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战争中的经济学家》有感
李治国, 合伙人,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作为一名涉外业务的律师，特别是服务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融资业务的律师，非常关系全球的政治经济形势，因为这对我们的业务会产生直接且明显的影响。尽管不是一个境外投资和融资的法律专家，但是也绝不是或更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家。
自COVID-19疫情，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以来，一直在关注并思考这些全球性的事件会对我本人所从事的业务产生哪些影响，这些影响会有多深多久。当然，这还是从一个纯个人主义或私心的角度去思考。中东10月份以来的巴以冲突，对区域和全球在过去半个世纪以和平为主题的政治经济环境带来了更大的冲击，目前看其影响范围超出各方的预期，对人类基本伦理道德和全球法治化管理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事实上，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以及与相关方接触和交流过程中，已经确实感受到这些给业务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我本人对于这些影响的后续还是没有一个相对清楚的概念和轮廓。
今年以来，没有读任何的法律书籍，清楚的一点是，法律仅是一个工具，一个实现所谓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管理国家和人民的工具，是否包括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本身，可能要因国、因时而异了。
恰在此时，收到张极井先生寄来的一本新书，《战争中的经济学家》，此书的副标题是：经济学家如何影响世界大战的胜负。这本书作者是新西兰的Alan Bollar，由张极井先生和胡宇清先生共同翻译，张先生翻译的前言和1-5章，胡先生翻译的6-10章。这是今年读的第二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这本书也正解决了我前段所提到的且一直思考的“影响”问题。
其实，我最早接触张先生还是约20年前学习他的著作《项目融资》，也正是因为一直做项目融资，才能够有幸结识张先生。做项目融资的从业人员，特别是海外项目融资的，强烈建议读下。
战争中的国际交际能力
在动乱或战争的世界中，无论是战士还是人民都是要生活的。那么战时的经济就不可避免的要为战士和人民提供物质上的来源，当然正如书中所提到的，战争中的生产和制造更多地会军事化，或以战争为导向，从而减少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民的正常生活需求。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会刻意地或不得已控制和压缩人民的需求，而满足战争的需要。这种情况下的经济，已经不是经济学家所设想的和平时期经济理论所能完全起作用的了。
书中所讲述的七位经济学家在不同国家的战争时期（主要是二战期间，但是高桥是清也涉及到二战之前的部分）对本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所做出的贡献或影响。
之所以加了影响这两个字，而不是全部定义为贡献，主要还是书中第二章所讲述的“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孔祥熙在1936-1937年的中国”部分，因为我并不认为孔祥熙为当时的中国经济做出了贡献。当然，从政治上而言，孔祥熙的国际化视野和交际能力，以及对美国政界规则的了解，确实对当年国民政府获得美国的贷款和融资起到了关键作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被指他和其他家族在此过程中获得许多腐败或不正当利益）。另一方面，孔祥熙还尝试了一下期货融资的安排，这可能是中国的首次。
要说孔祥熙有一点贡献的话，那可能要算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为中国争取到了投票权第四位的地位。这也不得不承认，孔祥熙在国际事务中的出色沟通能力。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团队在支撑，如前驻美大使胡适、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财政部次长郭秉文，中国银行董事贝祖诒(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父亲)，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秘书兼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事务长冀朝鼎担任代表团主任秘书。
多说几句孔祥熙的一点贡献，其实是想表达，在现时下的中国，我们是多么需要有这样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际能力的管理人才，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其实这影响的不仅是当下，更是我们未来几代人的中国和中国所在的世界。
融资、融资还是融资
融资是何等的重要，在战争中更是如此。
本书中的七位经济学家，除了苏联的康托洛维奇、美国的里昂惕夫和冯–诺伊曼，其他四位都面临着为其当时的政府进行融资，高桥是清曾设计出一个1000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0亿美元）的债券发行计划，凯恩斯也与美国讨论“租借”方案，沙赫特设计出MEFO票据和为节约外汇的贸易安排，孔祥熙发行法币和“黄金券”。从这个角度看，战争从来都是对手之间经济实力和人力的较量。正如张极井先生在其信函中所说“关于战争，通常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军事家的用兵如神，较少有人去关注经济学家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然而，经济是一切社会发展及变革的基础。”
这一点在俄乌冲突中体现更加明显，当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为什么乌克兰要从欧盟和美国获得战争援助，为什么美国和欧盟要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影响战争的根基-经济。
战后的经济发展更加需要融资，这也是二战后盟国要协商重建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基本动力。政治上，我们有了现在的联合国，经济上则产生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主要目的当时就是为了欧洲的重建提供融资，这种全球性多边开发机构的融资模式至今仍然在主导着我们现在的全球融资。抛开其背后的政治因素，每次全球性动荡之后，都会紧随利益的分割和资本的角逐，但是前者是不是后者的充分必要条件，就不可而知了。但是，有一点需要相信，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融资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话题。
数学等基础学科是多么的至关重要
