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读后感
《祝福》讲述了一个新的知识者的回乡故事。是重归故里的知识分子对现实不满的心理投射。在对乡愁的书写中，“我”“已没有家”的切肤之痛、“五四”一代人的无家体验、新的知识者与故乡和民众以及自己的复杂关系逐渐呈现在我们眼前。由此展开的是鲁迅借书写乡愁对乡土中国的思考，对一代历史中间物共同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处境的揭示。
鲁镇是鲁迅心理上的故乡，也是1920年代离开乡土去异地的一代新的知识者共同的精神故乡。透过鲁镇，鲁迅给我们展示的是1920年代的乡土中国，是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中形成的一个异常稳定的乡土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曾经是所有地之子的家园和故乡，然而，在后“五四”的背景下，在1924年的中国，在一个新的知识者的眼光下，鲁镇所代表的乡土共同体却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祝福》中我们的眼光便随着“我”的脚步来到久违了的鲁镇——“我”的故乡。外面的世界几度风云变幻，鲁镇却一成不变。在对变化的特别关注中，我们其实不难看出，“我”的这趟回乡有着自己明确的心理期待，这个期待就是希望故乡能够有所变化。然而，一回到鲁镇，一见到鲁镇的人和事，“我”就发现自己的期待落空了，故乡没有变也不肯变。这让人郁闷的不变使得“我”刚刚回乡不过三天就做出要走的决定。因为故乡的一成不变和不肯变化而决定离开，它打破了经典乡土书写中的怀旧情调和对故乡的乌托邦化处理，让故乡不再是宁静诗意的家园，而成为不变的、保守的、排外的、残酷的乡土。
“我”回到鲁镇后住在本家鲁四老爷家里，发现鲁四老爷外表没什么变化，仅仅是老了些。我们见面伊始是寒暄，寒暄之后鲁四老爷就开始大骂新党，但我知道“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一个“还是”点出的不只是鲁四老爷这一行为的不合时宜与可笑，也说明大骂新党是鲁四老爷一贯的行为和心理状态。这一行为和心理状态的重点不在于被骂的对象是谁，而在于被骂的对象的性质，那就是对一切与“新”有关的变化的排斥。鲁四老爷是谁?从小说中来看，他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手头常常翻阅的是《近思录集注》这样的理学入门之作和《四书衬》。在鲁镇，鲁四老爷无疑是一个既有文化又有钱的乡绅。这样的乡绅是当时乡村社会舆论的主要构成者，同时也是乡村文化的主要代表。
在鲁镇，其他的鲁镇居民也没什么大的改变。在这个年关临近的时节，大家都在忙着准备“祝福”,。每到年终，只要日子过得去，能买得起祝福仪式所需用度的，家家都在忙着祝福，男人、女人、大人、孩子莫不如此。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祝福习俗成为从文化心理上将鲁镇民众连接起来的重要纽带。它让鲁镇的人们对鲁镇这一共同体产生了归属感和认同感。对鲁镇的人们来说，作为年终大典的隆重的祝福习俗既是他们对自身的一种确认，也是他们对自身与鲁镇关系的一种确认。
当我们把《祝福》作为一个新的知识者的回乡故事来阅读时，我们就会发现祥林嫂的故事在小说中的功能绝不仅仅止于讲述一个女人的苦难，它更多的是要通过祥林嫂的故事来讲述鲁镇。不论是故事的表层，一个女人的苦难，还是故事的深层，一个异类和谬种被人群驱逐和排斥，祥林嫂的故事都是作为鲁镇的注解而出现的。祥林嫂的故事见证了一个外来者、一个勤劳的女人融入鲁镇的失败，也见证了鲁镇对异类的驱逐、对不变的维护。
祥林嫂的苦难几乎达到了那个年代乡村女性所能经受的苦难的极限。她两次丧夫，一次失去儿子，被第一个夫家强嫁，被第二个夫家赶出家门，被鲁镇的人们嫌弃排斥，最后沦落街头，在祝福的爆竹声中凄惨地死去。祥林嫂的痛苦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由丧子之痛而带来的一个母亲的心灵伤痛，二是由额头上的伤疤牵扯出来的女性的身体之痛和精神的无所归依。在小说中，祥林嫂的丧子之痛构成文本层面上故事中的故事，也就是阿毛的故事。第二次来到鲁镇的祥林嫂试图借助对阿毛故事的讲述来修复自己受伤的心灵，但鲁镇的人们却只把阿毛的故事单纯当成故事来听。当属于故事的新鲜和娱乐功能消失之后，他们不仅拒绝听她的讲述，还阻止她进行讲述，由此导致讲述的中断和心灵修复的中断。女性的身体之痛则被暗含的贞节话语所利用，以祥林嫂死后身体归属权的方式呈现出来。鲁镇人的冷漠和刻薄、祥林嫂的痛苦和绝望是故事的表层带给人的最直观的感受。
