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不要阻挡那光——《要有光》读后感
半年前，偶然在访谈节目里看到梁鸿新书《要有光》的主题对谈，那时候正好我独自带着小一木在云南小乡村里旅居，在完全陌生环境下的母女“相依为命”的绑定感，使我们刚开始的相处充满挑战，我整个人无法真正放松下来，导致我们俩在最初的一个星期，矛盾频发。好在一周后她开始去村里上幼儿园，我开始有了收拾心情和适应新节奏的空隙，在我自救似用一天时间读完了《你六岁的孩子》后，那么机缘巧合，我看到梁鸿老师的《要有光》。我迅速从网上下单，过了几天，再托村里去镇上办事的村民，帮我从镇里的快递站将书取回来。
小一木在幼儿园一天实际只在校四小时，再加上来回接送，洗洗刷刷的时间，每天白天我有两个小时独处，《要有光》看到第三天，有一天夜晚我陪着小一木一起挤在她的小床上睡着了，然后凌晨醒来，毫无睡意，就这样，我在无比安静的乡村夜晚，坐在小木屋的小床上，打开一盏床头小灯，将这本书看完了。
待太阳即将从山顶跃升起来之前，我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和一样沉重的眼皮，合上书，睡下。
这半年来我不遗余力跟身边的朋友推荐这本书，包括木木。这篇读后感，我不做书籍内容的过多分析，主要想讲讲自己看完书，以及结合现在关于孩子整体心理健康状况的一些思考以及作为父母的自省，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本书，阅读这本书，尤其是和我一样，家有小孩的父母。
在无数关于《要有光》的访谈里，梁鸿总被问到为什么会从一个写非虚构乡村纪实生活的作家，突然对孩子的教育感兴趣，我想梁鸿在整本书的前言里已经很好解释了她的这一转变根本的原因，有一年她到耶路撒冷的哭墙下站着，随着无数人无法名状的悲痛哭声，那一刻她感到：“我无法回应和触碰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我不知道怎么去爱，不知道怎么理解生命的本质意义，不知道怎么连接孩子，更不知道我们应当怎么穷其一生去应对我们生命内部的“恶”——由无知、懦弱和盲从化合而成的对孩子的压抑。”
第一部分：滨海
孩子是一根两头紧紧拉住的绳，绳的一端是学校，另一端是家庭。
滨海是化名，是一座实际上的二线海边城市，在那座城市里，有一个补习班，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差生补习班，但是补习班的老板兼老师阿叔，发现这些年越来越多因各种原因，无法上学的孩子来到这里，除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可以自由来去的学习场所，很多家长每周也会固定时间聚集到这里，聊一聊困惑的地方，孩子的情况。
渐渐的阿叔的补习班，变成了收容各种各样从心理乃至生理上，对学校排斥、无法与父母沟通、甚至对活下去都抱有怀疑态度的孩子的一个场所。
我们总在说，孩子们病了，孩子太脆弱了，可是无论从《要有光》中记录的滨海的孩子身上，还是从三联生活周刊家庭节目《我家孩子不上学》的系列纪录片中，我们都可以察觉，孩子只是家庭问题的一个表现者，而很大程度上来说，孩子都是家里病得最轻的那一个。
在阿叔补习班待了快十年的丰丽老师，她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最终选择离开阿叔补习班，她总结：孩子所需要的包容、耐心和真诚，没有一个家长做到，尊重更没有……家长的容忍度极低。一旦孩子成为差生，家长对孩子的爱就变得非常有限……和这些家长打交道，最能体现人性之残酷。
丰丽老师在补习班见证了人性的复杂和黑暗，颠覆了她对父爱、母爱的理解，也几乎摧毁了她对未来家庭生活的信心。
明明父母是最爱孩子的啊！相信很多父母包括我在内，都在心里认定过如果有一天用自己的命来救孩子的命，一秒都不会犹豫。可是，为什么那么爱孩子的父母，却带给孩子那么多有悖于爱的言语和行为呢？
我知道父母也很委屈，我又何尝不曾这样委屈过呢，将人生中那么大好的青春时光都给了孩子，蹒跚学步时我们耐心陪着护着，咿呀学语时我们尽心教着鼓励着，怎么慢慢到了后面，这些基于爱的表现，就开始变形了呢！
