不到什么效果。
第十五章
生产率增长的萎靡导致工资降低和经济的普遍不景气，其因果联系是很好理解的。但是生产率的增速为什么会下降，以及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态，却没有明显的答案。
在1960年至1973年的13年间，美国的多重要素生产率——一种综合考虑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标准——增长了34%。而在1973年至1986年的13年间，该指标仅仅增长了7%。
没有政客愿意承认，但真相就是，没有什么措施能够帮助世界经济恢复繁荣。政策性工具往往能够起到短期效果：税收返还和下调利率能够迅速给衰颓的经济注入活力。同样，放松银行贷款也能掀起消费热潮，给人们带来一时欢悦，正如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经历的那样。但是，经济刺激的作用终将消退，经济的长期增长与高生产率密切相关。
移动电话在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普及，但很多相关的核心技术早在2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有一些创新，只能在互补性的发明出现之后，才能发挥经济上的效用。彩色电视机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美国销售了，但是问津者寥寥，直到十年之后色彩编程得到了广泛运用。即便是成熟的技术，也需要时间才能慢慢普及——高效锅炉只有在旧锅炉被替换后才能提高能源的效率。
随着各国生产率增长的放缓，普通公众的愤怒情绪日积月累。因为政府没能实现它所承诺的繁荣，最终这种愤怒通过令人不安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仇视移民，认为是他们导致了工作的稀缺；强烈反对税收，哪怕是用于维修道路和公共设施；无情批判曾经引以为豪的公共服务，比如学校和健康计划。更严重的是，生活水平难以改善，大量对实现不满的选民转而支持与主流观念相左的极端政治派系。
之前缔结的社会契约是强制孙辈给祖辈送礼物。
黄金时代是一个非凡的时代，赶上黄金时代的一代人拥有绝佳的机会。经济奇迹确实存在，但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点，经济增长都是缓慢的，生活水平在周期中逐渐提高，有突然爆发的经济高点，也有工人流落街头的经济衰退。无论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比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所支持的主张，还是国家主义改革，比如弗朗索瓦·密特朗所采取的措施，都被证明无法改造现实。
黄金时代的开始毫无征兆，终结也突如其来。虽然某个政府行为或某项技术创新可能给整整一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但是两者间的联系在当时往往并不明晰——而且，不同时间或不同情况下的类似政策或创新可能根本无法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降低对资本的征税、削弱工会、限制企业兼并、鼓励或阻挠成立大型银行——这些措施在某个时间点可能会提高经济效率，但在另一时间点则可能带来负面效果。明智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将推动经济走上高速增长的轨道——这种希望恒久不变，但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