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葡萄》读后感
约翰·斯坦贝克
【原创】求知若渴，虚心若愚。
奶奶冷冰冰地、傲然地坐在那里，直到大家聚在一起，没有人再望着她的时候，她才躺下来，用臂膀盖住了脸。红红的太阳落山了，在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微光，使人们的脸在黄昏中还有光彩，一双双的眼睛在天空的回光下闪耀着。黄昏把光线尽量收聚起来。
【我的点评】
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象征意义。这里爷爷和老家代表着可能是同种意思，而爷爷的死去不正是对应了大家对老家的遗弃吗？都是旧事物的逝去。
【原文】
诺亚说：“真奇怪——死了爷爷，我并不觉得跟先前有什么两样。我并不比先前更难过。”
“都是一样，”凯西说，“爷爷和老家是一回事。”
【我的点评】
人类的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前进的，绝不是后退，历史总是在前进着的，而推动历史前进的，就是人民的欲望。
【原文】
由举重获得结实的肌肉，由思考获得清楚的轮廓和形象。因为人跟宇宙任何别的有机体或无机体不同，他是要超出自身的工作范围之外而发展的，他要顺着自己观念的阶梯往上走，在自己的成就前面露出头角来。人就是这样，你可以这么说——当各种理论发生变化而瓦解的时候，当各种学派、哲学，当各种有关民族、宗教、经济的思想因狭隘而阴暗的途径由发展而分崩离析的时候，人总还是前进着，他痛苦地、有时是错误地颠踬着前进。人向前迈了步，也许要跌回来，但也只退回半步，决不会退回一整步。
水蒸气从咖啡壶的气门里喷出来。制冰机的压缩器扑通扑通地发出一阵轻微的响声，然后停止了。屋角的电扇慢慢地来回摇晃着脑袋，给这间屋子里掀起一阵热风。
公路成了他们的家，移动就是他们这种流浪生活的表现方式。他们渐渐地习惯了这种新生活。
因此只要有一家人在有水的地方支了帐篷，另一家也就为了用水，为了搭伴而在那里支起帐篷来，第三家也因为已经有两家开辟了那个地方，便觉得那是很合适的地方。一到太阳西下的时候，那地方也许就有二十来户人家和二十来辆汽车了。
到了晚上，奇怪的情形发生了：二十家变成了一家，孩子们都成了大家的孩子。丧失了老家成了大家共同的损失，西部的黄金时代成了大家共同的美梦。一个生病的孩子也许会在二十家、百来个人的心头投下绝望的暗影；帐篷里倘使有人生孩子，也许会使百来个人静悄悄地担一夜的心，而到第二天早上又使这百来个人为了新的生命而满心欢喜。头一天夜里还因为穷困发愁着急的一家人，第二天也许会在他们那一堆破烂东西里搜寻一件送给新生婴儿的礼物。晚上坐在火边，二十家人便成为一家了。他们变成露营地的组成单位，变成共同过夜的组成单位了。有人打开毯子，拿出那里面裹着的吉他，弹奏起来——奏的都是民间的歌曲，大家就在夜间唱起来了。男人唱着歌词，女人哼着曲子。
每天夜里都有一个世界产生出来，样样齐全——有人在这里交成了朋友，有人成了冤家；在这个世界里，有牛皮大王，有胆小鬼，有沉静的人，有老实的人，有和善的人，各色各样的人一应俱全。每天夜里，一个世界所具有的各种关系都建立起来了；一到天亮，这个世界又像马戏班似的拆散了。
他们是饥饿的，他们是凶暴的。他们原来希望找到一个安身之所，结果却只遭到仇恨。俄克佬——业主们恨他们，因为业主们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而俄克佬却很刚强，他们自己吃饱了，而俄克佬却饿着肚子；业主们也许听见他们的祖先说过，只要你凶暴、饥饿而又有了武装，就很容易从一个软弱的人手里把土地夺过去。总之，业主们是恨他们的。在城市里，店主们也恨他们，因为他们花不起钱。最容易遭到店主轻视的无过于这种人，他们是最难得到店主的好感的。城市里的小银行家也恨俄克佬，因为他们从这些人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是一无所有的。劳动人民也恨俄克佬，因为饥饿的人必须找工作，既然他必须找工作，非工作不可，老板就自然会把他的工资压低，结果就使别人也无法多得工资了。
加利福尼亚人需要许多东西：他们需要发家致富，需要成名，需要娱乐和奢侈，还需要一种奇怪的银行保障，而这些新来的野人却只需要两种东西——土地和食物；对他们说来，这两种需要其实只是一种。一方面，加利福尼亚人的需要是模糊不清的，而另一方面，俄克佬的需要却是在路旁摆着，能使他们看见，能引起他们的欲望的：那就是绿油油的肥沃的田地，地下有水可以挖得出来，土壤是松软的，拿到手里一捏就能捏碎，还有青草发出清香的气息，燕麦秆拿到嘴里一嚼，嗓子里就感到一股强烈的清甜味道。谁要是看看一片休耕的田地，就会心中有数，知道他自己那弓着的背和使劲的胳膊可以把卷心菜种出来，还可以种粮食、大头菜和胡萝卜。