很多父母不解，我们小时候根本没有得到过父母那么尽心的陪伴，父母早出晚归，打个照面都不那么容易，更别说哪有什么陪写作业这回事。我们这一代父母不都好好长大了吗！
也许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也许当我们盘旋在孩子头顶无形的身躯——事无巨细去干预的那双手、时刻去提醒、指正的那张嘴以及像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摄像头的那双眼睛，能从孩子头顶移开，孩子会生长得更好吧。
孩子真的会因为没有了大人的监控和提醒，就不会去学习，并无法做让自己成长的事情了吗？也许我们想错了因果关系，是父母从一开始的不信任，使孩子渐渐内化了这样对自己的定义，是那些任何时刻都毫无预兆伸出来的大手，亲手折断了孩子原本要生长出来的翅膀。
滨海部分有一个女孩小夏，曾被爸爸当众打到昏迷，可是当阿叔初次询问是不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打过孩子，父母为了维持体面的形象，谎称从来没有对孩子动过手。丰丽老师说，她亲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家长在她面前说假话，他们美化自己的言行，在外面面前表现出的和自己面对孩子时做的，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必须承认，有时候作为父母对于孩子犯错时的反应，用"不正确的教育方式"来形容都太轻了，很多时候，那其中夹杂着更大比例的泄私愤。
即便像我这种已然在所有人看来对待孩子拥有无比的耐心和尊重的妈妈，扪心自问，那种因自身坏情绪而放大孩子过错，将怨气发泄在孩子身上的时刻，也是有的。
在孩子还未拥有独立能力的阶段，父母就是孩子的天，天压下来，他们根本无处可躲。
滨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张姝医生在多年临床经验以及十多年心理咨询师的经验总结：“父母这一代才是空心病人，能挣来钱，能获得一定社会地位就非常满足，但是，青少年和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父母要求的是功成名就，孩子想的是”我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更有意义。”
这种精神层面的追问会使得孩子用更多元和具有批判性思维去思考他们眼下的生活，而进入小学之后的教学方式还停留在一百年前的工业时期培养工人的方式里，社会对于成功人生的定义又越来越狭隘和单一。
生病的孩子，无法进入学校甚至把自己隔绝于父母的孩子，无一不是在学校单一的评价体系以及家庭中变本加厉的“完美要求”下崩溃的。
而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多体现在成绩优异的孩子身上。
在阿叔补习班的雅雅，从小学习优异，是所有人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可初中有一次她考了年级第一后，就再也无法完成考试这件事，她开始是心里害怕，害怕自己无法取得最好的成绩而让家人、身边的人失望，害怕继而变成了躯体反应，一旦考试她就感到头疼、手抖、视线模糊根本看不清题目，最后她甚至连学校都不能去了，一旦去学校，她的身体就不自觉开始有这些反应。
事后雅雅妈妈反省自己，她对雅雅的关注太多，所有事情都围绕着孩子，给孩子过多压力。其次就是她只关注雅雅的学习成绩，很少关注她的情绪。
我们这一代父母小时候，其实也没有被父母关注太多的情绪，有时候甚至吃喝拉撒都关注得不够，但是我们得好处是，没有被过度关注的同时，我们也比这一代孩子多了很多自由时间以及独自的空间，而恰恰是这些自由时间空间使我们得以喘息，心理得到放松和休息。
用很简单的比喻，凡事要有一个张弛有度，一根皮筋永远紧绷，总有一天会断，哪怕是一根32股的麻绳，两头紧紧拉着，不出几年也会断的。
更何况他们是拥有独立心灵的孩子。
