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引自百度百科）
《万历十五年》融入作者黄仁宇先生对历史研究的经验和个人经历，以“大历史观”分析了明代万历年间对后期帝制发展的“结症”原因，对后世以史为鉴，知历史兴替产生了重要影响。
书中讲述了几位在万历年间举足轻重的主要人物事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有着中庸之道的大学士申时行、历史官僚楷模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思想知识分子李贽，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的他们，无一不在为身陷泥泞的帝国而挣扎着，可最终却深陷困境，因而可以从这些细微小事发现明朝那个时代产生“病历”的历史“结症”。
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众多人物当中，万历皇帝作为明代帝国的一个中心人物，许多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与之相关，首辅张居正和大学士申时行，他们作为整个统治阶级的政治辅助者，与皇帝有着直接关联，而张居正这一核心的衰落，一定程度上对万历皇帝之后的统治态度产生影响，也是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原因之一，而从海瑞心中极端的道德主义关，我们又能够从其中窥见一些在基层政治和财政方面的细小根源，戚继光的相关事情又可看出明代在军事管理方面的问题，最后的思想家李贽则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困境中的表现。他们六个人反映了处于统治集团不同位置上所能行使的权利和能够对社会所做的事情，而其中实施治理方案产生的阻力则可以归结为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主要根源，即制度上，思想上等的内在阻力。在整个文官集团中，除了申时行，遵循中庸调和的儒家之道，按照文官意志实施治理政策，其他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更改了制度，试图改变当时的治理状态。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官员，内心都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抱负，也曾试图改变当时的症状，然而历史的根源——腐朽的制度以及对思想的禁锢，并不允许他们有所动摇。当然，巩固这一切的是那些有着相关利益官员组成的文官集团，他们担心和不满的是治理改革所带了的利益受损。因而，整个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人为了自身抱负和利益的实现，与其他相关联的人员或多或少的有着牵扯，无论是有着巨大权利的首辅张居正，还是坚守中庸之道的大学士张居正，亦或是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他们都试图在与文官集团的相互牵制中脱离帝国陷入的泥泞，虽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都难以脱离整个时代的牵制，以至于上至统治阶级，官吏人员，下至黎民百姓都成为腐朽制度的牺牲品，纵使能有着力缆狂澜的清廉官员，也难以扭转整个封建时代的发展年轮。
《万历十五年》展现的是万历年间发生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些小事却是产生“结症”的显耀表现，但由于事小，不能够被当时人所重视，或是难以正真去解决。这一切的发生，所不得不分析万历年间的时代背景：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小农文化，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这一切的落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上层统治者所要改变的治理政策亦不能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显然可见这一改革背后有着重重阻力。
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并没有真正按照法律来实现社会规范，其主要依靠的是道德和礼仪上的思想约束，即受封建礼制的束缚，因而那些有着对礼教强烈追求的人受到极力追捧，而由此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各个有着相互联系的文官形成的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制定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法律体系，进而统治集团内部各自站队分化，各持反映不同利益的政策。
书中封建王朝“结症”的根源离不开思想的禁锢。此时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影响历代王朝的儒家思想，其甚至对今后社会的思想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书中讲述的思想家李贽正是发现了当时社会儒家思想逐渐教条化，（亦或说逐渐僵化），想要进行儒家思想的改革，他提及的个人思想的解放正是对当时思想禁锢人的一种强烈批判，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影响，但终究如同那海边的泥沙随流而逝。
总而言之，思想上的禁锢以及制度上的腐朽阻碍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道路，这也导致了整个社会以道德取代法律的治理策略，进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也处于一个低下的状态，以至于整个社会并没有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是逐渐走向衰落。
书籍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与作者同样地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作者生机勃勃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弥尔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