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绅政治》读书札记（8000字）
打开北洋时代的一把秘钥：
读靳帅《耆绅政治：苏社集团与江苏省治运动(1920—1927)》
丁国宗
士绅阶层的死亡 | 微思客__凤凰网
当我们将视线拉回到北洋时代，呈现在眼前的往往是这样一幅固定且黯淡的历史画卷：大小军阀混战于中华大地，欧美日本等列强肆意侵略，国运民运悲惨至极，革命烽火起不复熄。然而，宏大的历史叙述固然能够简明扼要地把握时代潮流与演进方向，但是历史的多元性、复杂性与可能性亦容易因此埋没于宏大叙事的浪潮之中。回归历史现场，聚焦于主流叙述之外的场域与人物，便能发掘出特定时代下的历史纹理与社会潜流。靳君此书聚焦于北洋时代江苏一省之士绅群体，采取“新叙述史”的写作手法，注重政治史与社会史的交汇考察，论述了这一群体在1920年代推进“苏人治苏”的种种努力及与各方势力之间的合纵连横，揭示了北洋时代下地方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士绅群体的多面性，实为打开北洋变局时代的一把秘钥。
士绅参政，古已有之。耆绅者，士绅之领袖也。苏社集团成员在当时就被人称为“耆宿”“耆朔”，故“耆绅”本为时人对其定位，非学者自创之名词。但“耆绅政治”较之过往通常意义上界定的“士绅参政”又有不同，大要有三：其一，时代特殊性。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北洋军阀分裂混战，中央政府的统摄力因之骤衰，各方势力的复杂博弈客观上给予了地方士绅实践自身政治主张的生存空间。其二，层次复杂性。江苏士绅按其影响力大致可分为省际(资源与影响力超越本省，如苏社成员)、省域(资源与影响力限于本省，如省议员、省立校长及省级机构任职士绅)、县域(县议员及县级机构任职士绅)与旅京同乡(苏籍京官与苏籍国会议员)等四部分。从地域来看，苏绅又有南北之别。从职业构成而言，苏绅又有着教育界与实业界的两大派系。这一方面让“耆绅政治”在多个社会层面上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足以影响江苏政局演变，但另一方面也因此存在多元化的利益趋向，并使得苏绅集团内部始终存在复杂的派系斗争。其三，主张鲜明性。江苏士绅虽在出身、仕途、职业上存在差异，但在1920年代却齐聚于“苏人治苏”的大旗之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为之往返奔走，试图左右乃至江苏乃至东南政局。正因如此，苏社集团纵横捭阖、借力打力，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苏人治苏”，从而形塑了北洋时代地方政局的一种独特面相。
但是，苏社权势及“苏人自治”始终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即在军阀混战、各方势力不断分化组合并形成一定均势的大背景下，由人文经济高度发达并素有结社议政传统的江苏耆绅构建而成。此外，江苏耆绅虽在实业、教育、财政、舆论等领域颇有势力，但既不能掌握足以决定时局的军事力量，又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始终不能成为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力量。随着主义时代的降临与国共两党的北伐，耆绅政治最终退隐幕后，渐进改良终究让位于全面革命。
一、形成：苏社集团之成立及特点