心灵的成长和对于渴求世界万物充盈其中的脚步不会因为应对考试而自动延迟，我们的身体里没有一个按键可以按下让心灵为考试和大学让路，孩子们在单一的评价体系以及学校、家庭单一的评判标准中被压得喘不过气，孩子们丰盈的内心十来年如一日被关在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笼子里，得不到生命最需要的阳光和空气。
父母对孩子寄予过高的期望，不过是顺应社会的要求，人人都在强调弱肉强食。每一个父母并不是发自内心想要去做关住孩子牢笼外附加的铁锁，可世界竞争激烈，贫富差距拉大，学业压力以及家长自身的压力巨大，还有网络社交媒体等新事物不断鼓吹不切实际的容貌和成功标准，这一切让家长们焦虑不安。
焦虑的家长开始过度关注孩子成绩，过度干预孩子的日常生活，过度批评失败的孩子。将孩子栓在自己触手可及的两米之内，
亲子关系原本是能对孩子心理健康起到最大保护作用的关系，可如今却变成孩子心理创伤的最大隐患。
赞美不等于被看见
我们成为父母的那一天，一定都曾看着孩子小巧可爱的脸庞想过，一定要让他在温暖的、充满爱的家里长大，但是心理学家玛德琳·莱文在《反脆弱养育》一书中提出，温暖是有好温暖和坏温暖的区别的。
“好温暖”是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给予孩子的爱、理解和接纳，要给予孩子这样的温暖，父母需要花时间亲近孩子，细致入微地了解孩子。而“坏温暖”可能表现为过度参与孩子的生活，比如为孩子做他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对孩子来说，“坏温暖”会让他们感觉爱是有条件的。
当我们谈论原生家庭，谈论父母对于孩子童年所施加的压力和创伤，眼光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个家庭单位。父母也曾经是孩子，他们身上或多或少也内化了一些自己原生家庭中父母给他们带来的思维认知以及情绪创伤，尤其当上一代父母长大成人走入社会后，停止了学习和进步的话，就很难从自身局限里用更宏观的视角看待自己与下一代的关系和相处。
雅雅在自己的日记里提到：“我觉得我爸妈在教育上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尊重我，也许这是全中国家长共同的现象。他们没有真正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来对待，他们既不认真批评我，也不认真认可我……如果将来我有孩子的话，如果我想表扬我的孩子，我会很真诚地进行评价，观察孩子的细节，譬如孩子数学学得好，我会根据实际情况去表扬，基于事实和观察去表扬。”
哈佛大学的理查德·韦斯伯德指出：“自我的强大和成熟并非源于赞美，而源于被理解。”被理解被看见一定不是看到试卷上的高分时的赞美或者看到低分时的指责，而是站在孩子的视角去感受他们此刻的心情，真心为他们的努力鼓掌或者感受到他的沮丧而将他紧紧揽入怀中。
我们总会听到孩子在青春期时和父母大吵时的那句“你们根本就不理解我！”这句话在我青春期时也频繁出现过，那时忙碌的父母如果能有空闲坐下里和我吃一顿饭，最多就是问到学习怎么样？要如何如何努力等等。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个不上学的孩子，他们是不是就和我无话可说了。
和亲自带大我的外公不一样，无论我何时和他坐在一起，他永远有兴致与我谈论他从报纸上看到的新闻，从故事书里看到的故事，还有那些他反反复复和我讲了无数遍的那些他在乡野里的趣事。
外公和我相处时的状态，让我感到我是作为一个对他很重要的家人存在，而不是一堆分数的载体。
也是那些无数和分数无关的关于人性、人情和环境的探讨，引导了我内在自我的建立，形成了我后来长大成人后的价值观。
比学历更重要的关于内在自我的建立，很多父母在孩子踏入小学校门开始直至进入大学校门时，整整十二年的时间或许都未真正去帮助孩子建立完善的内在自我，而一刻都不得闲的孩子，在密不透风的管控下，又无法有空间生长出内在自我。
也许相比“坏温暖“，我们这一代人总感叹儿时家长都没有关注的”没温暖“相比，后者更好吧，至少后者让孩子有了自我成长的空间。
