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梗概:作者梳理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思想渊源,阐述了欲望是如何从宗教中应该被压制和驱逐的存在逐渐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被接纳,并阐述了与之相关的一些学术争论。
中世纪崇尚荣誉,贬低对以金钱为代表的贪婪和欲望,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二者地位反转。作者否定了后者是有意通过树立新的道德伦理以冲击旧有的制度与秩序,并对这个看似突兀的转变展开了论述。
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戒律受到冲击,"灭人欲"的传统道德模式松动,人类行为亟需新的道德伦理进行约束和管理。而新的道德伦理必须基于对人性的深入认识和理解,由此展开了对人类基本欲望的探讨。当时的人已经意识到,利用宗教和道德对人的欲望进行规训的方式并不能避免罪恶与冲突,驯化、利用欲望的思路开始兴起,试图将破坏性的欲望转化为建设性的欲望,但这种转化所需要的条件却没有详细的阐述。
管理欲望的第三种模式,即通过将欲望进行好坏倾向和程度的划分,两害相权取其轻并以毒攻毒,实现“以欲望反对欲望”。由此引申到,国家的基础是欲望的制衡,而非政府机关彼此间的相互制衡。
“利益”一词从欲望的范畴中分化出来并持续演变,并作为欲望中具有积极力量的一部分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而这个过程中利益也逐渐地被狭义地理解为经济利益。利益这一概念也被视为是居于人类欲望和理性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是兼具人类欲望和理性的产物。
利益导向的行为模式的一点好处在于为社会成员的交往提供了明确的规则,使得个体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基于“利益不会撒谎”,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也更加利于公共管理。当个体不追求自身利益,而是有着其他不可预测的想法时,反而难以管理。但我个人在此有不同看法,共产主义社会下,个体行为也并非不可预测,个体同样可以形成社会合力并受到有效管理,统治者采取怎样的方式和规则进行公共管理也许更多的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和社会环境。
在诸多人的欲望中,对财富的贪婪被认为是最为持久且相对无害的欲望。甚至有人认为金钱是比荣誉、亲情、友情、爱情、血缘或所有情感的总和更为持久的人类关系的纽带。商业和贸易在那个时代的欧洲相较于剥削和抢掠被视作是一种温和的追求财富的方式,因此被大加吹捧。然而个人觉得,这样的想法显然具有局限性,首先通过商业行为满足追求财富的欲望本身就伴随着各种逐利而践踏道德法律的可能性,很难说这种欲望是无害的;其次,商业发展到今天,公司的商业竞争时常涌现出恶意竞争的案例,商战亦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实在是很难认同将商业冠以温和的前缀。
孟德斯鸠认为以汇票和套汇为代表的新型的金融机构出现,剥夺了国家任意没收财产和贬值货币的权力。斯图尔特认为现代经济过于复杂和脆弱,以至于政府专横的干预太具破坏性而应该被制止。米勒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使过往小农经济下分散的民众联系了起来,形成大众的联盟,从而产生了对统治者的反抗能力。弗格森和托克维尔则认为,君主受制于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为君主提供了压制和限制民众的借口。
重商主义者主张制约和约束君主的欲望,认为工商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动摇君主的权威,权力的运用将会受到来自逐渐壮大起来的经济活动极大的限制。而重农主义者则认为存在一种模式可以使得君主通过做出自利的行为而使得公共利益得以实现,公共利益与君主的个人利益结合的越是紧密,则公共利益就越是能得到更好的实现。
对欲望的理解的深入,也即对人性认识的不断深入。欧洲对欲望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堵到疏的过程,欲望的确如洪水,也的确存在被正向驾驭的可能性。然而鼓吹欲望和利益的同时,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非经济因素不断遭受侵蚀,理性人观念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有毒的价值导向,由此将复杂的人类社会的运行建立在了一个削尖了的木签之上,这样的逻辑和规则看起来如此简单明了,却又使得整个社会如此脆弱。理性人分散的个人利益决策,不一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优,也有可能导致合成谬误。利益是需要协调的,而欲望的确可以适度引导,但人从主观上放弃对欲望的约束和管控,将对欲望的钳制单纯寄希望于外部的或是客观的力量,是一种堕落的放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