辛亥鼎革以来，地方自治呼声日张;军阀分裂混战，中央权威一落千丈;五四运动的风暴与南北议和的失败，更让国人将出路寄托于地方;湖南、山西的自治事业颇有成效，亦使自治演变为省际竞争之事。有鉴于此，以张謇、张一麐、黄炎培、韩国钧、马士杰等为首的江苏耆绅决定联合一致，召集江北水利工程局、江苏省议会、省教育会、省政府等耆绅名流百余人，于1920年5月12日成立苏社，作全省联合策进之自治机关，希求一省治进而天下治。顾自苏社成立伊始，便隐然成为把持一省事务的权力中心，深刻地影响着北洋时代江苏政局走向。
苏社成员大多出生于19世纪60-80年代，为清廷最后一批科举士人，又大多留学日本，并在清末步入仕宦生涯。旧学新知兼备，财力名望并存，加以血缘姻亲、学缘科举、地缘乡谊、人缘朋僚相互纠缠所形成的复杂人际网络，成为苏社成员从清末便能插手政务并在北洋时代掀起浪潮的资本所在。江南民风素称柔弱，更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所遭受的兵燹之灾，致使苏社成员对于暴力革命极为抵触，致力寻求温和渐变之路，从而对美国式议会政治与联邦制度情有独钟。“苏人自治”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美国道路的模仿。
风起于浮萍之末，浪生于微澜之间。江苏耆绅能在北洋时代成一省自治之局，其权势构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点。五口通商以来，上海迅速成为中外贸易第一口岸，江浙亦渐染西洋之风，其士绅官僚成为推动近代政局的关键群体。太平军兴以来，江浙士绅支撑何桂清集团与江南大营对抗太平天国，五次围困江宁。咸同之际，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奄有两浙之地，江苏士绅退守上海，与英法官员暗通款曲，并浮海北上京师送书，促成清廷“借师助剿”之举，从而逆转了清太战争局势。甲午以降，民族危机日深，江苏耆绅亦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庚子之变，江苏耆绅参与东南互保，始知联省之力;辛亥鼎革，江苏耆绅拥护共和，共推江苏独立，从而倾覆清室，肇造民国。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转折点上，江苏耆绅都发挥了独特作用，既增强了他们对联省自治、议会道路的信心，又让其权势与人脉不断扩张，隐然与地方军阀势力相颉颃，迫使后者不得不谋求与耆绅合作，共同维持地方统治，给予了“苏人自治”的生存空间。
不过，江苏耆绅虽然对外显示出同进共退、亲党胶固之势，但是内部派系林立、内争不断，致使“苏人自治”的成效始终有限。苏社成立之初便呈现出五个系统和四个群体，常有利益冲突。此外，首任理事长张謇与苏社其他核心成员在诸多观点乃至利益上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屡借外力制衡其他耆绅，致使苏社始终处于多核心状态，无法形成合力。江苏耆绅在地域上有张謇与张一麐的南北之分，在职业上又有张謇与黄炎培的实业与教育对立，这些内耗又预示着“苏人治苏”之成效难遂人愿。
二、发展：易长废督与苏社内争
