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是小问题，方方背后的土壤才是大问题
原创 赵皓阳
最近一个月以来，几乎每天都有粉丝私信我，让我说一说方方日记的问题。之前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这是她个人的事情——她自己想写，有的人愿意看就支持她，有的人不愿意看就批评她。批评她的人比支持她的人多，就说明大多数人民做出了选择。人民群众已经讨论的很透彻了，我再逼逼两句也没有什么意义，顶多批判一下作协制度。但是，方方日记在外国出版，这就不是她个人的问题了，这件事情就必须要谈一谈了。
方方日记3月24日完结，4月7日英文版在亚马逊上线，紧随其后上线的还有德文版，这背后的“美国速度”令人震惊。两天后著名作家郑渊洁发微博，不是暗示而是“明示”了这一问题——“英文版《穿风衣的猫》竟然用了两年多时间……翻译完成后，还要经过出版社十几道工序把关完善，还要校对，设计版式和封面，选纸印刷等等等等”。方方日记能够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出版，必定有一个能够协调统一所有模块的背后力量做推手，让互补协统的各个部分一路绿灯。
为什么说方方日记出版了外文版，就不是她自己的问题了？方方微博下面有一条热评说得很好：很多年过去，我们这些真正经历的人都不在了，方方的日记还在，再很多年后日记就成了历史。日记里看不到基层工作人员的努力，看不到政府的政策，看不到医护人员的视死如归个人奉献自我牺牲，看不到普罗大众的坚持与鲜活，也看不到整个国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洋溢着的面对疫情必胜的信念。这才是最可悲的。
还有一条热评更加言简意赅：武汉原本是悲壮，在她笔下却只有悲惨。
一直关注我的读者肯定知道，我第二本书正在线上付费连载，因为纸质书的出版遇到了重重困难。第一家出版社鸽了我之后，也正跟几家出版方继续谈，他们都或多或少的要求删减书中的一部分内容，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认为我的书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没有什么需要删减的内容。这时候通过热心读者的牵线，一位台湾省的出版商人拐了几个弯联系到我，甚至都没找我要书稿，就非常热情的表示他可以负责我的书在台湾出版。
台湾省的书商积极的向我宣传了以下内容：第一，他们的“繁体字版”除了台湾外还可以无阻碍的远销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日韩这些国家和地区，就连欧美唐人街的书店都有他这里进货的渠道，这个大市场并不输于大陆市场，不用担心“繁体字”书籍没有销路。第二，他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渠道从台湾“返销”至大陆，各大城市的先锋书店和数量众多的淘宝店都是他们的渠道，所以不用担心我的粉丝在大陆买不到我的书。
我甚至连0.1秒的思考都不需要就拒绝了这位台湾书商，我并不是用恶意去揣测他，只是单纯的觉得“不合适”。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我的书写的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没必要去台湾出个“繁体字版”“曲线救国”。我反对大陆出版方对我书籍内容的删减要求，同时我认为首先去台湾出版“不合适”，这二者并不矛盾。
这位台湾书商非常和蔼友善，跟他交流真的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算没有在出版方面的合作我也愿意跟他做朋友。后来稍微熟点之后我也跟他表示了你连书稿都没看就拍着胸脯说出版没问题，让我有所保留。他略微生气的责怪了我，说他自己是看在朋友用心推荐的份上，所以不假思索的就答应下来，我反而去质疑他的动机。当然，这件事情就算我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但我依然认为首先在台湾出版是非常“不合适”的。如果我的书在大陆顺利出版，之后随便他翻译成一百种语言卖到世界各地我都无所谓，越多我还越高兴，但是不能本末倒置。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为什么是“不合适”的。我很喜欢在YouTube网站观看视频，比国内的视频网站用户体验真的好很多。YouTube是一个基于用户观赏习惯而推送内容的网站，比如我喜欢看中文类、资讯类、纪录片类，它就会不断在首页推送相关内容。疫情期间也自然的更多关注了很多我国疫情的资讯，但是，YouTube上绝大多数繁体字资讯都是粪坑，不是恶意造谣就是断章取义的抹黑，把中国渲染成一个被病毒攻陷的人间地狱。每次推送这些内容我都会手动点击“不感兴趣”来表明态度，但是不管怎么点击，首页推送里永远会掺杂着几个轮子媒体、谣棍媒体的恶臭视频，就像蟑螂一样杀不干、除不尽。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YouTube的视频流推荐分两条腿走路：一条是机器算法，另一条是编辑推荐。YouTube的中文板块运营，已经被“港台孽子”和“香蕉人汉奸”所占领了，所以他们会无脑的给一切抹黑中国、攻击中国人民、污蔑大陆制度的内容加权重，对于说中国好话的、展现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精神的视频就暗戳戳的降权、减少曝光甚至屏蔽。所以无论我怎么点击“不感兴趣”，首页上总能刷到这类视频。这就是人为选择的结果。