被理解被看见为什么对于孩子来说如此重要呢？换句话说，我们哪一个有着正常思维的成年人，不期待被自己最爱的人看见和理解呢？
重要感
如果孩子只有在听父母的话或者达到父母的要求时才“重要”，他们就不会体验真正的重要感。——《家庭很重要》
孩子作为独立的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在整个成年之前的塑造期被全盘否定和忽视，使孩子缺少重要感。
重要感是心理学家Isaac Prilleltensky提出的，他指出“元需求“，或者说是一个总括性概念，既包含”被重视“的感受，比如归属感、群体感和依恋感，也包含与”创造价值“相关的感受，比如自豪感、掌控感和胜任感，这些感受合在一起，就是重要感。
在滨海那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生病孩子家庭的共同点，孩子在家庭中或者说最亲的照顾者那里没有感受到真正的重要感。
一个明显有情绪障碍的孩子小正，妈妈离异独自带着他，因为害怕孩子被医生诊断或者被心理咨询师评估出某种不好的结果，她自始至终不愿意带孩子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孩子的父亲那边几代都是高知家庭，她害怕原本就被看不起的自己因为生病的孩子再一次被看低，更害怕失去孩子的抚养权。
于是她油盐不进的拖着孩子，将孩子像犯人一样看管在自己眼前。
小正妈妈辛苦吗？当然很辛苦。她日复一日的陪着小正上学，好让他不打扰到班级的同学，时时刻刻盯着小正的言行举止，还要维持作为母亲的体面形象，她的内心一定崩塌的一塌糊涂，但是她还在苦苦支撑。
可她的辛苦值得被推崇吗？我不认为。阿叔约小正妈妈聊过一次，可面对不管怎样都无法动摇的小正妈，他厉声喊出：“你当妈妈的必须搞清楚，不然，你会耽误孩子的一生！”
小正妈妈全天候围着小正展开自己的生活，她寸步不离的守着小正，可寻求对小正来说更好的方向和道路会损害她的面子，打击她在前夫家中苦苦维持的好妈妈形象，她宁愿选择陪着小正守在那个并不适合他的班级，眼睁睁看着小正成为班上人人嫌弃的疯子。
在声称为孩子最重要，父母牺牲最多最大的中国家庭里，有时候，其实父母是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更重要，只是用了一个爱孩子的外壳而已。
可我们知道父母不坏，但愚蠢比坏更可怕。
我相信做父母的没有不希望孩子好的，但有时候，顽固的怯懦的观念使我们总在做出愚蠢的行为，将孩子推向烛光渐弱的黑暗中。
在滨海的阿叔补习班中，还有敏敏，父母感情不和，她成为了妈妈的出气筒，而爸爸长期置身事外的冷漠使她感觉不到自己对于父母来说的重要感，她计划自杀，但在自杀前她想着，只要爸爸回家能进她房间多看两眼，能发现桌上夹着遗书的日记本，她就不死了。
可那晚爸爸没有进她房间。在她喝药后还未完全失去意识时，她拨通了爸爸的电话。送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如果再晚半小时，她就彻底没救了。
敏敏在用卑微的伤害自己的方式，去向父母求证一件事：“对于你们来说，我重要吗？”
我们总觉得作为父母，最重要的是养育出优秀和成功的孩子，可这真的是父母孕育生命最重要的使命吗？
第二部分：京城
妈妈，你得继续学习，你得知道人类创伤得复杂性和必然性。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并不是可疗愈的东西。——吴用
在讲述海淀区这一部分里，代表的是高知、精英家庭的困境。有意思的是三组不同教育方式的家庭，孩子分别都在青少年时期出现不同等的心理问题。
在父母不断加码内卷中，已经有一只脚踏入保送清北大门的吴用，突然有一天就把自己关在房间了。在此之前母亲陈清画一点感知都没有，甚至她还在为通过秘密渠道找到攒班而感到无比激动。
吴用不是一个学习需要父母操心的孩子，他的认知极高，对于数学有着相当的天赋。但他的思维方式使他无法认同刷题的学习方式，他认为那不叫学习，并且日渐对这样的学习方式感到厌倦和抵触。
在整个吴用休学、看病、服药的过程，陈清画一步步反推自己的在儿子成长过程中究竟哪里开始出现问题，她认为给儿子报攒班是一个转折点，但是事实是，在吴用主动发起的一次家庭深夜对谈中，他说道：“不只是竞赛，从你费尽心力让我上北京市最好的小学这件事就开始了。”
