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日本当前的问题并不在于收入水平的高低,而在于日本长期的社会停滞导致人们渐渐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对未来深感不安,这种不安感在不断扩散。
在经济高速成长期,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回报,但是现在这种“抢板凳”的游戏已经结束了。正式职工的凳子全被老一辈的人占据着,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只能选择一辈子当自由职业者,漂泊无依。
经济学本来就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实用性学科,纯粹的理论研究没有任何意义。记得凯恩斯曾把经济学家比作牙医。经济学家和牙医唯一不同的是,他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经济问题。就像驾驶技术是大部分人需要掌握的东西,但开车的人没有必要知道车的制造过程。同理,并非要求每个人都要去写经济学论文,但总还是需要懂得经济学原理的人,特别是政策的相关负责人、法律方面或是行政方面的人员。
经济长期下滑
以汽车行业为例,90年代就好像是齿轮这样的传动装置(金融系统)出了问题,但引擎(出口产业)还是好的,只要把齿轮修好经济就可以复原。但是这一次日本经济唯一的引擎出了问题,马力不足,就算引擎修好了,也很难再回到之前的经济水平。
出口立国模式的“猝死”
2000年后,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负增长阶段,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生产要素从衰退产业到发展产业的移动脚步过缓,公共事业建设既耗钱又分布过散,其中效率低下的建筑业从业人口增加,这些都造成了日本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我们认为IT革命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电脑、网络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复活。但这其实是因果倒置,所谓信息革命,其实是美国经济结构转换的结果。
大家都说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的黄金时代。但现在看来,日本企业的成功不过是20世纪传统产业结构创造的最后辉煌。另外,在美国,旧式的大企业退出舞台,新兴的IT企业登场,经济结构进入到调整期。所谓的“IT革命”其实就是经济结构调整之后的结果。日本只模仿了结果而没有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持久的创新体制没能在日本生根。
IT行业还有生物行业没有多少雇用需求,不能吸收劳动力,也不是日本企业的优势领域。所以最后只有将雇用转到一些服务性领域(在这里不会与中国发生竞争),同时下调部分工资。
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做的“服务经济”,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面对外来的进口商品和竞争压力,制造业转移海外,造成国内岗位越来越少,没有工作的劳动者只有转向流通等服务业。结果就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供给过多,工资下降。沃尔玛员工的平均工资还没有通用汽车的一半,也没有成立任何工会组织。最后企业通过转移劳动力并下调工资存活下来,却带来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没有希望的国家
日本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僵化,产业结构的再调整面临重重困难。对正式员工的保护过度所导致社会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大,使得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正如哈耶克看到的那样,能够维持大社会正常运行的只有价格机制。它在增加人类财富这一点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但收入的增加同时也带来了压力的增大,人们的生活陷入不安,精神上处于绝对的孤独。
今后日本这种亲密的共同体也将渐渐解体,整个社会将会向着强调个人能力的方向发展。哈耶克曾预言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现在看来正确无疑,但是人们究竟能否因此获得幸福,答案尚不确定。
在这种巨大的负面能量作用下,我们看到的是一群软弱的工薪阶层和年轻人,他们面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合理的现状丝毫没有反抗之心。
也许随着IT化、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天我们或许会发现现代商务中,自由职业者才是正式劳动者,终身雇用的工薪阶层反倒不再正式了。
要想提高工资,最根本的是要提升劳动生产率。因此,唯有将竞争引入劳动力市场,下调失业率,向劳动者提供更多更广的可供选择的公司才是长久之策。
所谓和平,其实质就是既得权利得到保护。民主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在口头上都将平等(机会平等)作为口号,但是对于没有资本的人而言,机会根本不可能是平等的。所以唯有打破现状,重建秩序。
社畜指在公司的员工被企业圈养后丧失自己的意志或良心的状态,是从日文的“会社”(公司之意)和“家畜”(家畜之意)这两词构造而来,具有批判色彩。