1920年的“苏人治苏”运动，肇始于“省议会弹劾省长齐耀琳案”。吉林人齐耀琳长苏原为袁世凯所安排，后受皖系中央庇护，力主集权，依靠俞纪琦、曹豫谦、金左临等三名亲信，对于省议会毫不尊重，遂与江苏耆绅大相龃龉，省议会随之对齐氏展开弹劾。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下台，直奉联合主政，江苏地方政局随之骤变。齐耀琳既失中央支持，又遭议会弹劾，萌生去意，在下台前拟令已遭弹劾的俞纪琦代任财政厅长，并抵押江苏冬漕以弥补财政亏空。此举引发江苏耆绅全力声讨，苏社的省内与旅京要员联合抵制，省议会再度提案弹劾齐耀琳。无独有偶，齐耀琳之弟齐耀珊原本长浙，此时亦被浙江省议会弹劾，江浙士绅因之联合，共推“省人治省”，齐氏下台遂成定局。
“苏人治苏”虽为江苏耆绅共推，然何人长苏一事旋陷党派斗争，江南江北争论不休，人选一时难定。然齐耀琳与督军李纯各有人选，前者属意京兆尹王瑚，后者力推财政要人王士珍，而士珍长苏呼声最高。江苏耆绅顿弥嫌隙，联合“拒王”，意在抵制李氏。旅京苏人与省内士绅联合施压中央，北京当局于是妥协，“拒王”运动再获成功。
“抵齐”、“拒王”接连获胜，江苏绅权大为扩张。然苏社在何人长苏之事上始终分歧不断。张謇主张“贤人治苏”，长苏者不必苏人;黄炎培等其余要员则力主“苏人治苏”，非苏人不可长苏。苏南士绅领袖张一麐为众望所归，张謇亦难排众议。然李纯本极抵触“苏人治苏”，张謇遂与之联合，令王瑚得以长苏。苏社对此决意让步，试图以扩张绅权、把持省务(如扩大省议会权力、省公署管理省款等)并令苏人严家炽出任财政厅长作为让步条件。李纯则欲令其义子文龢长财，这让苏社成员深感“藐视苏人，于斯已极”。双方于是公开对抗，李氏颇恃武力，以去就相争;苏绅把持财权，主张军民分治。情形令中央府院颇为棘手，张謇则反复三方之间，力主王氏长苏、严氏长财，最终迫使文龢自辞财长一职，苏社斗争再度获胜。
就在文龢自辞财厅之日，督军李纯猝然离世，遗命令副手齐燮元接任，中央府院则令燮元暂任，并与前任省长齐耀琳维持局面。江苏为天下财赋之地，督军之缺遂为各方军阀竞相角逐，力主扩张己方势力。但对于江苏耆绅而言，李纯之死实“天予我苏以废督之绝好机会”，张一麐随之成为苏绅废督运动之主角，韩国钧、黄炎培等人鼎力相助。张謇对此颇为不满，于李纯猝死次日便宣称“宁军不可一日无主，废督势又未至”，主张由齐燮元接任督军，顿时引起全省声讨，张謇不得不屈从众议。不过，废督之事牵涉军阀根本利益，直奉主导的北京政府决定不再妥协，于1920年12月3日实授齐燮元督军之职，废督运动由此失败。尔后苏社主持的裁兵运动亦无声色，不免颜面有损，但亦营造浩大声势，令齐氏颇为忌惮，军绅共治之局尚能维持。
迨至1921年，江苏省议长职务之争引发了苏社内部分裂，对于江苏政局颇有影响。自“抵齐”“拒王”之后，张謇在大事抉择上每每与苏社其他要员相背，与军阀要员过从甚密，早已引其诸人不满，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此外，由于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张謇又与苏南曾朴等士绅交恶。议长选举之前就隐然形成了张謇一派与黄炎培、曾朴一派的对立。其中，张謇一派得督军暗中奥援，又有江北派系金陵俱乐部相助;黄炎培等人则有江苏教育会为根基，兼得苏社多数要员支持。在各省自治思潮澎湃的背景下，省议长一职自然愈显重要，张一麐与张謇之子张孝若均属意此职，进而形成南张与北张对垒之局。曾朴等人刻意制造“张孝若金钱运动议长”之说，重创张謇父子名望。事实上，金钱运动之事几乎无人无之，但正所谓“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陷入被动的张謇父子决定临渊弃网，辞去省议员。但北张派对此置若罔闻，仍与南张派朱绍文等人激烈对抗。张謇决定坐山观虎斗，严令张孝若不出南通一步，而令金陵俱乐部与南张派彼此互斗。最终，经过四五十天的明争暗斗，双方财力耗尽，最终金陵俱乐部成员徐果人于当年11月28日获选议长，北张派扳回一城。不过，经此一斗，张謇威望大减，苏社主导权旋入以黄炎培为首的江苏教育会手中，江苏政局也因此形成了议张謇父子及僚属为首的南通派与非南通派的对峙之局。苏社的内部分裂为日后走向衰落埋下了重要伏笔。
