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林毅夫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 一人。
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现任全国政; 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曾任十一届人大代表,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 ;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 ;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并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
著有《从西潮到东风》《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等作品,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100多篇论文。
读书笔记
这种加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因为那三样新技术的运用,而是因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带来的经济增长一日千里。为什么突然之间,科技创新率提高,产业升级速度加快?我认为,技术创新的速度和产业升级速度的提高才是工业革命的本质和更重要的内涵。 为什么西方的经济增长突然加速了?我认为是技术创新范式的改变。工业革命之前,所有社会或文明中的技术创新来自农民或手工艺者的经验。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实验室里的研究和实验。19世纪之后,技术创新来自实验,更来自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验。这种范式的转变对中国及世界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科学革命的精髓是通过运用数学模型来归纳宇宙与自然运行的规律,并且运用可控实验来验证数学模型中产生的假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现这种理解世界运行的新方式?发生科学革命首先必须有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心和很有悟性的人。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心与悟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应该会有更多具有这种天赋的人。那为什么这些天之骄子没有找到这种更好的研究自然现象的新方式? 我的解释指向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有其独特的科举制度让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科举晋升为统治阶级。在传统社会中,成为官员是光宗耀祖且收益最高的工作。所以,考取功名、成为官员对大众来说极具吸引力。宋朝以后,科举制度要求考生熟记儒家的四书五经,这就导致有才华的年轻人都投身于儒家经典的学习以准备科举考试。他们没有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动力。因此,中国缺乏拥有这两样人力资本同时又充满好奇心的人才,科学革命也就未能应运而生。
对想要提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需要提升劳动生产率。发展中国家既可以发明新产业、新技术,也可以从高收入国家借鉴比自己现在用的技术好的成熟技术,进入比自己现在的产业附加值高的成熟产业。这种技术和产业借鉴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与风险。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它们会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
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意味着技术和产业的差距。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差距给予的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后来者优势,就能迅速发展。
中国采用了不同的转型策略:双轨制渐进式转型。中国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给传统的资本密集型重点工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转型期保护补贴,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
中国实行双轨制渐进式转型的代价就是贪污腐败与收入不平等。由于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政府保护补贴,这种保护补贴产生了经济租金,导致了寻租腐败,也导致穷人补贴富人。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意味着,中国到了取消所有扭曲的时候。只要中国能做到这点,就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铲除贪污腐败和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并最终建立起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无疑意味着收入的持续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点,则需要持续的结构变迁,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和升级,以及降低交易费用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五个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主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产能不平衡表现在各产业的供给能力跟需求水平之间的不平衡,必须根据需求的水平来调整供给侧的生产能力,这是去产能方面。去库存方面,主要表现在生产出来的产品跟市场的需求之间不平衡,产品生产过多,市场需求不足,就产生了库存,会造成浪费,所以要去库存。去杠杆主要表现在金融跟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杠杆率太高,积累了金融风险,所以要去杠杆。降成本主要是企业经营跟行政管理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企业的经营费用太高,所以要降低行政管理造成的高成本。补短板,要解决的则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把短板补齐,以满足需求并提高生产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