第2章 失去的二十年
通常人们失去朋友不是因为拒绝借钱,而是因为借了钱。——叔本华
问题出在哪儿
泡沫经济的危害在于泡沫的急速崩溃给经济带来的冲击,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防止泡沫急剧崩溃。日本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做好事后应对措施。
如何看待20世纪90年代
问题表面上表现为流动性不足,但实质是资本不足(偿付能力)的问题。在危机爆发初期,很难辨清,何种程度为流动性问题,何种程度为偿还能力的问题。危机应对措施不是说在危机之前将积累的过多债务消除。当债务过大时,想要使经济重新恢复持续发展的状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不论增加多少基础货币(日本银行的货币供应量),如果不良债权得不到有效处理,银行就无法恢复健全状态。
零利率将老百姓的存款利息转移到了银行,通过再借款让这些实际已经出现债务过重的“僵尸银行”起死回生。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损失也靠此填上了。由于货币是长期中性的,要解决问题必须解决实体经济的三大过剩(即债务过剩、设备过剩、雇用过剩)。也就是说,泡沫崩溃中企业破产后本应由股东直接承担的损失现在换成了由存款者花15年来慢慢偿还。
20世纪90年代日本进入“失去的十年”,就这一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认为这是经济周期(短期)的问题,只要日本银行大胆地放宽金融,日本就可以摆脱困境。我们称之为通货紧缩派(紧缩缺口派)。另一派则是结构改革派,这派观点认为生产力的长期低下带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所以实施金融、财政等宏观政策不会有明显效果,应该通过规制改革来提高生产力。
通货紧缩派认为,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市场的相对价格机制运行不灵,为恢复经济,最重要的是实行一系列宏观经济扩张政策,消除紧缩差距,将国内实际生产力提高到国内潜在生产力水平
另外一派结构改革派的代表就是林文夫。他在和普雷斯科特合著的论文中写道,日本进入“失去的十年”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导致潜在成长率低下。他在书中这么写道:凯恩斯经济学强调总需求,但也承认需求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长期的价格调整得以解决。凯恩斯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周期等这类短期的经济变动时或许是有用的,但是无法说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所面临的经济长期停滞的问题。
尽管制造业,尤其是出口产业的生产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但是国内产业中尤其是服务业生产力低下,最后从经济整体来看平均生产率仍是下降。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好几次大规模公共事业建设虽在短期大幅度地提升了GDP,但效果无法持续。不仅如此,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大规模的公共事业投资导致劳动人口固定在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地方,阻碍了经济的恢复。
泡沫崩溃后实施的经济政策本身也有很大问题。在当时经济政策的指导下,政府向地方拨款高达100万亿日元以上,全部用于大规模的公共事业。结果出现二战后首次人口逆流,人口迁移方向变成了从城市流往农村。而人口逆流使得经济不景气的问题陷入长期泥潭。
劳动力流向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部门带来了整体经济平均生产率的下降。
劳动生产率低下使经济陷入长期的不景气。另外,日本特有的雇用体制(为保护正式员工不致失业,企业停止招新)又带来了所谓的“就业冰河期”。
正如维克塞尔所说,自然利率不是不变的。它随着技术革新或是供给的变化处于不断变动中,并且这些现实因素不是政府或中央可以控制的。所以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朝着预定目标前进的同时稳定物价这一基础性因素。从这一观点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就显得非常必要,而通货膨胀目标制最初的提倡者正是维克塞尔。
第3章 经济政策的局限
有计划的公共事业,或许可以应对有效需求暂时走低的情况。但是仅建设公共事业是无法迅速建立起一个可以应对景气周期波动的最有效、最永久的制度。——凯恩斯
凯恩斯首次提出财政政策的目的是,当社会总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可以提高总需求。
财政政策的缺陷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1929年以后美联邦的金融政策进行研究发现:在1933年之前美国的通货供给量一直都在锐减。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大萧条”时实行的金融紧缩政策使得银行资金周转困难,纷纷破产倒闭,随后全美银行出现挤兑风潮,银行成批倒闭又引发信用萎缩。继而企业也开始连锁倒闭,信用危机进一步扩大蔓延……后来就他们的观点,又有很多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但基本上大家都对此持赞同的态度。