高峰：苏人长苏之确立及弊病
苏人韩国钧长苏，是为“苏人自治”之真正实践，亦为苏社势力之一大高峰。为处理中日山东悬案，北京政府意欲韩国钧长鲁，后者提议巩固内阁且不负责财政两大条件。1922年5月，直奉战争以直系获胜告终，吴佩孚不愿接受韩氏条件，并企图将势力伸向东南半壁，有意以“苏人治苏”制衡齐燮元。随着黎元洪代行大总统之职，废督裁兵为其就职信条，黎氏更提议令跨省乃至全国性影响力的本省士绅出任省长。6月15日，中央令韩国钧调任苏长。
然而，韩国钧长苏却首先遇到苏绅内部阻力。韩氏与张一麐、黄炎培等人颇为契合，张謇等南通派对此颇为不满，极力阻其入主苏省，以令张孝若有长苏之机;督军齐燮元亦暗中阻扰，为废督后转任省长预留地步;旅京苏人深受南通派影响，亦反对韩氏长苏。结果，中央又在6月25日取消前令，改令韩国钧长鲁。旅京苏人顿感失策，于是苏社举行扩大会议，南苏耆绅与旅京苏人一致挺韩，并向中央、齐燮元与南通派施压。韩国钧对此颇觉费手，长苏则需对抗齐燮元与南通派，不长苏则拂公议且令“苏人治苏”功败垂成。最终，在多方斡旋之下，齐燮元改变态度(很可能达成“不废督、韩长苏”协定)，决定迎韩，韩国钧于7月7日通电就任。
韩氏长苏意味着“苏人治苏”得以落实，舆论颇觉绅权大张，然而苏社内部南北对峙，党争不断，致使韩氏治苏期间深感掣肘，诸事不顺。北洋时代，财政亏空已成中央与地方的一大痼疾，主因在于军阀不断扩军，次因则是各项新事业的发展。江苏一地财政年入一千七百万，亏空逾千万，韩国钧、严家炽均拟发公债以纡缓困局。然公债一发，难免损害士绅利益，首先便遭遇旅京同乡会之阻挠。七百万公债由严氏分配各县认购，实为变相强制摊派，加以部分公债变为齐燮元备战军费，立遭江苏耆绅舆论攻击。恰在此时，苏省内部又爆发了议教之争。随着张謇手下的南通实业日渐没落，以之为依托的金陵俱乐部“议员星散”，其中宁、扬、镇三属议员另组“正社”，朱绍文等亲江苏省教育会等议员则组“仁社”。南通派前番拒韩长苏，此时正社倒韩，仁社则拥韩。省内原本财政困难，教育费用占到全省行政费用40%-60%。正社议员多为实业家，决定削减教育经费，结果正社议员刘文辂与省内高校校长发生肢体冲突，前者受伤，而南京学生联合会学生又将正社议员吴辅勋捆绑游行，正社借此大做文章。韩国钧虽称持平处置，但教育界本为韩氏执政根基，因此既不赞成削减教育经费，又不严惩校长、学生，正社因此联络苏绅中对韩久不满者开展倒韩运动。
各省自治之风既开，上行下效，各县亦谋求自治，要义在于各县士绅谋求扩张权势，除了尽可能掌控县政之外，更趁机向上争权。概而言之，各省自治即争夺中央之权，各县自治则为争夺省权。徐世昌政府为扭转民初县绅权势过大之势，于1919年7月出台《县自治法》，旨在扬官权、抑绅权。对江苏而言，此为“新县制”，民初临时省议会制定的《江苏省暂时县制》则为“旧县制”。各县士绅在韩国钧秉政期间力主规复旧制，但对于韩而言，恢复旧县制既与全国通行法相违背，又会大大减少县财政上交省财政之款额，遂不予配合。韩氏此举令县绅恼怒异常，后者同样展开倒韩。几股倒韩势力渐趋联合，韩氏顿感焦头烂额，不得不于1923年6月通令全省恢复各县市乡议会，变相恢复旧县制，县绅斗争初获成功。
韩国钧长苏本为“苏人治苏”之标志，亦为苏社历史之高峰。在江苏耆绅看来，民元以降甚至明清以来的诸多弊病均可得到根本改善，岂知事与愿违，江苏省政在韩氏期间进展甚微，反倒陷入愈发激烈的党争之中。江苏名流叶楚怆就感慨道：“江苏一长三厅，都是苏人，种种设施，与别省人有什么分别?发行公债，财政破产，尤为苏人治苏的特殊成绩。”张孝若亦坦言苏社近年“未积极有所作为”。苏社及“苏人自治”影响力自此中衰。正在此时，一场大战在江浙之地拉开帷幕，时局再度逆转。
