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读后感——侵略与谋生
七七事变后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城，一群亡了城的老百姓，在那波谲云诡、朝不保夕的混沌世道里，为生计奔波，为权利倾倒，为理想踌躇。
谋生，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在日本人的杀戮与凌虐下，谋生变成了更严峻的问题。以四世同堂的祁家人为主线，每个人的谋生选择和心理活动被老舍先生刻画得鲜活立体，从这些人身上，也能看到现代人的影子。
“亡国”与祁瑞宣的求职之路
从日本人初一占领北平，主人公祁瑞宣便感受到了极大的亡国之耻，他是一名教师，是有知识有思想的新国人，他隐约看得到战争的形势，他能想到待在北平就只能被压迫着苟活，且终究难逃一死，但他又没有正面抵抗的勇气，也放不下这四世同堂的包袱，所以一边做着孝子贤孙，一边守着爱国的底线。
起初，他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继续去学校上课，他怕看到学生们的样子，他恨不能大胆说出国家需要我们、这是应该抗争的时候，因为他怕被日本人抓去，这是莫大的懦弱，也是莫大的耻辱。但为了赚得生计，他还是忍着心痛去了，自古至今活着的人都有一个不变的道理：想活下去就得先挣口饭吃。
是的，即便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先挣口饭吃。
但痛苦并不止于妥协，更痛苦的是挣扎。
祁瑞宣在谋生与气节之间深深地挣扎着，虽然需要养家糊口，他还是辞掉了在天主教堂补习班的工作，因为意国神父轻蔑地说出“改朝换代是中国史上常有的事”，祁瑞宣不服气，他认为神父身上长着人类的恶根性——崇拜胜利，而不尊重失败者。
人性的邪恶与光辉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在这个事情上，祁瑞宣摆出了他的态度，我相信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会有自己的态度，就像那个偷偷跟祁瑞宣说“日本人必败”的日本老婆婆，只不过在复杂的生存环境下，我们不便多摆出自己的态度，久而久之大家也慢慢忘了自己的态度。
而后，瑞宣的二弟靠关系做了教育局的庶务科科长，并鼓动他去谋得校长职务，这在他看来是给日本人做事，是支持日本政权的叛国行为，所以坚决拒绝。
又后来，日本人打算裁掉学校的英文课，增加日文课，祁瑞宣恰是教英文的，这逼得他又不得不再退一步，为了生计，他到英国府谋事，他瞧不起做“洋”事的人，但他让四世同堂有了口饭吃。
再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彻底疯魔，英国府被查封，祁瑞宣的职业生涯终于走上了绝路，这时他为难到了极点，既不想为日本人做事，又不能看着全家老小饿死。瑞宣的妈妈看出来这些为难，便与他商议卖掉祁老太爷这所承载着四世同堂之骄傲（也大概是中国文化最为推崇的骄傲之一吧）的房子。
不过这个想法并没执行，最终，祁瑞宣经早些年逃出北平参加抗战的三弟劝说，继续去日本人的学校当教员，以便协助抗战队伍执行秘密的反日宣传活动。
经过重重波折，他终于在亡国与谋生之间找到了平衡——地下工作者。
与祁瑞宣的求职之路不同，书中的许多人在压迫之下都各有各的谋生选择。
为虎作伥的下场
一种是追随执政者的人，把“当官儿”作为毕生追求，俗称的“有奶便是娘”。像瑞宣的邻居冠晓荷和冠太太、冠晓荷的二女儿招弟、瑞宣的二弟祁瑞丰和二弟媳胖菊子、祁瑞丰的同事蓝东阳等人，这样的人心地“单纯”，只求物质富裕吃喝玩乐，借日本势力剥削中国百姓。他们对亡国和叛国毫无感觉，良心上不会多受煎熬，一心亲近日本人，连日本人都被他们的“忠心”打动，他们的谋生恰巧符合当权者的心意，自然更风光一些。
虽然在老舍先生的书里他们没有好下场，但从个人生死的标准去衡量的话，他们的死并没有比被日本人虐杀的无数老百姓和革命者的死坏到哪去，所以让人很难说出善恶终有报。或许善恶亦是非常幼稚的主观判断，历史都是胜利者的历史。
还有帮冠太太逼良为娼的草药贩子高亦陀、靠欺压人民白手起家的军阀李空山，书中没有写他们的下场，他们比冠晓荷等人更恶毒也更狡猾一些，早早捞了钱逃出北平，或许他们更懂审时度势，换个地方及时变换角色和靠山，得个善始善终也说不定。
比谋生更重要的事
另一种是奋起反抗的人，他们以亡国为耻，不愿受敌人管制，忍痛割舍了家庭的责任，奔赴国难。像祁瑞宣的三弟瑞全、瑞宣的邻居刘师傅、钱先生的二儿子钱仲石。他们深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不愿继续在棺材一样的北平城里等死，将家人简单地安置了便逃出北平参加战斗。他们在还不至于吃不上饭的时候，就决定奔向未知的明天。
未知代表着危险，也代表着希望，只有奔赴未知的战场，才能有抗战胜利的希望，假如继续待在相对确定的环境里等下去，可以确定的就只有耻辱和死亡。这些人因为仇恨，因为热爱祖国，因为热爱和平，而主动承担起了比养家糊口更大一些的责任。
谋生对他们来说，没有国家存亡重要。
钱先生的觉醒
年近六十的钱先生仿佛是一个与谋生没什么关系的人，被侵略之前他就是个安贫乐道的人：不问世事，深居简出，吟诗作画，种种花草，过着物质比较贫乏、精神十分自由的生活。