从长远看,我们都是要死的财政支出的效果基本上限于支出当年。预算补贴在几年后也会用完,所以财政政策虽然有助于促使经济自动恢复,但是并不能改善经济状况本身。民间消费和投资才是维系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当两者萎靡不振时增大政府财政支出仍然无济于事。所以在凯恩斯看来,政府的作用只限于解决短期性问题。他在《货币理论》中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长远’往往会误导对时事的判断。从长远看,我们都是要死的。”
所以在发达国家之间达成的共识是利用金融政策调节经济周期波动而非动用财政政策。
金融政策的功与过
由于财政政策存在较大的弊端,所以现在在考虑宏观的稳定政策时一般采取的是金融政策。
原因主要是泡沫经济时期留下的债务过重,企业还债压力大,作为资产担保的不动产在泡沫破灭后价值也出现下跌。就算是有新的感兴趣的项目,由于企业背负沉重债务,回转资金不足,资金需求大幅度降低,也就是出现了债务积压的现象。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所有企业都处在超额储蓄的状态。通常,企业靠借入维系运营,但当时企业用于返还债务的资金超过了借入的资金,所以出现了非正常的超额储蓄现象。
日式官僚社会的构造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君子不器”,这句话出自《论语》。所谓君子,不应当是有着固定形态的器皿。也就是说到不需要具备个别的技能性的知识,而应具备一种能够着眼全局、权衡利弊、灵机应变的能力。
现在日本好像已然是法治国家了,但只要还有这些官僚存在,接下来的50年,法律还是会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而我们也将仍处在“官治国家”的格局之下。
第5章 “制造立国”的神话
战场上的战斗无法弥补战术上的失败,战术无法纠正战略的失误。——野中郁次郎《失败的本质》
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日本没能及时赶上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日本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第2.5次产业”,也就是知识集约型的制造业的需求非常匹配,却不太适应信息产业的需求。产业结构本身发生了这么大规模的变化,很难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来弥补这些缺陷。当然,也有像IBM这类成功的例子,但毕竟是少数。更多企业困在旧式经营模式中间,在同新企业抗衡竞争的过程中败下阵来,被市场淘汰。
“磨合优势”失灵
所谓比较优势并不是比本国与“他国”,而是在本国范围内某产品和其他产品的生产成本之比。
但现在的问题是高端车的市场在缩小,新兴国家的大众车市场在不断扩大。在中国,大众车全部采用组装方式生产,连引擎都是外包的,所以价格比丰田的一半还低。这种全球市场的变化才是丰田陷入经营危机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不是丰田失去了比较优势,而是高端车的比较优势不再发挥作用。
不顾市场反应,一味执拗追求品质精度,最后就会被“低品质、低价格”这种大众车的破坏性创新打败,这正是丰田遭到世界市场驱逐的原因。
第6章 创新和经济增长战略
爱丽丝:“感觉一直都在树下面,什么都没变过。”红桃皇后:“在这里要想保持在同一个地方不移动,就得不停地奔跑。要是想去其他的地方,那就得以加倍的速度奔跑。”——查尔斯·路特维奇·道奇森
股东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英国能够取得产业革命的胜利,一般认为是以下几个原因:(1)资本积累;(2)近代意义上个人的形成;(3)财产权的确立;(4)法律的支配;(5)科学和技术的融合;(6)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制这种制度从诞生之初就是为筹集项目资金服务的,所以很适合发展风险事业。
价格趋向边际成本,这是市场原理最为活跃的法则,没有一个产业可以长期游离于法则之外。在网络环境下,数字信息的边际费用为零,所以价格必然趋向于零。
如果每个人都以客观统计为基准采取行动,那就不会有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了。赌场之所以繁荣不衰就是因为人人都觉得“只有自己会赚钱”。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就是所有权(私有财产)。用现代的企业理论来说就是剩余索取权,即合约规定以外的利益或亏损都由资本家承担,劳动者不论企业经营状况如何都能获得一定的工资,资本家则是可以得到除去工资后的剩余利润。当然,如果公司破产倒闭,股票也就与废纸无异。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风险,资本家必须不停开拓新的事业,成功之后才能独享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规则。
从回避风险到迎接风险
那就是日本的资本效率低下。日本上市企业的平均ROE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所以,内需不足的最大原因,正如《经济财政白皮书》所说,是源自日式企业体系的低效性,这属于结构性问题。
创新是什么
日本经济最大的毛病不是需求不足,不是信贷紧缩,而是投资机会不足。因此造成慢性的资金供给过剩,自然利率为负,从而带来通货紧缩。
现在日本经济最需要的就是有一批冒险家来提高风险分配效率。这并不容易。像这次的金融危机,就是由于投资银行承担风险过大导致的,要解决风险过重这个问题,就好像叫一个很闹腾的孩子老实下来,还是有很多方法的。但是如果你碰到的是一个内向的孩子,需要让他变得活泼起来,这可就难多了。