“她不是鲁镇人”。不是鲁镇人的祥林嫂在第二次来到鲁镇后，因为再嫁后丧夫失子而被鲁镇的正统秩序所排斥。四叔暗暗告诫四婶：“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不能参加四叔家里年尾祝福习俗中最重大的祭祀活动，对处于悲惨境遇中的祥林嫂无疑是很大的精神打击，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被鲁镇所排斥。“参与祭祀的准备，给她一种实感，表明在这个共同体所规约的幸福的末端，确切无疑地将她也连在了一起。虽说是帮忙，但只要能与祭祀相关，就一定意味着她还是这个由祭祀、受祭祀的关系构成的强固的单位集合体社会的一员。”但再次来到鲁镇的祥林嫂显然被排除在了这个共同体之外。
鲁镇人们这时的表现无疑是雪上加霜，小说里写道：“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他们都在提醒祥林嫂她是个异类，是不受欢迎的人。这种提醒把本就已经遍体鳞伤的祥林嫂一步步逼向绝境。文中写祥林嫂“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然而，阿毛的故事很快就讲不下去了，常常是她刚开口，鲁镇的人们就立即打断她的话。
在对祥林嫂的排斥上，鲁镇的人们表现出了空前的一致，大人孩子莫不如此，就连吃素的善女人柳妈也不例外。在和柳妈的谈话之后，原本已是陷入极度痛苦甚至是痛苦到麻木的祥林嫂的人生又被加上了一层原罪。她惊恐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苦闷于自己到了地狱也不能安宁的灵魂和身体。鲁镇的人们却由此找到了新的乐子，他们整日拿她额头上的伤疤取笑。祥林嫂听从柳妈的建议用自己一年来的辛苦所得去土地庙捐了门槛。她原以为自己的问题就此解决了，没承想鲁四老爷家里并没有因此让她参与祭祀的准备工作。这对祥林嫂精神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小说写道：“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精神上垮了的祥林嫂被打发走，离开了鲁四老爷家。
在小说开始，流落街头的祥林嫂对我发出自己的疑问，我关于魂灵“也许有罢”的回答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祥林嫂于祝福之夜死在街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是死了，祥林嫂也没有逃脱被鲁镇人厌弃的命运，反而被坐实“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因为是谬种，所以她被排斥、被驱逐!彻底驱逐了谬种和异类的鲁镇人继续一成不变地在祝福的空气中拥抱他们那“无限的幸福”。
被驱逐的祥林嫂和她的故事见证了并验证着故乡的残酷、冰冷和对既有秩序的维持。通过对异类的驱逐，鲁镇维持着它的一成不变，通过对异类的驱逐，乡土中国维持着它的一成不变。
小说中，“我”既是回乡者，又是故事的讲述者。这个回乡者是一个分裂的回乡者，他带着对故乡的眷恋回乡，最后却在回乡中完成了对故乡的告别和反叛。无家的体验是这个回乡故事的核心。
在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到，“我”的回乡，主要源于故乡对“我”这个在外漂泊的游子的情感召唤。在“祝福”的前夕，我带着对故乡的牵挂和情感眷恋回到了故乡。小说一开始，就渲染出一股浓浓的年味。“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年底到了，在外漂泊的游子赶着回家过年，这是最常见不过的中国式过年图景，它寄寓的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精神生活传统。过年与回故乡关联在一起，过年又与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灵的关系联结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的过年由此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归属。“我”显然也不例外。选定旧历的年底，祝福的前夕回家，可见在潜意识里，“我”是很看重过年也很看重故乡的。虽然没有了家，只能暂时住在自己并不喜欢，对方也不喜欢自己的本家四叔的家里，但“我”还是在年底回到了故乡。回到故乡的第二天和第三天，“我”所做的是所有异地归来的游子要做的事情，看望还在故乡的本家和朋友。