这几个经济学家中，凯恩斯、康托洛维奇、里昂惕夫和冯–诺伊曼这些留下众多学术著作的经济学家都有一个大致共同的教育背景，即他们均具有极高的数学天赋和学术造诣。这给他们利用数学解决实际中的经济和战争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凯恩斯在剑桥大学学习专业是数学和哲学，经济学仅是“非正式的旁听过一个学期的经济学课程“。凯恩斯1921年出版了《概率论》，后来又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货币论》等奠定其在宏观经济学中地位的两本著作。很难想象一个非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能够在经济学上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和成就，个人认为这与他的数学背景密切相关。也只有这些数学基础，才使得他能够如此精辟地分析顺差、利率、投资和贸易等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
康托洛维奇尽管在当时苏联的高压政治环境下不敢发表自己的真实见解，但是他23岁时就与他人共同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变分法》，1939年发表了论文《生产组织和计划的数学方法》，后来又发表了论文《大宗物资的调运问题》，而且将数学用于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例如，他在胶合板生产中，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线性规则形式进行计算的案例，是在一组线性约束条件下寻求数学函数最优解的方法，现在已成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和工程学领域的一种标准化方法”。这种方法后来在其出版的《经济资源的最佳利用》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不同的是，康托洛维奇是生活在以“控制”和“计划”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社会中，因此可能他的主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研究也以不突破当时的意识形态为界限。尽管如此，他仍然为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研究基础。
他说，“没有生产成本，就不可能进行计算，不可能按劳分配，也不可能确定价格。到目前为止，价值规律还没有被克服，我们控制价格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希望如此，但尚未实现这个目标。为了控制价格，你需要巨额的储备、充裕的物资，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支配我们的价格”。
从这一点而言，康托洛维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市场主义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下坚持他的研究，并能够将他的研究服务于他所在的社会、人民和国家。
里昂惕夫和冯–诺伊曼其实更是数学方面的天才，他们利用他们数学知识，为二战时期的轰炸目标做出分析，使轰炸更精确且更有效用。尽管两者对待战争和苏联的看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为美国当时在战争中的决策做出贡献。这里就不具体表述他们的数学天赋了，有兴趣的可以通过阅读本书详细了解。
另一方面，康托洛维奇、里昂惕夫和冯–诺伊曼均对计算能力和计算机的使用具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研究。冯–诺伊曼所建立的“冯–诺伊曼结构（内存、处理器、程序指令和数据），现在这依然是当代计算机的基础”。而且在临终前的病重阶段，他仍然完成了我们现在热门的人工智能（AI）的基础性著作《计算机与人脑》。
由此可见，基础学科的研究是如此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导向或全民的学习目的是以获得稳定的工作为目的，很难想象能够培养出或筛选出这类人才。功利主义的教育目标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根基动摇，即使不是现在也是在不远的将来。
其实这种基础学科的研究，无论是从教育者角度还是从受教育者角度，均需要结合你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实际，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而不能仅限于象牙塔里的固步自封和自我陶醉，那只会浪费了教育资源也埋没了天赋。
我之所以多写了一点康托洛维奇，还是觉得他所处的环境或多或少与我们有可借鉴之处，毕竟毕由于历史上和制度上的种种原因，我们可能会有许多相似之处。对于一个民族，我们确实需要像康托洛维奇这样的基础学科研究天才能够聚焦他们的专业领域，并能够结合实际给出解决实现问题的可行路线，而不是用创造性的词汇去丰富人们的词库，进而遮掩并推迟解决矛盾。如果那样做，其实也是出于功利主义吧。即使在不突破各种主义和思想指导的情况下，相信也一定能够做出成果。
战时经济学家和和平时的经济学家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并不知道战争年代的痛苦。但是我们从历史的复现和现实版的战争影像中，能够体会到那些战争给民族、国家、社会和个人所带来的创伤。
和平时代的经济学家可能不需要去考虑战争时国家、社会和消费者面临的挑战，用惯常的经济学理论和逻辑去解释和解决现实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尽管有时多数的观点可能并不能解决问题或效用不大，或许这是现实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亦或是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决定的，亦或是理论研究没有结合实际决定的…。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面临当今的不确定性的世界，是否需要培养战时经济学家？或现在的经济学家是否需要具有战争意识，提前假想个战时状态，去建模模拟一下相关数据和场景呢？毕竟，我们现在的计算机建模能力已经远超本书这些经济学家们当年的条件了。虽然不好战，但是这种战争准备其实并不仅限于军事武器装备，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这个经济体抗冲击的能力，即战时的经济韧性。用本书封底的一句话说，“现代战场上的生死博弈，声名显赫的伟大将军，都离不开经济学家与财政部长”。希望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经济学家和财务部长。
战争的本质，古今之人认识也可谓相似。本书开篇援引的古今中外的两位名人的语句：
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 《孙子兵法–作战篇》，公元前5世纪
制造的每一支枪，下水的每一艘军舰，发射的每一枚火箭，归根结底都是从饥寒交迫的人们那里偷窃来的。
- 艾森豪威尔总统（前将军），1953年
最后，愿世界和平，愿国家安宁，愿教育去功利，愿你我能够摆脱周边负面影响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