使人失业的拖拉机、代替人力运输的输送工具、生产的机器，全都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公路上流亡，他们都要从那些大片的地产上寻找面包屑，眼巴巴地对路旁的土地怀着欲望。大业主们组织了联合会来保护他们的产业，他们开会讨论办法，要采取恐吓、屠杀和施放毒气的手段。同时他们经常会害怕一个领头人——三十万人如果在一个领袖之下行动起来，那就一切都完蛋了。三十万人饿着肚子，穷得要命；如果他们觉悟起来，这些土地就会变成他们的了，全世界的一切毒气和枪械都挡不住他们。大业主们因为有了那些产业，便丧失了人的理智，一方面太胆大，一方面又太胆小，于是他们就奔向毁灭的路，用尽一切镇压的手段，最后无非使他们自己归于毁灭。他们采用暴力，袭击胡佛村，派警官到那破烂的居留地去大摇大摆地巡逻，他们用一切手段对付那些难民，结果是每一次行动都只能使他们自己毁灭的日子推迟一点，同时却使那无可逃避的下场更加肯定了。
男人们蹲在地上，他们都是些神色坚定的人，个个都饿瘦了，却又由于拼命在饥饿中煎熬而变得很强硬，眼睛里满含愤怒，一副咬牙切齿的神气。而那肥沃的土地就在他们身边。
假如有一百个人要做这工作。假如这些人又有孩子，这些孩子又在挨饿。假如一个银角子买得到一盒玉米糊给孩子们吃。假如一个镍币多少可以给孩子们买到一些东西。要干活的又有一百个人。那么你只消出一个镍币——他们大家就会打得头破血流来抢着挣这个镍币了。
孩子们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望着她。他们的脸色是茫然的、呆板的，他们的眼睛机械地从锅子转到她手里拿着的那只铁皮盘子上。他们瞪着眼睛，跟着汤匙从锅里转到盘子里，当她把那冒汽的盘子递给约翰伯伯的时候，他们的眼光又跟着盘子向上望过去。约翰伯伯把他的汤匙放进炖菜，一排眼睛便一齐跟着那汤匙向上望。一块土豆送进了约翰伯伯的嘴里，那一排眼睛便望着他的脸，看他会有怎样的反应。这东西好吃吗？他喜欢吃吗？
要是他们照法律办事，我们还受得了。可是那并不是法律。他们要打击我们的精神。他们只想弄得我们低三下四，趴在地上，像一只挨了鞭子的狗一样。他们想叫我们服服帖帖。哎，妈，将来总有一天，逼得人走投无路，只好把警察揍一顿，才能保住自己的体面。
忽然间，机械把他们赶了出来，于是他们便拥集在公路上了。流动生活使他们起了变化；公路和沿途的停宿场，以及饥饿的恐怖和饥饿本身，都使他们起了变化。吃不上饭的孩子们使他们起了变化，不住的流动生活使他们起了变化。他们成了流民了。他们所遭到的敌视使他们起了变化，使他们融为一体、团结起来了，而针对他们的敌意也使各个小市镇结成了集团，武装起来，仿佛要驱逐侵略者一般；自卫队带了铁镐把儿，店主和店员带了散弹枪，要守卫这世界，防御自己同胞的侵袭。
公路上的流民越来越多的时候，西部发生了一场大惊慌。有产业的人为了自己的财产担惊受怕。从来没有饿过肚子的人看到了挨饿人的眼色。从来不曾急切地感到过缺少什么的人看到了流民眼睛里射出贫困的闪光。于是市镇上和舒适的郊区的人聚拢来自卫了；他们都认定自己是好人，侵略者是坏人，这种心理是准备作战的人所必有的。
流民们从各条公路上川流不息地涌来，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饥饿的神色，流露出求生的渴望。他们既不会讲道理，也没有什么规章，只仗着人数众多和他们的穷困。只要有一个人的工作，就有十个人来争夺——不惜降低工价来争夺。如果那个人只要三角钱就肯干，我只要两角五分就行了。
那些银行和公司也在自寻死路，但是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田野里收成很好，挨饿的人却在路上流离失所。谷仓里装满了粮食，穷人的孩子却害佝偻病，身上还生着糙皮病和脓疮。那些大公司不知道饥饿和愤怒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本该用来付工资的钱却用来买瓦斯和枪械，用来雇特务和密探，用来按黑名单捕人，用来训练打手。公路上的人像蚂蚁一般流动着，寻找工作，寻找食物。于是愤怒开始酝酿起来了。
流民们一面东奔西跑地寻找工作，想方设法地谋生，一面也随时都在寻求欢乐，发掘欢乐，制造欢乐；他们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娱乐。有时候娱乐就在谈话中间，他们说许多笑话，把日子打发得很好。大路旁边的那些停宿场里，小溪旁边的水沟岸上，枫树底下，终于有一些说书先生渐渐培养起来了，于是人们就聚集在低微的火光里，听那些有口才的人讲故事。他们讲着故事的时候，大家静静地听着，由于听的人多，便使那些故事显得了不起了。
大家静听着，他们听得脸上都发呆了。那些说书先生聚精会神地讲着故事，他们用有节奏的腔调讲着，用不平凡的字句讲着，因为那些故事是不平凡的，听的人受了故事的感染，也变得不平凡了。
你只要把两只手一弯，就可以奏出音乐来，使它像手风琴一般发出哀诉的调子，或是像风琴一般圆润悠扬，也可以使它像山中的芦笛一般尖厉和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