虽然牵挂着故乡，并刻意选在旧历的年底回到故乡，但《祝福》中这个回乡者“我”并没有沉溺于故乡的乡情和乡音之中，他很清楚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知道离开故乡后的自己对于一成不变的故乡来说早就是异类了。“我”也的确是一个异类。“我”发现，鲁镇的人们依然活在久远的过去，鲁镇在时间链条上停止了，空间便成了一潭死水样的存在。因此，这里的人们都没变，外表没变，行为举止没变，心理状态也没变，就连祝福的仪式也一点都没变。由此，“我”也发现了自己和故乡的隔膜，知道现实中的故乡已经不是自己的心灵归属，“我”再也融不进故乡的人和事了，也没法真正回到故乡了。
促使“我”再次决定“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的是和祥林嫂的相遇。在和祥林嫂这个被鲁镇驱逐的另一个异类的相遇中，“我”的虚无和无能为力充分暴露了出来。祥林嫂和“我”的对话在使“我”从审视者成为被审视者的同时，也促使“我”审视自己，并正视自己的虚无和无力承担。故乡没有变也不肯变，面对这样的故乡，“我”无能为力，只有再次离开。
决定再次离开的“我”成了一个孤独的反叛者。小说中多次写到“我”见到祥林嫂之后的心理活动，出现最多的词语就是不安和不安逸。很显然，祥林嫂的三问，不仅迫使“我”正视自己的存在及其使命，还促使“我”不得不从终极意义上思考魂灵有无等问题。令人沮丧的是，不论是在现实层面上还是在精神层面上，“我”发现自己都无能为力，“我”既没有办法解决祥林嫂的问题，也无法给那关于魂灵有无的终极追问找到一个答案。可以说，这一趟回乡的“我”收获的只有隔膜和虚无。“我”和鲁镇之间是隔膜，“我”和鲁镇人之间是隔膜，“我”和一个同“我”一样被鲁镇人视为异类的祥林嫂之间依然是隔膜。
这些隔膜不仅意味着“我”在现实意义上的失去故乡，也指向了“我”精神上的失去故乡和灵魂上的失去故乡。因为从根本上来讲，故乡不仅是一种地理空间的存在，它还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存在。祝福时节的回乡，在目睹了鲁镇人对不变的维护和祥林嫂的被驱逐之后，也将叙事者和回乡者“我”原本只存在于现实层面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的外在体验转化为内在精神和心灵上的“已没有家”。由此，“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真正的孤独者。向后没有家园和故乡，“我”只能向前，哪怕前面只有“坟”。
《祝福》,既是鲁迅对故乡和故乡人复杂体验的文学表达，也是他对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家”和家人的复杂感受的外化。“已没有家”是文本内的回乡者“我”和文本外的鲁迅的共同处境。因此，孤独和隔膜的发现成为必然，故乡不再、家园不再的感伤也成为必然。这是一代地之子带有创伤性地对“家”的告别仪式。
这样的故乡书写，表现的是启蒙语境下的1920年代的中国乡土。它是一代像鲁迅这样走出乡土的新的知识者们文学虚构的产物，是以现在为中心的对故乡的发现和重构。这种发现和重构，除了具有抒情功能，更重要的是还具有象征功能和解构功能。在抒情的意义上，通过这类文本的写作，作者完成情感上想象的回乡。在象征的意义上，它进行的是对自己的启蒙对象、乡土中国及其子民的再审视。在解构的意义上，它消解了传统的田园梦想和旧日乌托邦，在书写乡愁中完成了对传统乡愁的解构。我们甚至可以说，《祝福》中的故乡书写和乡愁叙事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完成对故乡的告别和对传统乡愁的终结。 在具体的文本中，作为新的知识者的叙事者或者主人公往往寻访旧地，追忆往昔，带领我们“回乡”。在回乡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这一代人与故乡永远的隔膜。这在鲁迅的《故乡》中是如此，“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在《祝福》中也是如此。祝福时节的回乡迫使“我”正视自己和鲁镇以及鲁镇人之间的隔膜，然后做出马上离开的决定。面对有着自己既定秩序的超常稳定的乡土共同体，新的知识者们只有再次离开。