吴用说：“本来家庭应该成为一家人抱团取暖的地方，我在学校累了，回来可以休息一下，可是回到家里比在学校遭受的打击还大。你总是说咱们家里氛围还挺温馨的，我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的感觉是家里从来都是冷冰冰的。你想想，我一进家门，看到的就是你那张担心我写不完作业的脸……爸爸妈妈甚至比学校的老师更严厉，哪有什么家庭的温暖？”
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陈默老师曾在一次演讲中气愤的说：“今天的父母他们不做父母，做什么呢？做监工！监工能给孩子什么温暖？”
我们今天的学校学习方式依然在做雕刻木头的木匠，将每一棵不尽相同的树苗培育成木头而不是大树，而最应该寄予树苗养分的家庭，也成了木匠工作坊，没有了树苗扎根成长的土壤，父母也没有做好养护树苗茁壮成长的园丁。
父母在社会推动下盲目跟着向前走，对于爱孩子的初心逐步变形瓦解。
和陈清画典型海淀家庭困境不同的是，好友文莉从一开始就对儿子实施“快乐教育”。她的“快乐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不教育”，孩子自幼没有参加过任何兴趣班和补习班，她也从未和孩子进行过关于兴趣的探讨，从未观察过孩子。以至于孩子虽然因子弟身份一路就读于北京最好的小学和初中，但他在学校学习垫底，无任何特长。
文莉曾觉得自己的教育方法很好，她每天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丰富，孩子也按部就班上学，在身边朋友孩子不断出现心理问题时，她的孩子并无异象。
有一天，文莉的儿子李风不去上学了。李风和吴用完全不同的是，他对于学校、家庭甚至任何事物都毫无兴趣，他没有厌倦上学，但他对于人生充满深深的无意义感。
李风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还好吧，也没有。”
李风的人生从一出生就是绿灯，父亲是科学家，母亲也是高知家庭出生，他不需要任何努力就拥有了最好的生活条件、最好的教育资源。斯坦福大学教授、研究人类发展的专家William Damon曾说：“现在年轻人感到压力大和焦虑，不一定是因为我们让他们过度劳累，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什么。”
以前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说：“好好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今天的父母和孩子说改变命运，孩子觉得“我为什么要改变命运？我就这样生活不就好了！”以前我们觉得考上好的大学能有份好工作，获得稳定的生活，今天名牌大学毕业也未必能拥有体面的生活，反而还没有在网络上懂得取悦榜单大哥的网红主播活得滋润。
就像吴用认识到的，这是时代的创伤。这个时代造就了所学和现实之间巨大的差异。德育课上老师一边说：“我们要团结互助。”另一边现实中的每个孩子都被进行排名比较，班级里没有互助，全是对手。
在新一季三联生活周刊自制家庭教育纪录片《我家孩子不上学》中，最先发言的一个已经休学在家的男孩说：“我觉得学校就像一个巨大的丛林，在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把所有人打倒，我们才能活下来。”
曾经在我女儿游泳兴趣班中，孩子已经上小学的几个妈妈对我说：“等你孩子到了小学你就发现家长之间的暗流涌动，不会有家长跟你说他们的孩子有什么好的学习方式。”我惊讶：“会这样吗？”她们肯定回答：”除非是本来就认识的朋友，不然没人会说真话。“
这是非常典型的零和思维所造成的恶性竞争行为。即，将每一个可能与自己孩子竞争名额的人都视为敌人、对手。
在这个竞争异常激烈、推崇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你必须聚焦于自己的目标才能成功，这种有毒的文化不仅催生了成年人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自我依赖的观念，也影响着我们的孩子。