衰弱：从江浙战争到“吴越一家”
自袁世凯死后，江浙政局呈现江苏直系、浙江反直系之局，两省督军因之对立，然两省士绅素有通力合作的历史渊源。自直皖、直奉两战后，直系有独大之势，东北奉张，浙沪皖系卢永祥、西南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全国从而形成直系与反直系之南北交错对峙之局。具体到江浙而言，又牵扯到淞沪护军使设置、上海贸易与军政税收、海军内部派系斗争以及上海兵工厂之争夺。江浙战争正发生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
1923年6月13日，直系曹锟等人发动政变，逼迫总统黎元洪离京，反直议员齐聚沪杭，此地遂成反直中心，齐燮元与卢永祥因全国政局之变陷入冲突旋涡之中。江浙耆绅群起阻拦，联合成立江浙和平运动，倡导和平解决事变，意图再造庚子互保之局。8月19日，齐、卢等人签订《江浙和平公约》，局势一度峰回路转。然而，无论是派系之争还是远交近攻，江浙两省本就难存两主。9月10日，黎元洪抵沪，顿让齐燮元等苏省官员担忧卢永祥趁机建立“挟天子以令诸侯”，令立中央，局势再度趋于紧张。黎氏抵沪同日，英商何东亦抵上海，倡导全国联席会议以解决中国南北分裂与军阀混战之局，然而苏社耆绅明知此言不切实际，仍给予声援，意在缓和时局。随着曹锟贿选成功，直奉矛盾日趋尖锐，江浙两督亦摩擦不断。
1923年11月19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打破了江浙之间脆弱平衡。齐、卢二人为争夺上海竞相角力，苏社耆绅极力斡旋，齐氏本欲联络皖、赣、闽成四省攻浙之势，但又为吴佩孚所阻，后者深恐一旦事成，齐氏将控遏大江以南，与自己分庭抗礼。多方牵制之下，江浙和局得以延续半年之久。1924年6月，闽省失势军阀臧致平、杨化昭为卢永祥收编，此举公然违背和平公约，吴佩孚决定对浙强硬，齐卢双方顿时剑拔弩张。张一麐、黄炎培等人反复奔走于央地之间，几经唇焦舌敝，以至下跪，必欲力挽狂澜;但张謇则持有异议，深悉此战非江浙耆绅所能调停，加以其实业深受督军关照，遂主张“缩短时间、缩小范围”，借款支持齐燮元开战，此事为苏绅所痛恨。当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直系各军夹击卢氏，卢氏大败，孙传芳于10月22日率军入杭，战事告终。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齐燮元遂驱逐卢永祥，然上海为鄂军所占，浙江归孙传芳所有，加以苏绅皆有倒齐之志，局面反比战前更为危险。10月24日，直系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囚禁曹锟，直系大败，奉系入主中央，齐燮元顿失荫庇。张一麐等苏绅呼吁罢免齐氏，张謇则持异论。此时，吴佩孚南下与齐燮元密谋另组政府，此举必激奉军南下，苏社耆绅大为不安，遂联合一致促齐下野，最终齐燮元于12月27日赴沪，江苏持续四年的“齐燮元时代”结束。
