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读后感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次日，中共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驱逐日寇出中国！”
蒋介石则在他7月8日的日记中写下两小段话，并伴以3个问号。最后一个问号是：“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7月15日蒋介石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胡适、张伯苓、梁实秋、傅斯年等人皆在场；7月16日又有158人举行谈话会；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举出包括“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内的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并在谈话的结语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之所以称为“谈话”而非“宣言”，是为了减少这份政治宣言的冲击力。事实上，尽管“谈话”的措辞已经是国民党前所未有过的坚定和激烈，蒋介石也仍然抱着和平的幻想。在7月19日的日记中，蒋仍在使用“和谈”的字眼：“政府对和谈表示决心，此其时矣。”尽管随后他又写道：“谈话稿既发表，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他所谓不再作回旋之想，乃是策励自己不要再作回旋之想，并非早已不做回旋之想。”（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毛公在7月23日写下这篇《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两种方针，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两套办法，一套是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要实现八大纲领，另一套是与此相反、不实现八大纲领的办法。两个前途，一个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另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全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毛泽东年谱》）
从写作方式来说，其实也可以只写一种方针、一套办法和一个前途，即从正面角度论述中共认定的坚决抗战的这一套，只需强调要“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需得“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就足以让受众明白意思了。然而毛公在这不长的篇幅中，偏要不厌其烦地将样样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方针、另一套办法和另一个前途也一一予以描述，想来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蒋介石的犹疑徘徊--“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
这样的写作方式很特别，既策略性地肯定蒋介石的抗日倾向，又揭示了其妥协退让将会引发的危险后果--“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如不迅速改变，将使平津和华北尽丧于敌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绝大的威胁”--从而引发受众对此的高度警觉。
7月29日，北平失陷，7月30日，天津失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