重要的不是你是大企业还是个体户,而是你是否有技术、你的盈利模式是否过硬。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建立企业,而是能够创新的这种创业者精神。
创造性破坏的可能性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创业率超过10%,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当时停业率也高,可以说正是这种快速新陈代谢的机制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可是现在,日本的创业率在经合组织里已经掉到了最低的队伍中,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真正的问题在于资金需求低下。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投资机会减少造成的。
日本经济之所以陷入长期停滞,正是因为缺乏这种创业家的精神。虽说这是任何经济体发展成熟之后都不可避免的问题,但也不排除这或许是日本经济走向衰退的信号。可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也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步入衰退期。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借助IT产业,美国经济重新复活。
现在日本经济可以说是“单引擎飞行”,增长全赖出口产业的高收益,所以今后的课题是扩大内需,以实现“双引擎”同时驱动。这里说的扩大内需不是说要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而是要通过促进新产业的发展来解决日本长期以来面临的投资不足的问题。
不平等出现的原因
随着近代化、城市化的发展,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大,而中间集团的向心力则在逐渐减弱,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情况。在日本这点尤为明显。
他们最最需要的不是住所,不是失业救助,而是工作。能否成为正式员工,这是每个年轻人毕业进入社会就得面对的一锤定终身的现实。在日本晋升、工资体系实行的是年功序列制,所以自由职业者年纪越大就意味着成为正式员工的可能性越小。如果劳动力市场继续这样僵化下去,不做任何改变,自由职业者的境遇不可能好转。
年轻的非正式员工在渐渐老去,当他们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和同一代的正式员工相比,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扩大到两倍,并且由于他们没有专门的技能,所以也不可能指望被中途录用然后得到一个固定的岗位。
新的身份社会
日本的雇用政策调整中出现这种倾斜是源自公司对正式员工的保护过多。日本对解雇正式员工设定的规制非常严格,在OECD的28个成员国中排行第十。尤其是2003年修改《劳动基准法》后规定:“如果没有客观合理或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理由,不得解雇员工,否则将视为滥用权力,解雇无效。”由于解雇规制越改越强,企业为避免劳资纠纷,开始有意控制正式员工的录用人数。
有种观点把所有失业的原因都归结到失业人员身上,这是不对的。劳动供给过多、劳动需求下降出现失业人员,这是劳动力市场本身出现了问题,不应当从失业人员身上找责任。最大的问题是要理顺劳动力市场的各种关系,建立新的体系,使得劳动需要与供给保持一致。
第8章 闲散富裕族
一个社会若将平等置于自由之前,那么它什么也得不到。——米尔顿·弗里德曼
蚂蚁的出路
年轻的时候做学徒,为公司效力;等到年纪大了就成为悠闲的管理层可以享受回报。这种丁稚奉公型的职业生涯路径是典型的日本模式。
从20世纪90年代起,终身雇用、年功序列体制就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开始瓦解。僵化的人事制度之下,日本大部分的工薪阶层到了一定年纪就什么也做不成了。除了成为董事的一部分人处于忙碌状态,其余人一过了50岁,就成为闲人一个。
第9章 终身雇用的神话
奴隶在牢笼中失去了一切,连逃跑的欲望也没有了。——卢梭
后记
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发展成熟的大国了,要想维持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现在人们也未必期待它的高速发展。
资源分配问题才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所在。最关键是要把人才从衰退产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才向成长产业的转移,另外还必须重整竞争力低下的企业,调整产业构造以适应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要求。
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安。要消除这种不安,唤起整个社会的生机,就必须让人们重拾信心,让他们相信人人享有机会,相信付出努力就会有回报。这里不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需要的是重新审视二战后延续至今的产业结构。要改变这种僵硬的资源分配体系,通过规制改革和制度重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作用。
对于现在的日本而言缺少的不是希望,而是逼迫人们穷则思变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