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我们这个民族先天性的爱好人道和平,重视接近天则的王道教化,而薄视巧取豪夺的权谋。
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礼敬,是要极高度的学问修养才能做到。否则,绝对淳朴,没有学识的人也能做到。除此之外,不是为了权势的高位,就是为了你有多金值得重视。
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我们在现实的人生社会里,必须要独立不倚的澡雪精神,才能挺拔在“位高金多”的俗世之中。
在艰苦中成长成功之人,往往由于心理的阴影,会导致变态的偏差,这种偏差,便是对社会、对人们始终有一种仇视的敌意,不相信任何一个人,更不同情任何一个人。
孟子希望在那个只讲霸术、争权夺利的时代中,找出一个真可试行王道仁政,以济世为目的的领导人物,促使他齐家、治国平天下。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舆人欲人富贵,棺人欲人死丧。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非有仁贼,利在其中。
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
仁义这种道德观念,只可以在道德极其衰微的时候,偶然用一下,不可以长久的死用。如果长久用下去,就会被坏人利用仁义之名,作为政治上争权夺利之实了。
无论东方或西方,任何一种文化,一种学术思想,都是以求利为原则。如果不是为了求利,不能获利的,这种文化、这种思想,就不会有价值。
贸易不欺三尺子,公平义取四方财。
一个国家,一个家族,一个人,尽管是做了庞大的事业,拥有千万美金,如果没有中心思想,没有建立起一个道德标准,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基础,也是没有用的。--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
王道政治的要点,第一是法治,第二是财政,第三是经建。在法制上做到了省刑罚,财政上做到了薄税敛,农业建设上做到了增加生产,便可使社会安定、丰衣足食,然后进一步再提高教育水准。
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做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为雄。
极高明而道中庸,一个人的人生,在绚烂以后,要归于平淡。
“有恒产的人才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普通的人,一定要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将礼义廉耻。
内用黄老,外示儒术。
入国问禁,入乡随俗。
以大事小,仁者风范;以小事大,明智之举。
凡乐天的,效法天地的博爱精神,不以强压弱的大国,结果一定四海归心,可以保有天下;而弱小的国家,如果能够畏天道,服从强者的领导,不怀叛逆之心,那么就可能保住自己的国家。
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必须以敬畏谨慎的心理,因为国际上自然的大趋势,把握时间的契机,以维系自己的生存。
身为一个领导人,不但要作为部下的老师,教导他们;同时还要像父母待子女一样,关怀他们, 保护他们。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不谋于众。
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笨人在事成之后,都还不明就里;而聪明人在事情还没发生时,就已洞烛先机。
遵循法度的作为,绝不可能有盖世的功勋;效法古代的成规,也不足以适应现实的环境。
领导人的生活堕落,遂其私欲,像水势向下流,不知停止,这叫做”流“。违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水而上,就叫做”连“。时常像野兽那样冲动,爆发兽性而不加节制,这就叫做”荒“。沉溺酒色,永不满足,就叫做”亡“。
我们论史,应该尽量客观厚道,就”时“论事。不能纯处主观,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无;也不能以古之所无,便否认今之所有。
勤政爱民,是领导人所最需要具备的条件。--仁政
中国第一位经济专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子贡。
自上古以来,最高明的为政方法是“因之”,依着百姓的本质和禀赋,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的把他们引导好的方向。退而求其次是“利道之”,以利为引导,导致他们走到良善的路上。其次是“教诲之”,更次等的是“整齐之”,以法令来纠正,纠正不了的话,才是“与民争利”,和百姓对立相争。
仓廪(lin)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一个当主管的、当家的,一定要切记“士无论贤愚,入朝则必遭谗。女无论美丑,入宫则必遭嫉”的原则,然后处之仁义,运用以智慧德术,或者效果会好得多。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社会重金条,技能须学高。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糟。
人们只瞻仰表层的高华,总是忘却了基层的功绩。所以有由平民而变成为高明的知识分子以后,渐渐距离基层的平民愈来愈远,也是事所必至,理由固然的结果。
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事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历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镜高悬,可以照见善恶而使原形毕露的作用,大须留心做事,多读民族文化的宝典,培养仁心仁术,以立己立人。
两大之间难于小,只有自强自立一条路。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