初为人母时，在台湾作家蔡颖卿的《教养在生活的细节里》系列中，深深牢记了一段话：“人人都要关心别人的孩子。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儿孙的幸福和别人孩子的幸福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孩子需要动手术挽回生命，给他开刀的是另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受到暴力威胁或伤害，害他的也是别人的孩子。我们如想自己的孩子过好日子，就要使别人的孩子也能过好日子。”
而如今我们的社会环境，呈现的与之完全相反。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人与人过度竞争的疏离环境中。
在学校里，每一个同学、朋友都是孩子需要打败的竞争对象，家长之间，即便相熟的朋友之间，也互相攀比较劲，父母尤其是为孩子付出更多的母亲，往往将孩子的成就视为自己母亲身份的成功，因此从孩子进入小学开始，那种将目光聚焦于孩子成绩排名的巨大焦虑，重重压迫并感染着孩子。
学习成绩好的需要加倍努力让自己更加拔尖，不要从神坛上掉下来，而成绩不好的孩子，成了班级里一无是处的小透明，父母不尽如意人生中的替罪羔羊。
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中感受不到真诚的情谊，在家庭中又感受不到被理解的温暖，试问孩子的成长过程，还有让他们感叹人间值得和美好的东西吗？
陈清画的精英教育以及文莉的“快乐教育“，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却使完全不同的孩子对于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有了不同程度的抵触。很多人问今天的青少年怎么了？它实际上不是青少年的问题，也不单是家庭和学校的问题，它根本上是一个教育和社会的问题。
在海淀区的家长拥有一个普遍的想法，“我好不容易到了这个阶层，我只能接受我的孩子往上走，至少是不往下走。”
海淀区三个家庭中的另一个，沈春的儿子小健，没有如愿考上清北，但孩子有强烈的出国读书的想法，孩子最终高考结束后出国了。小健没有明显的厌学和心理问题，但是母亲沈春回忆小健高中的某个时期，已经呈现出来那种莫名的焦躁，一句表扬的话也会让他突然爆发怒吼。
小健在高中时经常作文扣掉20多分，他认为自己已经好好写了，写的很认真，但是他不愿意按照规范来写，他要写自己的真实观点和想法。沈春自己是历史系毕业，对文字有一定判断力，她喜欢儿子文章中的灵性，表达也非常优秀，有思想有逻辑。事后沈春回忆说：
“你知道孩子没有错，但是你依然会按照那个模式去说教孩子。你就那样怎么了？咱们弄一下不行吗……我们这些所谓受高等教育出来的人，明知道我们的孩子很优秀，但是依然要求我们的孩子那样做去得高分。我们的教育其实培养出来的就是规规矩矩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才能考上好大学……”
如果一代人，不同阶层不同生存环境的一代人，都普遍产生了焦虑，那一定是时代的问题。
时代的问题在这一代孩子身上最先凸显出来，逼迫家长反思、自省以及改变。为什么是家长在承受着时代问题带给孩子的剧痛呢？因为哪怕万分之一的概率出现在自己孩子身上，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悲剧就是百分之百。
而在《要有光》里，可以明显感知到作为海淀区的高知家庭父母，孩子出现问题，父母反思和纠错的能力相对更强。而不管是二线城市滨海中的孩子，还是北京海淀的孩子，他们面临困境时的自救能力，对于时代现象的深度感知，以及将现实与内心庞杂的脉络捏合在一起的能力，都超越了成年人的想象。
不是孩子不行，是这个时代需要孩子们来改变了。
第三部分：丹县
“长时间的生命浅教育，导致无根浮萍一样的浅生长，没有内在能量、精神与勇气，去直面这一场看上去挺复杂的现实生活。”——李斌