一种新的反传统乡愁的乡愁由此产生。它忧虑和惋惜于故乡的不变，纠结于故乡的昔日还在。它体现的是一代处在启蒙焦虑中的新的知识分子对故乡期待的落空。启蒙理想是这种乡愁出现的历史契机。在这样的乡愁中，个体受困于时间，时间空间化。在异常稳定密闭的空间中，时间失去了其现代意义，个体只能无奈地感受着故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停滞。这与我们熟悉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乡愁可以说是一种截然相反的体验。传统的乡愁产生于对故土故园故人的留恋和思念，思乡、想家，期待着能够回到记忆中的乡土和家园是其主要情感特征，它的情感投射对象恰恰是乡土和家园的不变。这种乡愁也不同于我们当下的乡愁。当下的乡愁主要来源于现代人的现代性焦虑，它产生于对故乡巨大变化的无奈，对快速、消逝等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时间体验的无能为力。
这是一代历史中间物的乡愁，是一代情感上依恋故乡和乡土，理智上却又不得不告别故乡和乡土的新的知识者们撕裂式的情感体验。它带有鲜明的“五四”特征，也融有鲁迅本人的中间物意识和情感体验。在启蒙的视角下，故乡必然成为古旧的、愚昧的、落后的、需要被时代抛弃的对象，然而，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却是一代从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新人们的情感惯性。
在《祝福》中，这种中间物的乡愁既是“我”的情感体验，也是鲁迅的情感体验。从少年时告别故乡，去异地寻找别样的人们开始，鲁迅本人就走上了一条与故乡告别的路。然而，情感上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却一直陪伴着他。对这一代人来说，当他们以新人的身份登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舞台时，故乡和故乡的生活方式就注定成为回不去的记忆。
这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不只是一代人的情感境遇。与故乡的告别也是与我们一千多年来的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的逐渐割裂和告别。这不仅与“五四”的整体文化情境有关，也跟中国社会在上个世纪初逐渐展开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关。与故乡和乡土相比，在精神至上的“五四”,城市不仅是新青年们眼中文明、理性、进步、自由的精神园地，也是许多人眼中越来越富有和多元的所在。在“五四”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文本中，告别故乡的乡村或小镇，走向新文化所在的大都市，都是新的知识者们的必然选择。因此，从肉体和精神上同时告别故乡，经历心理上与故乡和乡土的断裂就成为这些1920年代的地之子们情感上的成人礼之一。这种告别故乡和乡土的进程一经拉开，便成为一种无法遏制的趋势，在后来的社会现实和文学文本中，许多人前赴后继地走在进城的路上，也走在告别故乡的路上。只不过对于鲁迅和他前后的知识分子们来说，他们既是第一代离土进城者，又是文人，这种情感上的撕裂感就显得尤为明显和强烈。
对鲁迅来说，通过对故乡和乡愁的书写，也完成了对故乡和乡土中国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启蒙现实的再确认。“回乡”验证的是“没有家”,“回乡”成了更坚定地告别故乡，故乡只是一代人的出发点而不是归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