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
小说中的丁元英，是一个掌握了“天道”密码的人，他知道众生会因贪嗔痴背天道而行，也知道众生最终会落入天道设定好的方向。通俗化的解释就是能掐会算，基于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掌握而能预见未来N多步的人。因能预见，所以可以在股市自由提款，财富已经自由。
机缘巧合，他应所爱之人要求，打算给贫困的王庙村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们创造一个神话。
这个神话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获得创造财富的机会，而获得财富的方式，用丁元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杀富济贫”。
“富济贫”的方式不是直接抢，而是瞄准一家叫乐圣的音响公司，用这家公司的核心配件，经过农民在“非人”的劳动环境中，用更低廉的成本，更高品质的加工，完成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最终将乐圣公司挤到悬崖的边缘，乐圣公司为了自救，不得不将王庙村这个作坊式的经济体纳入自己的产业链，分享自己的销售网络。从纯经济角度，一方面王庙村的工业化就此进入了正式轨道，另一方面乐圣公司也获得了更低的供应成本。结果本是双赢，过程却是血痕累累，冲突不断。而这些冲突引起的思考，才正是小说隐藏的深义
核心思考：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进行再分配（杀富济贫），是否符合天道？
丁元英在决定给芮小丹创造王庙村神话后，纠结于此，便去了五台山求佛问道，希望讨个心安。
智玄大师得知过程后说：“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同去的韩楚风随口一问：“那得救之道是什么？”
是啊，关键问题不在于杀富济贫对不对，而在于对于弱者，正确的社会态度是什么？
韩楚风认为：“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
如此狭窄的空间下，弱者要如何不杀富而得富呢？
一般来说，人想要获得更多财富，唯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在无人竞争领域自己创造新的价值，创造增量；第二条是在存量世界主动获取分配（包括暴力抢夺，和合法竞争）；第三条路就是在存量世界被动等待，等待强者的施予。
第一条路是稀缺的路，是技术发展之路，技术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沉淀。这并不是弱者可以轻易走通的路。通常也是强者积极发现并及时垄断的路。
第二条路是强者的路，因为抢得到需要暴力，竞争得到需要智力。拥有暴力或者智力者，不会是弱者。
留给弱者的只能是第三条路，等待施予。正如丁元英所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
对作者的这种表述，我必须强调一下自己的观点：作者借丁元英之口说出来的“文化属性”并不是中华文明的全部属性，这种属性集中表现在社会底层，弱势群体身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精英文化，文化精神的受众集中在士及士以上阶层，非脑力劳动的底层大众以勤劳吃苦为显性特征，在他们拥有土地和劳作对象时，并不表现出“靠”的特征，只是当他们用力气和吃苦无法应对眼前困难时，才会陷入无力，转而对更强者生出依附之心。而小说以“扶贫”为主题，自然讨论的是面对一群用力气和吃苦无法解决困难的群体展开的讨论。所以，对小说的“文化属性”的提法应该有个非宽泛的理解。
我们进一步分析弱的原因：缺乏暴力就没有规则制定权，没有定价权，没有分配决定权，没有生产资料获得能力；缺乏智力是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工业环境需要的知识需要教育投入，缺乏教育投入就缺乏工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智力），那么这种智力缺失一种情况是没有机会获得，另一种情况是主观上惰于获得。
暴力的因素通常在重构秩序时才会需要，稳定存续的社会状态下，暴力过剩只能成为法律制裁对象，扶贫不会扶暴，这个因素直接删除。
智力的因素中，对于前一种没有机会获得的情况就可以给予机会，对于后一种惰于获得的情况就给予鼓励。
丁元英痛恨“文化属性”里的靠，那么他为王庙村创造的神话自然不会是第三种的直接施予。他要做的就是赋予村民一个施展智力的平台，他们的力气在土地里无法生长出新价值，那么就帮他们建立起一套工业基础，让他们的智力在自己搭建的工业基础上创造价值。
而村民的智力仅限于制造出产品，如何让连厂房都没有的作坊产品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获得一块领地，这就是丁元英需要贡献的智力。
丁元英的方法就是用生产者的血汗挤压出成本空间来抢占市场。悲怆，却也别无他法。第一桶金都是滴血的，如果不用别人的血，那就只能用自己的血。
如此厮杀出来，在市场站稳的弱者还是弱者吗？
这就是作者提出的另一个命题：“当奶妈走了之后......”， 即弱者是靠丁元英这个强者才抢占到了市场，如果没有丁元英，弱者自身具备价值吗？丁元英帮助弱者挤压原来的强者，这种做法合理吗？小说中汇总社会对弱者质疑的态度，概括起来就四点：
第一、弱者应该被优胜劣汰掉吗？
“过多的帮助不利于社会进步，弱势群体得到的输血越多，则自身的造血功能就越差，就越接近死亡......主流的文化，是优胜劣汰的文化，是不给落后观念生存空间的文化。然而，如果不关爱弱势，道德还有价值吗 ？”
“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于社会为弱势文化提供了生存、繁衍的温床，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政治理想的教育......计划经济制度，政治是人的最高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唯一通道是首先得到权力......”（由此产生等靠要的文化属性）
第二、弱者不应该野蛮争夺，应该等待强势群体的道德价值关怀。
“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制定有赖于强势群体的道德价值指标和对社会稳定的天然需要”
而实际上，强势群体的道德价值指标不可期待，从欧美和印度现状来看，他们对社会稳定似乎也可以不需要。
第三、弱者的野蛮争夺会造成现有秩序的混乱。
“你污辱法律、奴役农户、败坏市场风气”
“格律诗事件并不在于它自身有多少能量，而在于它引爆了能量，在于它修改了竞争规则。一旦这种行为被法律和社会默许，那就无疑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我可以这样竞争”
问题是：“我”还有别的竞争方法吗？如果没有，“我”就不配活得好一点吗？
第四、公平性问题：
“如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弱势群体，纳税人的荣誉、价值怎么体现？弱势群体应该对谁表示感谢？这个恩德应该记在谁的账上？纳税人是应该感恩戴德，还是应该享有荣誉？纳税人有没有可能在解决了自身的生存之后再去追求更高的生命价值？”
对此，智玄大师说过一句：“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
综上，小说真的只是在说中国一个村子的故事吗？我读小说时，看见故事引出如此多冲突时，脑子里想的是苦难中国如何从一个农业占90%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工厂的；想的是我们如何挤进WTO，与世界共享经济资源网络的；想的是像丁元英一样备受争议却坚持带领一个苦难群体打破旧格局，闯入世界经济产业链争夺一席之地的中国救世主们。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是王庙村的村民，我们没有资本主义对外掠夺的第一桶金，我们是在自我压榨，自我牺牲中走向工业化道路的。温铁军教授的《去依附》和《八次危机》讲述了在不同的时期，为这个社会发展付出成本的是哪些人群，今天我们站在前人积累的财富上，应该懂得感恩，应该懂得珍惜，即便是指责，也应该是为了更好的未来而真诚的提升自我认知，成为更好的自己。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从哪里来，我们就是从王庙村走出来的村民和村民的后代。
我们参与了世界的重新分配，我们努力从弱者变成强者，我们也应随自身的强弱去思考自身的姿态，弱时如何自处，强时如何处世。
今天二零二二年七月七日，悲怆历史，犹记在心。唯愿中国自强，愿世界和平，愿更多的人能够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