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十万进士》有感
随着登顶十的到来，一周两考这趟强化训练的“高速列车”终于缓缓到站。
再有八天，我的弟子，全国各地的高三学子，将要迈入真正的高考考场，一场他们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大考。
在这个火热的高考季，我恰好读了余秋雨先生的《十万进士》一文。尽管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尽管有人抨击其用现代视角“以文代史”，主观性太强；甚至对余先生本人也毁誉参半，褒贬有之。但本文的确是一篇充满温情的文化反思录。
“十万进士”，概括了古代科考中进士的大致人数。从隋唐初创到清末1905年，科举制在中国大地上历经一千三百多年。
科举是古代统治者选拔人才的主要渠道，高考则是为现代化建设选拔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一）
余先生说:“科举像一条大河，而高考是它改道后的新河道——水流中仍有旧河的泥沙，但奔向的已是截然不同的海洋。”
首先，科举制几乎完全排斥女性，而高考一视同仁。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女子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是男人的附属品。科举制也几乎完全排斥女性，仅太平天国时期短暂开设了女科，但并非主流。那些饱读诗书、满腹学问的女子，被视为离经叛道般的存在。
乱世中的美神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先锋主张，却被男性文坛刻意边缘化，被讥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 南渡后因“欲将血泪寄山河”，被斥为“妇人干政”；晚年的她愿将平生所学传于十岁孩子时，那个小女孩脱口而出“才藻非女子事也”……她的旷世孤独，无人能解。
《红楼梦》中才华横溢的林黛玉初进贾府，当贾母问及读书情况，便说“刚念了《四书》”。也是藏锋守拙，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啊。
而高考，无论哪个组合，都有女生的身影。特别是偏文组合更是阴盛阳衰；高校师范类，女生也是占据绝对优势。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情形。何其有幸，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时代！
其次，对于文化，两者态度迥然有别。
余秋雨认为科举制伤害了文化，因为千余年来，在堆积如山的考卷中几乎没有出色的佳作。韩愈重读自己当初的考卷，甚至“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
也许科举并非仅仅考查诗文经典，还包括实务策论。后者相当于如今公务员考试的“申论”，即使是科班出身的中文系学生，也不一定比政治经济学的学生更具优势。因为它关注的不是文章写得多么精彩，而是对时政热点的分析、解决能力。
这就不难理解，归有光的散文细节传神、情深意长，蒲松龄的志怪小说想象丰富、情节曲折，但他们却屡屡落第。虽是出色的文学家，其文风也许并不符合当时的科考要求。
高考，对每门学科都有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就语文而言，并非单纯考文学写作，也不是死记硬背、机械刷题就能应对。它考查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等四大核心素养，所有考题无不围绕于此。
相对来说，理化组合的考生在高考中更具优势。同样的控分线，他们能降分录取，而偏文组合的孩子高出分数线二三十分，还有可能落榜。这可能与国家大力发展理工科、突破西方“卡脖子”的科技需求有关。所以即便很多孩子热爱人文，对理化无感，他们的家长依然倾向于让孩子“扬短避长”。
当前理工科需求凸显，但人文学科不应呈衰微之势，它的长期价值仍需重视。
第三，实用功效，大不相同。
科举制几乎可以做到“一考定终生”，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
在科举中取得功名者，会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考中秀才可以免徭役、见官不跪；考中举人可做基层官员，田赋全免；考中进士，一甲者可任正七品以上官员，其余入翰林院后可外放做知县（正七品），从而进入国家高级干部储备库。
而高考仅是人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大学的一纸文凭不能立竿见影，也换不来肉眼可见的实惠。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天之骄子”的身价大大缩水，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就业压力。“毕业就等于失业”虽是夸大其词，但也反映出就业的艰难。
那名毕业于某知名高校的宁夏女孩，因考公屡次受挫，最终饿死在西安出租屋内。家境贫寒的她，在求学阶段肯定过关斩将，顺风顺水，但这不等价于最后的出路。高考，也许是某些人的高光时刻。
很多教育者、家长，依然固守着科举时期的心理，余先生称之为“伺机心理”，也叫“翻身心理”。即在奋斗过程中不是自然渐进，而是渴望一朝发迹。在此过程中，隐忍，苦熬，卑以自牧。
但高考不是科举，它不是翻身仗，也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在潜移默化中，孩子只知道熬过高考，苦日子就结束了，这也是部分大学生摆烂躺平的重要原因。当他们毕业后，走进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时，有多少意难平！
高考并非人生全部，大学更需要潜心学习。《哈佛凌晨四点半》这本书的火爆，恰恰折射出我们教育的弊端：最苦最累的往往是身心发育的初、高中生，大学反而成了快乐的殿堂。在与就读高校的弟子聊天时，我经常提醒他们，拿出高中一半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业上，就会所向无敌。不知他们是否体会到良苦用心。