江浙战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军阀存在的合法性，军绅合作局面亦因之破坏。战乱所及，“为洪杨以来所仅见”。苏社既未阻止战乱，又于此战蒙受重大损失，望实俱损，渐为时人所轻。齐氏下台，韩国钧一度主持军民两政，江苏耆绅试图编练齐军残部以控制军权，然不数日便遭遇奉军南下，江苏落入张宗昌、龙永祥主持的奉系之手。齐燮元联络孙传芳对抗奉军，引发浙奉战争，齐氏再败，远遁日本。江苏迭遭巨变，百事俱废，库空如洗，韩国钧决意辞职。自此之后，反直同盟主导下北京执政府决意破坏江苏旧局，连续更易东南大学校长以及江苏省教育、实业、财政三厅长官。郑谦长苏之后，执政府令北方苏人执掌政务、教育两厅。此时，“苏人治苏”实质已变，掌权“苏人”已非苏社“苏人”。此外，苏绅内部分裂仍在蔓延，倒韩派又北上联络反韩的旅京苏人，穷究韩国钧长苏时期的财政问题，此时江苏亏空已至三千数百万之巨。面对奉系南下更迭政局与财政巨额亏空，苏社耆绅应接不暇，日渐疲敝，数年自治，成效反不如前。苏社与江苏省教育会均名望顿降，为人诟病。
1925年9月，卢永祥为郑谦所逼，辞去江苏督办一职，执政府令奉系杨宇霆接任。杨氏入苏，以霹雳手段集权于己，欲将耆绅政治与齐燮元旧部尽数消灭。江苏耆绅对奉军恨之入骨，苦于自身无军，遂定驱虎吞狼之计，与齐氏旧部合力于10月引孙传芳入苏。孙氏先后入南京，破徐州，入住江苏，成“吴越一家”之局，奄有东南五省之地，于是投桃报李，与江苏耆绅共治苏州。耆绅政治因之回光返照，再度与孙传芳实现军绅合治，但效果已大不如前。孙传芳坐拥五省，独立南北之间，旅京苏绅无从插手江苏政局，省内举凡重要官职皆经孙氏加委，省长陈陶遗惟命是从，省内士绅权势亦受限制。此时，国共业已展开合作，北伐与革命即将席卷全国，耆绅政治进入倒计时。
终场：党军北伐与耆绅政治的终结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北伐军(党军)先攻直系吴佩孚，于8月便攻克岳州，兵锋直指武汉三镇，大江南北为之震动。一时间，江浙士绅再度奔走各方，力图南北各方召开和平会议，再造共和，“使民国十五年成为第二个辛亥”。
以后见之明观之，江浙士绅谋求自治近似幻想，然回归历史现场，却非无稽之谈。北伐军内部有蒋介石、唐生智、李济深的复杂矛盾，北洋军阀纸面兵力占优，故时人普遍认为北伐军之进行将以夺取武汉为止。张一麐甚至将时局比作三国(奉系比魏，革命军比蜀，孙氏比吴)，意图蒋孙议和，共伐奉系，从而底定全国大局。但江浙士绅对于联合何方分歧甚大，江苏耆绅意图扶持孙氏，浙江士绅则属意蒋介石，大有导向国民政府的趋向，这自然削弱江浙和平运动之力。随后，浙江士绅与国民政府一道策反孙传芳属下浙江省长夏超，起事随被扑灭，但对孙氏亦是重创，无法集中兵力于江西前线，为北伐军所败，被迫退保南京。
东南士绅为求自保，展开江浙皖三省大联合，江苏耆绅率先发动，另起炉灶，苏社要人再度组建新苏公会，实为张謇去世后全苏士绅内部大联合。三省士绅企图恢复北伐前军绅合作之局，号召“奉军不南下，党军不北上”。但孙传芳秘赴天津，意在联奉南下抵抗北伐军，引起东南士绅极大不安，反而与江浙国民党党部形成联合。结果孙氏回南后，一改对士绅的优容姿态，致使浙江士绅表示“宁欢迎赤化而不欢迎绿化”，唯恐军纪败坏的奉军祸乱江南。军事上陷入困局的孙传芳又与士绅反目，加速了自身败亡。
1927年春，党军进入苏沪，江浙政局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国共党人与左派青年群起讨伐江苏教育会等苏绅，张一麐、黄炎培、韩国钧等江苏耆绅纷纷避走他乡。随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有意破坏“苏人治苏”原则，民初以来联省自治思潮亦为党治取代。一度操纵苏省政局的耆绅政治终落帷幕，随之而来的则是党权时代与主义时代。
按：靳兄所著内容极多，书评写作之前先写一内容札记，以便后续修订之用。谨献各位朋友，以求教于各位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