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读后感：结合“瞿秋白革命历程”谈“人岗匹配”
瞿秋白，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个人事迹与功过是非已盖棺定论。
摘录新华网的介绍内容内容如下：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1899年1月29日生。
1917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
1920年10月赴苏俄采访，最早向中国人民报道了苏俄的真实情况。
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1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
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并任中共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主编。
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
1931年1月被解除中共中央领导职务。
1934年2月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兼红中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报。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报。
1935年2月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年仅36岁。
本文从瞿秋白慷慨就义前留下的著作《多余的话》内容出发，浅谈一下个人的阅读浅见：
需要说明的是，本人是在微信读书APP手机端看完的《多余的话》，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瞿秋白在生命末期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与反思，语言上非常坦诚和直白，毫不避讳其个人在工作中面临的心理挣扎和困境。下面截图为本人在微信读书APP上的推荐语：
结合书中瞿秋白自述的人生经历，我试图从他的人格特征以及这种不匹配对其产生的影响。瞿秋白是一个极具才华和理想的人。他拥有深厚的文学造诣，对文学、哲学、政治等领域都有浓厚的兴趣和广泛的涉猎。他渴望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去改变社会，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开始他是因为对俄国文学如托尔斯泰感兴趣而接触俄文进而接触到俄国的十月革命相关文献与内容，进而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有广泛的交集。其次他作为俄文专业人才与俄国前沿文学与思想的翻译者与介绍者切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历程，从而一步步走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
然而，这种带有强烈文人色彩的理想主义与他在革命岗位上的实际角色之间产生了明显的不匹配。作为一个革命领袖，瞿秋白需要面对的是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行动，而这些领域并非他所长。尤其如他自述他倾向布尔乔亚式的唯美、平和，用现代流行语来说就是喜欢“小确幸”，而不太擅长与一线工农兵打交道，更不喜欢与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激烈争辩。他的文学趣味和细腻敏感无法在粗粝、艰苦的革命工作中得到充分发挥，甚至某种程度上有点格格不入。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的剖析展现了他对自己在革命岗位上的困境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文学和思考，而不是政治和军事。这种自我认知的深刻性使他更加痛苦和自责，因为他深知自己在革命岗位上的不足和失误。瞿秋白的心理特征表现为一种深深的矛盾和挣扎。他渴望在革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又因为岗位的不匹配而感到无力和挫败。这种矛盾和挣扎不仅体现在他的工作上，更体现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他对自己进行了深入剖析，试图找到问题的根源，但却往往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
事实上，在1931年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瞿秋白在文学领域的工作如鱼得水。他终于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文学园地为党工作，并与年长自己十八岁的文坛泰斗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共同成为领导左翼作家联盟的双子巨星。更被鲁迅赠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条幅引为一生知己。瞿秋白评价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战士”的名言，可算作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科学评价的第一人。鲁迅能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领域产生巨大和持续影响，瞿秋白功不可没。天不假年，如果瞿秋白没有牺牲，以他的文学和理论修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领域必有一席之地。
瞿秋白的经历告诉我们，人岗匹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人的才能和兴趣应该与他的岗位相匹配，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否则，个人兴趣与岗位要求错配，不仅会影响工作效率，更会产生心理上的困扰和挣扎。因此，在选择职业和岗位时，应该认真考虑自己的才能、兴趣和价值观，选择与自己相匹配的岗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能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获得人生更大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