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筮的边界在哪里？——读《左传》有感
上周六，春秋发微群沈老师分享鲁襄公八年-十三年研读，“兆云询多，职竞作罗”一句，引我深思，不吐不快。就此做了一些深入研读。
春秋时代，卜筮是极为普遍的决策方式。国家遇有大事，常以龟甲、蓍草占问吉凶。《左传》中记载的卜例数量可观，涉及战争、外交、立嗣、迁都等诸多方面。然而，在卜筮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左传》保存了两段极具思辨色彩的言论。它们并非否定卜筮本身，而是试图为卜筮划定一条适用的边界：卜筮之用，在于决疑；反复占问，则自陷罗网。这是先秦理性精神在具体决策中对神占之事的节制与限定。
一、卜以决疑：卜筮的本义（《左传・桓公十一年》）
原文：莫敖曰：“卜之？” 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 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
鲁桓公十一年（前701），楚国莫敖屈瑕将与贰、轸两国结盟。郧国在蒲骚驻军，准备联合随、绞、州、蓼四国共同袭击楚军。莫敖屈瑕对此深感忧虑。楚大夫斗廉分析形势后提出方略：郧人驻军于其城郊，必然疏于戒备，且日夜盼望四国援军到来。若楚军先在郊郢布防以御四邑，再以精锐之师夜袭郧军，郧军心怀疑虑而倚仗城池，必无斗志。郧军一败，四国必然离散。莫敖仍不放心，想要向楚王请求增兵。斗廉回答说：“师克在和，不在众。” 军队取胜的关键在于内部团结，不在于人多。莫敖于是说：“卜之？” 斗廉便说出了这句名言：“卜以决疑，不疑何卜？”
斗廉并非反对占卜。他反对的是在事理已经明晰、方略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仍然求卜。他说“卜以决疑”，承认占卜的功能就是解决内心的疑惑；紧接着说 “不疑何卜”，点出此刻并无真正的疑惑 —— 战局已经看清，对策已经定下，剩下的只是执行。如果此时再求卜，便是把本可依靠理性判断的事情交付给兆象。吉凶卦辞一旦出现，反而可能扰乱心志，动摇既定谋划。
值得留意的是斗廉说这番话的具体语境：莫敖并非真的“有疑” 于战局本身，他是在斗廉已经给出清晰判断之后仍然不安，这种不安更多是心理上的犹疑，而非事理上的不明。斗廉的回答，实际上是在区分两种 “疑”：事理之疑，可用卜；心气之疑，则当以理性与决断来克服。这一层区分《左传》未明言，但从斗廉先陈方略、再拒占卜的次序中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时期人文理性对巫术占验的节制。
二、兆云询多，职竞作罗：多卜之戒（《左传・襄公八年》引逸《周诗》）
原文：子驷曰：“《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谋之多族，民之多违，事滋无成。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
鲁襄公八年（前565），郑国夹在晋、楚两大强国之间，国内对于应当依附晋国还是楚国争论不休。子驷、子国、子耳主张顺从楚国，子孔、子蟜、子展主张等待晋国。子驷引用古逸《周诗》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此篇不在今本《诗经》，为先秦逸诗，杜预注称 “逸诗也”。
子驷的处境相当紧迫：楚国子囊率师伐郑，讨其侵蔡之罪，郑国面临军事压力。他引用这两句诗，用意是说：等待黄河变清，人的寿命能有多长？世事紧迫，不可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
“兆云询多，职竞作罗”，杜预注：“兆，卜。询，谋也。职，主也。言既卜且谋多，则竞作罗网之难，无成功。” 据此，字面意思是：卜兆与谋议反复多次，反而会竞争着编织出罗网一般的困境，使人无法成功。
需要稍作辨析的是“职” 字。杜预训 “职” 为 “主”，但《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 “职竞由人” 之句，其中 “职” 多训为 “只” 或 “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于此句指出，《大雅・桑柔》“职竞用力”、《小雅・十月之交》“职竞由人”，与此逸诗凡三见，两句诗谓卜问实多，当是自作罗网而已。综合来看，“职竞作罗” 的 “职” 更接近 “专”“惟” 之义，“职竞作罗” 即 “专事于竞逐卜问，反而织成罗网”。无论取哪一种训释，核心意思是一致的：反复卜问、多方谋议，非但无益，反而自缚。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是对世事紧迫、不可久待的感叹。后一句直指卜筮的弊病：一事反复占卜，不断追问吉凶，便是自织罗网。
这一判断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层是决策层面的：反复卜问意味着决策迟迟不能做出，而局势不等人。郑国面临楚师压境，每拖延一日，处境便恶化一分。第二层是心理层面的：每一次占问都会新增一重吉凶挂念。见吉则盼，见凶则惧，心神被卦兆牵绊，进退犹豫，反而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罗网不是上天降下的，是人自己不断向外求问、反复追问，亲手编织出来的。
这与《左传・哀公十年》所记“卜不袭吉” 一脉相承。赵鞅帅师伐齐，大夫请卜，赵孟说：“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袭吉，行也。” 事不再令，指一件事不能反复下达指令；卜不袭吉，占卜不可重复求取吉兆。出兵之前已经卜过，不能因为中途有人动摇就再卜一次。“袭” 是重复、因袭之意，占卜不可重复，重复则失其本义。这与子驷所引逸诗，表达的是同一个道理的两个侧面：前者从 “多卜” 的角度说，后者从 “再卜” 的角度说。
三、义理综览：卜筮的两层边界
两条材料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判断。
正向界定（桓公十一年）：卜筮的正当用途，是有疑方卜。心中存疑、事理难明之时，可用卜筮作为参考。但若事理已经明白、方略已经确定，则不必占卜。斗廉并非否定卜筮，他否定的是“无疑而卜”—— 在理性判断已经完成之后，仍然以占卜来寻求心理安慰，这不是决疑，而是添疑。
反向警戒（襄公八年）：不可反复多卜。一事数占，不断求兆，吉凶之念缠绕于心，反成束缚。另有哀公十年“卜不袭吉”，同一道理：占卜不可重复，重复则失其本义。
春秋贵族并没有完全抛弃卜筮，他们仍然承认卜筮在疑难之时的参考价值。但他们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以卜筮替代人的理性判断，二是遇事便卜、反复求占，让吉凶预判捆绑人心。卜筮本是辅助，不可作为决策的主宰。人的思虑、情势的研判，才是根本。
《左传》这两段话，展现了春秋时代人文思想的觉醒。古人并非一味迷信占卦，而是很早就意识到卜筮有其适用范围。“有疑始可卜，多卜自为罗。”这一思考，直到今天仍有启发。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这两条材料讨论的是“卜”，即龟卜，而非 “筮”，即蓍草占卦。《左传》中 “卜”“筮” 常并称，但二者在先秦本属不同的占问系统。斗廉所说 “卜以决疑”，子驷所引 “兆云询多”，所针对的都是以龟甲灼兆来问吉凶的行为。其精神实质 —— 占问只用于决疑，不可替代人的判断，不可反复求问 —— 对卜与筮同样适用。《周易・蒙》卦卦辞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正是筮法中对同一原则的表述。“渎” 是亵渎、轻慢之意，初次来问则告，一而再、再而三地来问，便是对占问本身的轻慢，便不再告知。这与 “卜不袭吉”“兆云询多，职竞作罗” 所表达的精神，一脉相通。
参考文献
《春秋三传》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