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陶行知全集》偶得
平民教育与社会改造
陶行知先生们抱定改造社会、改变国运的信念，曾在百年前全身心投入平民教育运动。先生曾为教育无法改变国运而痛心疾首。1923年8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开幕式致辞时说：“我们办教育，竟无补于国家之大局，岂不是最令人反省的一件事！如何办理教育，使他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是我们教育界的根本问题。”
甚至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当年的教育人不仅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还有着广阔的世界视野。当年中国教育人曾派出教育界“顶流”代表携中国教育之研究成果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国教育会议”。会议上，不仅中国代表提出意见采纳甚多，甚至中国代表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博士）被推举为副会长。但正如行知先生所言，如此荣誉更是责任。“所谓责任云者，即负有用教育方法以促进世界和平之使命。如何方能尽此责任，是在全国教育界之自谋。而其根本问题，则当求本国之自立；否则徒得虚名，有何实利。必人人能有独立不倚之精神，然后其人民能为国家和人类服务。”
正是百年前中国教育人有胸怀天下的抱负，故发起“平民教育运动”。而其缘起在于先生所言：“因为中国现在是共和国了，共和国的人民，就要和衷共济，毫无隔阂。但如何沟通人民的意见，使之和衷共济呢？这就要靠文字的作用。”
陶行知先生们以让天下所有中国人都能识字、读书的信念发起影响深远、波及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正如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现在的平民教育运动，是平民读书的运动。目的在使平民一面读一点书，一面得一点做人做国民的精神”。
为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平民教育运动，行知先生们煞费苦心且身体力行，其中一个好办法就是设立无处不在的“平民读书处”，教走卒贩夫、兵丁车夫、太太小姐等识字读书。且方法极为可行、有效。“平民每四个月可读《千字课》四册，读毕即可自由阅读白话书报杂志。凡四个月读满时，考试一次，考上者即给予‘识字国民文凭’”。
先生在百年前就表明心迹，“我们研究学问，非只为增加一点个人的幸福，目的总是要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范围甚广，大之全世界，小之一国家，再小一省、一县，再小即学校之四周，都是要改造的。虽改造社会要从远处着眼，但亦要从近处着手。”
先生以教育改造社会、影响国运、造福天下为己任，从1917年赴美留学归来，直到1946年去世，三十年如一日为中国教育奔走呼号，为中国平民教育推行身体力行，为改造中国社会殚精竭虑，虽未随闻一多、李公朴而成烈士，但亦在一腔悲愤、壮志未酬中辞世。
先生不愧为真正的“人民教育家”。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朽！
——2023年3月12日晨
铁肩担道义之陶行知
陶行知先生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不仅身体力行办教育以改造社会、改变国运，还以笔为枪，用时事短评的方式抨击时政，针贬时弊，笔端辛辣、犀利，令人不禁忆起“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
先生曾一度以笔名“韵秋”写下诸多短评，并在《申报·平民周刊》发表，既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又以此唤醒国民意识。
陶行知先生在1924年8日2日在《申报·平民周刊》开宗明义，申明了办《周刊》的宗旨，“我们这个《平民周刊》是对平民谈话的一个报纸。这张报的宗旨是要为粗识字义的人民服务。我们希望这些同胞，可以在空闲的时候得些看报的快乐和做人的道理。”先生对该《周刊》寄望》甚多，先生说，“我们的希望是：一国之中，家家看报；一家之中，人人看报。这个希望，必须大家提倡，才能达到。”
先生亲自负责的《平民周刊》大事记栏，渐成先生当年办教育之余的主阵地，行文平易，文章短小，凡读过当年《平民千字课》的人均能看懂。报纸的发行、阅读也助力了当年如火如荼的平民教育运动。
先生曾在1924年7月19日以《大水是谁的罪过》一文诘问当年的北洋政府，“近来国内发大水的地方共有九省区之多，这些地方几乎变成水国。……中国没有钱吗？钱都用在军事上去了，用到人杀人的事上去了。钱既尽用在军事上，就没有钱去治水，这叫做放水杀人。这次大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临时赈款是必须的，但这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罢了。根本的办法是：化兵为工，化杀人的人为救人的人，化杀人的钱为救人的钱。天下最大的好汉，不是杀人，乃是救人。敬告诸位大英雄，你们要想流芳百世，何不跟着大禹王去治水呢？你们不敢和水打仗，偏要和我们小百姓为难，可谓欺善怕恶，可谓无勇！”
先生笔锋直指醉心于争夺地盘的北洋军阀，真可谓以笔为枪，将当年的军阀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先生不仅是办学的先生，更是关心百姓疾苦、国运兴衰的斗士。
先生还对当年国会卖官鬻爵进行毫不留情地痛责，令人不禁为先生捏把汗。先生在1924年8月2日的《平民周刊》撰文《国会议员又做买卖》，先生指出：“按照《宪法》上的规定，国务总理要得国会的同意才能上任。……本次征求意见已二十多天，还不见有结果，真是奇怪。议员们迟迟不决的缘故，就想趁这个机会，再做一点买卖，他们的同意是要钱买的。现在他们正在那里讨价还价。价钱没有说成，所以没有表示。一个庄严的国会，变成了一个官吏和议员的交易所。这种国会，有了比没有还坏。国民是主人，议员官吏是仆人。我们对于这些不肖的仆人，要想个法儿处置处置才好。”
当谈到农民时，先生饱含感情，但亦尊重他们的选择：“中国以农立国，农民要居全国百分之八十五。他们所尽的义务最多，所享的权利最少。……我们觉得现在农民最需要的是自立，自卫，自存。我们应当拿我们思想来凑他们的实际，不要拿他们的前途来供我们的牺牲。农民是目的不是工具。我们是替农民指导正路的，不是要农民一味闭着眼，跟着我们走的。真正的农民合作或联合，要立在教育的农业和农业的教育上。”
而关于外蒙古独立一事则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先生在1924年8月23日发表《外蒙古独立之回想》一文指出，“我们要想（满、汉、蒙、回、藏）一家团圆，就要免除误会，公平相待，设身处地，最要紧的就是政治清明，使我们的老三有回家的益处，而不受回家的害处。”
当年先生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抱负，为国家强大、为民族自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终因生不逢时，只能“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抱憾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