但在被侵略之后，他却对国家兴亡异常关心。因为他认为如此自由的生活全是由国家所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狱中被严刑拷打之后，他想明白一个道理：虽然自己没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但国家给了他自由，他却并没有做什么对国家有益的事，所以像他这样对国事袖手旁观的中国文人，遇到政变顶多是退隐山林“不食周粟”，这正是日本侵略者所乐意见到的。
他们在道德层面用气节反抗，而日本人却能实实在在地用刺刀机关枪抢到他们的土地和人权。
发动战争的人固然可恨，但不抵抗的人也并不都是无辜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于是，他开始觉醒：“……我不是被国事连累上，而是因为自己偷闲取懒误了国事；我罪有应得！从今天起，我须把生死置之度外地去保全性命，好把性命完全交给国家！”
所以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鼓励身边的人反抗侵略者。出狱后他主动放弃了在家被人照顾，他拖着受过刑的身子流浪街头，在暗处传递抗战信息，并与各方反抗势力合作刺杀日本人。
他意识到和平不来自于每个人的闲适，而是来自于热爱和平的人的争取。战争只是手段，热爱和平的人，和热爱侵略的人，都需通过用战争的手段达到目的。
他勉强谋生，为了战斗到底。
沉默的大多数
不是每个人都有战斗的勇气，尤其是顾家、惜命、以及向来擅长忍耐的中国人。
被侵略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立马起来反抗或逃走的勇气，我们总是抱着继续观望的心态，一天天地混下去，非要等到忍无可忍，或谋生之路全被堵死之时，才会奔向爆发或灭亡。而这些人，才更能代表普普通通的万众老百姓。
● 七十多岁的李四爷，一生勤勤恳恳克己复礼，封城期间也总是热心帮邻居办事，最后因受不了日本官兵的当面羞辱，与官兵打了起来，受重伤后不久离世。
● 祁瑞宣的父亲，一生老实的布铺掌柜，在日本人变本加厉的经济管制下，苦苦地混日子，直到被日本人冤枉成奸商，拉去游街，屈辱地投河自尽。
● 一边替日本人干活，一边想办法维护邻居们的白巡长，终于因被人陷害而遭撤职，绝望的他在祁瑞宣的帮助下参加了传递抗战情报的地下工作。
● 拉洋车的小崔，虽也恨日本人，但他找到了一份拉包月的活儿，且舍不得家里的太太，所以没有逃出北平，结果被日本人当替罪羊杀掉了，把头割下挂在牌楼上，李四爷只能帮他把无头身子收尸埋葬。
● 年纪轻轻的程长顺，受到瑞宣的感染，激发了报国之心，跃跃欲试地想抛下外婆去从军，但迟迟没走，后因搭救小崔的太太，与她结了婚，生了孩子，再也走不了了。
● 不食人间烟火的小文夫妇，以唱戏演奏为生，只要能活着一天，便因戏曲快乐一天，在一次有日本军人观看的演出中，小文太太当场被无辜打死，小文抄起椅子砸向日本军人的头颅，同归于尽。
● 钱先生的小舅子陈野求，原是个有学问而心地极好的人，但为养活八个孩子，他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去新政府工作，赚得了体面的收入，后因良心不安，染上了烟瘾来麻痹自己。他的四个儿子恨他为日本人办事，长大后就离开了他，后来他因烟瘾太重被解职，全城都在闹饥荒的时候，他成了抢别人吃食的行尸走肉。
● 钱先生的亲家金三爷是个大块头，有得是混茶馆赚钱的本事，起初他并不关心日本人占领北平，直到他的亲家与女婿被害，女儿成了寡妇，他才觉得危险，但这场风波结束后，他又因在乱世中倒卖房屋赚了钱，而感激日本人，最后他被日本人利用，让钱先生和外孙都被抓了去，愧疚万分的他决定倾家荡产地去救亲家和外孙。
● 冠晓荷的大女儿高第，一直不满父母讨好日本人欺压中国人，也曾暗中帮助钱先生逃走，但她舍不得富裕的生活，始终不敢离开北平。当家破人亡之后，她终于要踏上离开北平的火车，却被当了特务的妹妹招弟拦下，无路可走的她选择潜伏到日本特务组织里，为抗战提供情报。
人要怎么活着？人又为什么活着？在谋生面前，国家算什么？尊严算什么？道德、学问、金钱、朋友、理想……都有什么意义？形形色色的人们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在历史的长河里，大奸大恶和大仁大义都是极少数的，那数以亿万计的泛泛之辈才是历史的主要参与者。万千民众的善良、狡猾、胆小、勇敢、拜金、清高、虚伪、正直、猥琐、机智、愚蠢、贪婪、无私……全部融汇在一起，形成社会的洪流，决定了历史的走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从这本书里，我看到的不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而是每个人的选择影响了结果。自由与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应当的，自由与和平都是牺牲与斗争的结果。
我们所呼吁的一切美好：公平、正义、友善……都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无法只享受美好而不为美好努力，否则就只能看着他们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