在我看来，《要有光》的前两部分还不算最为黑暗，至少在滨海中的阿叔补习班的孩子、海淀区懂得反思和自救的孩子，让光不至于彻底熄灭。而以丹县命名的县城孩子，却让我看到深深的无力感。
娟娟，一个手游成瘾的休学少女。她的暴怒、疯了一样的辱骂母亲、一次又一次的自残，都以母亲不给手机打游戏和不给钱充装备而开始。
面对心理医生、育儿专家集中的家访，娟娟谈论的最多的还是：“你们能说服我妈每天给我手机打游戏、给我钱充装备吗？”几个资深专家在她们家院子里坐了一下午，走出娟娟家的时候，每个人心思沉重。
娟娟关于上学的看法，县城不少孩子都与之相同，那就是“我学习也不好，也考不上什么学校，上学有什么意义？”
县城的孩子对于手机以及网络世界的依赖，相比于城市中的孩子更加堪忧，县城的青少年心理咨询处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找医生，说：“医生你给我看看这孩子，能把他手机瘾看好不？”
去年我带女儿去云南乡村小住时，发现村里的孩子对于父母的手机了如指掌，当我带着女儿找某家孩子玩时，十次有八次刚见到时孩子就在拿着手机机械的刷着。他们的父母白天要忙于农活，老人也无法与孩子有更多互动，于是手机消磨时间就成了孩子们的主要活动。
这种情况在城市中我们常见于餐厅里，因为要在一个公共环境不让孩子打扰大人之间的谈话或者使孩子安静坐得住，不少家长就会把手机给孩子。
孩子普遍被手机游戏以及社交媒体吸引，进而成为生活的主流活动，这是科技时代一场对于生命时间的争夺战，无数app创办人，网游设计者，带领着身后无数心理专家以及人脑科学专家，为了争夺每个人更多的停留时间而深度剖析每一个点击背后的逻辑，预判每一个人下一步心理活动。
这也可以说是一场阴谋。
除了孩子，大人也深陷其中。
我们会倡导，引导孩子参与更有趣、更积极的活动，问题是，像娟娟的母亲杜梅，她自己除了照顾孩子，打零工，无法引导孩子参与更有趣更积极的活动，她自身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认知。
这是最无力的地方。
娟娟的哥哥小立，因初中被同学霸凌而产生精神分裂，母亲杜梅去到学校时，小立看到妈妈皱成一团的眉头，他知道接下来他又要被母亲打一顿了。杜梅很爱小立，小立从小长得眉清目秀，讨人喜欢。可是到了初中，因有女孩喜欢他，被喜欢那女孩的其他男同学霸凌对待，从此走向厄运。
但我们看到在小立的视角中，他知道当他在学校出了问题，迎接他的不会是母亲的怀抱，而是打骂。
而县城以及乡村更大的问题，是留守儿童，以及孩子普遍过早脱离家庭进入军事化管理的学校。
丹县的吴庄镇卫生院李院长说：“精神科的病人中未成年病人占很大一部分，并且呈增长趋势。”他接触到的好些网瘾的孩子，他认为不能单纯认为他们是网瘾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孩子他们啥也没有啊！爹没爹，妈没妈。
书中的花臂少年就是典型的这类孩子，在幼儿时期还有奶奶给予了温暖，可奶奶去世后，他就算是没人管了，爸爸、爷爷都在外打工。他很早就不上学了，跟着镇上大点的孩子混在一起，他们对他并不好，后来花臂少年的爷爷被问到时，说他曾在半夜听到门外几个孩子威胁花臂少年，如果不给他们花钱买东西，就给他好看！
可是花臂少年已经无法正常表达了，因为童年时期情感的匮乏和言语互动的缺失，他无法表达深沉的情感，问及任何事情，他只会回答：“我不知道啊！”
唯一一次他回答了奶奶去世的问题时他说：“我不想说，说出来想哭。”
梁鸿老师在多场关于《要有光》的书籍访谈里都将丹县用一句话形容：“太无力了。”县城孩子的情况棘手却又最难改变。县城的发展对于城市来说，是相对落后的，家长对于亲子关系的思维认知也是相对滞后的，但是今天县城包括乡村的孩子，虽然居住环境相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同城市孩子一样，他们不再像过去乡镇长大的上一代那样，成群结伴在田野里玩耍奔跑，尤其是到了入学年龄，他们就被送到寄宿制学校，常常一连半个月都待在学校，无法与父母亲人见面。
而像花臂少年这样，父母基本完全缺失他的成长过程，或者像娟娟、小立那样，母亲在身边却无法给予正确有效的陪伴，这样的孩子太多了。