将高考视作人生的重要阶段，而非强化其唯一性、终极性。让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对自己的专业发展规划有清醒的认识，并培养其专注、坚韧的意志和品质。相信这样的孩子，即使高考成绩并不出色，也会在以后的人生路上，因为热爱而坚持，因为坚持而成功，因为成功而幸福。
第四，考试纪律，同中有异。
有考试就有浑水摸鱼者，作弊与反作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野史记载，花间派词人温庭筠就是一个作弊高手，平生曾多次替他人代笔写科考文。但到了清代，若有人做“枪手”，一旦查出，需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流放。
夹带资料也并非当今考生的作弊“专利”，科举制时代，有些学子也将必考的《四书五经》、前科中举范文和猜题习作等，藏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内衣里，与如今很多调皮捣蛋的学生毫无二致。
为严明考纪，科举时的反作弊手段也渐趋卑下。明代入场前的情景是“上久冰冻，解衣露立，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怀挟也”；到了清代，考生的长辫子也要解开搜查。
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讲到，为何文人士大夫如此推崇“三顾茅庐”，是因为刘备礼贤下士，对孔明有知遇之恩；而反观他们，要实现平生抱负，还要通过科考，而且是脱光了被人搜查后才能科考。以清白之身，遭到那帮赳赳武夫的侮辱，因此对孔明艳羡至极。易先生此言甚是有理。
相比而言，高考文明了很多，但也更为严格。
自2015年11月起，高考作弊是要入刑的，要纳入个人成长档案。
入考点时，根据电子数据库录入的考生姓名、照片、身份证号等进行验脸；成功后由一名老师用电子监测仪对全身进行正着倒着两个“U”型扫描，考虑到青春期孩子的发育特点，一般由女老师进行这番操作；进场前再次进行核验。
考场内有电子屏蔽仪、摄像头全程监控，两名陌生监考员一前一后；微机室里还有视频监考，一名监考员负责监控几个考场的学生和老师有无异常，每个时间点的指令、流程是否合规；整个考试过程都进行现场实录并能回放，各级教育部门及考试院都能随时调取。
如此层层把关、严密监控，作弊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
科举、高考，因为历史渊源，两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在冲破藩篱、阶层流动方面，有异曲同工之效。
科举制在打破门阀垄断、促进阶层流动方面举足轻重。
隋唐之前，统治者采用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来选拔人才，读书做官几乎是世家大族的专利。鲍照有诗“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表达的是寒门才俊出仕晋升的艰难。
科举制给寒门子弟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他们可以通过苦读跨越阶层藩篱，因为“以文取仕”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
2022年8月赴青州学习时，博士生导师吕慈仙教授在《新一轮高考改革的要点、大数据分析及应对策略》中提到了科举与社会流动。引用了美国学者柯睿格于1947年对南宋绍兴十八年《题名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的统计结论，即半数以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
也有统计显示，明清进士中约四成来自三代无功名的家庭。
现在是一个开放社会，资源多元化，就业多渠道，只要够勤奋、多动脑，就能保障基本的温饱。
但对大多数农家子弟来说，资源和机会相对匮乏，高考无疑是他们改变命运最重要的路径。
四年前，衡中高三学生张锡峰在《超级演说家》的舞台上歇斯底里地喊出“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城里的白菜”，表达露骨，让人有强烈的不适感。但这背后折射出沉重的现实：跳出原生阶层，改变命运轨道。
国家层面也有意向农村家庭倾斜，农村专项计划就是其一。我表弟高考那年恰好赶上该项政策实施，也因此上了一所非常不错的211高校，毕业后进了央企，如今在南方大城市安了家，落了户。
有多少农家子弟，因着高考，凭着打拼，在大城市深深地扎下了根。
其次，对社会心态，都影响巨大。
科举的得失并非个人私事，而是与家族、乡邻的荣辱息息相关。
一朝中举便热闹非凡，荣光无限，“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万里尽传名”。
这厢落榜者就黯然神伤，连带着家族也蒙羞受辱，“落第逢人痛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在家的妻子也会万般叮咛，“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
也有屡试不第、压力倍增的学子，一旦中举后跃然翻身，得意忘形，甚至发疯发癫，范进就是如此。
而高考也绝非个人之事，它关涉全家，牵动亲友，甚至触动了整个社会敏感的神经。
高考那几天，新闻媒体现场实时报道，首场语文作文必为当日最大的新闻热点，引发全社会的讨论和解读；考点附近交通管制，开启静音模式，全民“让路”；学校周密部署，保驾护航，每次看着那十几辆大车载着考生出入校园，浩浩荡荡，我都忍不住眼圈湿润。
最可喜的是考场外等待的家长，妈妈们的“主力战袍”是清一色的旗袍，大多是紫色、绿色或红色，寓意“旗开得胜”“紫气东来”“一路绿灯”；极少有黄色、黑色。爸爸们则穿着马褂，选择红色、紫色、藏青等深色系，寓意“马到成功”。
据说，去年我一个同事买了三件旗袍，因为她家公子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写到这里，我也有买一件旗袍的必要了。祈祷我那俩班可爱的弟子们不负青春，一举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