还有很大一部分家庭的孩子，仍然在读书改变命运的道路上走着，县城军事化管理的中学，就是孩子们改变命运唯一的跳板。而在那里，更加非人性化的管理以及教学方式，又在孩子本就情感缺失的人生里增加新的创伤。
在几次三番面对娟娟自残送医的情况之后，母亲杜梅寻求镇卫生院精神科医生的帮助，医生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给予杜梅帮助，在长谈之后，杜梅最后问咨询师：“今天晚上管不管娟娟打游戏？娟娟的学到底上不上呢？“
她需要一个答案，可没人能给她答案。
在这个问题里，我看到一个本身思维局限的母亲的困局。
如果《要有光》里滨海和京城部分，让人看到孩子沉默的呐喊和家长执拗、焦虑下的对撞，那么最后丹县的部分，则让人心头发紧，不忍直视，他们才是真正的无解题。
爸爸去哪儿了
从海淀区到二线城市再到县城，有一个不得不让人正视的共同问题，爸爸去哪了？
吴用在和母亲深夜对谈时说：“如果一定要回到当初，找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的话，也许，爸爸能够加入我的生活中，会好很多。”
实际上，不仅仅是在中国，全球都存在一个家庭中的普遍问题，纽约“城市爸爸组织“平台创始人马特·施奈德表示：“在解决问题方面，男性比女性落后了30年。”
这一结论和《要有光》的作者梁鸿不谋而合。她在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家庭中大部分都是母亲在寻找方法解决问题。”而在《我家孩子不上学》纪录片里，几乎所有参与的父亲都直言，是妻子在寻求各种帮助孩子以及家庭的方式，也是妻子要求他们来参与家庭教育咨询活动。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时代的发展使得女性在不断探索自身的可能性，甚至连孩子都在逐步拆解、分析新的时代需要他们做出的思考以及改变，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父亲，对于家庭以及丈夫、父亲角色的理解，依然停留在旧时代的思维框架里。
几乎所有生病的孩子都在控诉一个焦虑、控制的母亲对于他们情感上的伤害，但是母亲为什么如此焦虑呢？母亲要承担的生活细节以及关于家庭大小事的选择太多太多了，还有一部分的母亲不仅仅要面对家庭、孩子的琐事，还有自身工作中的各种事物和情绪。
今天的母亲是一个身兼多职的身份，是家庭的采买人员、厨师，是孩子的学业规划师、学习监工，是房屋的清洁工，甚至还同时是家庭经济支柱之一，一个人要身兼那么多职务，那么其中作为单纯妈妈身份的那部分，精力自然就少了。
但是今天很大一部分父亲，依然认为自己只用给家里赚够大米就行。他们对于妻子在家庭中身兼多职的现状选择视而不见或者毫无感知。
然后当孩子被焦虑的母亲压的喘不过气，休学、生病，孩子以及社会又都在问责母亲，为什么要对孩子那样？
这显然不公平，母亲也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仅次于孩子。孩子表现出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正是在向社会公布这一代母亲以及家庭的困境。
写在最后
感谢大家看完这一万两千字的超长读后感，感谢这个时代还有耐心读文字的人。再次向大家推荐《要有光》这本书，无论当下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家庭离心理问题和休学多么遥远，就像我看完这本书后那脊背发凉的感觉，相较于其中一些家庭、一些父母的做法，其实我们也许与之所差无几。
感谢梁鸿老师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愿意花大量时间去深入了解那些家庭和孩子，给我们呈现了许多家庭避而不谈、不愿揭开，但必须要揭开的黑暗角落，感谢那些勇敢的孩子愿意袒露自己的伤疤，并小心翼翼在微光中前行，感谢世界还有阿叔那样纯粹的人，真正站在孩子的世界去理解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