而方方的日记如此迅速的在国外出版，毫无疑问也是被“人为选择”的结果。自疫情爆发以来，西方媒体有说过中国好话吗？有报道过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吗？有夸赞过不畏牺牲冲在抗疫第一线的医生吗？没有。他们是带着有色眼镜在“人为选择”，他们的目的一定是通过贬低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来证明自己的优越与正确。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不是一句空话。自西方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以来，发达国家也一直通过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文化与意识形态入侵来完成对世界的吸血。这是沃勒斯坦的理论：要把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富差距放到全球视角来看，因为发达国家内部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的程度，远远低于世界范围内富国剥削穷国的程度。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输出，就是配合富国对穷国的剥削，以期在穷国内培养一批认同“新殖民主义”价值观的代理人。无论是YouTube上有选择的推荐视频、西方媒体有选择的报道“真相”，还是西方出版商有选择的出版了方方日记，无非都是这一大体系下的各种细节表现而已。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避嫌这种事情我都懂，我都觉得“不合适”，方方作为一个正儿八经体制内吃皇粮的作协主席，她能不懂吗？要么傻、要么坏，她自己认领一个吧，无论认领哪一个，都是我们需要批判的。
我们不是拒绝所有的“批评”，但是正常的“批评”和“别有用心的批评”是两码事。正常的批评是想让你变得更好，“别有用心的批评”是想搞垮你，然后从中渔利。咱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希望国家更好从而自己的日子也蒸蒸日上呢？无论批评还是反对“别有用心的批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更好”这个目标。
厨子有几道菜不好吃，我们希望厨子能改善一下菜品，改良一下技术，这是正常的批评；厨子做饭不好吃，就有一群人话里话外暗示要把饭店砸了、把菜谱烧了、把厨子赶跑，再请来隔壁饭店的经理和厨子，中餐改西餐，这是“别有用心的批评”。
“别有用心的批评”的有两大特点。第一是选择性眼瞎：厨子虽然有几道菜做的不精致，但是分量大、用料足、出锅快，能让一众食客填饱肚子，但是有人就盯着做的不好的几道菜做文章，夸大问题严重性，说什么盐放少啦辣椒放多啦营养失衡啦是厨子故意想害顾客啦。第二是惯例性双标：一遍给自己的厨子扣大帽子，一遍无脑吹隔壁西餐厅的厨子，既不考虑西餐的口味符合符合本地食客，也从来对西餐厨子经常烤焦牛排闭口不谈。
正常的批评希望厨子把菜越做越好；别有用心的批评永远都想着换饭店，而且他们绝对不会告诉顾客们：如果我们砸了旧的换新饭店，中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要饿肚子；西餐厅开张了之后要涨价一倍。他更不会告诉顾客们，西餐厅开张之后他就成了新的waiter，开始管所有顾客收小费了——这是优良的西餐传统。
疫情爆发以来我写的批评湖北当地政府、批评红十字会、批评对一线人员补贴问题的文章不下几万字，为什么我的读者不觉得我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歌颂疫情中英勇无畏的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劳心劳力的基层干部，众志成城的武汉市民，甚至温暖人心的快递员外卖员的文字更多。就是上文所说，我的文章写的光明正大，批评也讲究有理有据，欢迎在历史记录里查阅我的文章，不怕给大家看。
这时候需要重温一下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太经典了，常读常新：
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人民团结，使人民进步，使人民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毛主席继续指出：“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暴徒”之类的描写。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鲁迅先生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鲁迅，《坟》）
再回到本文的题目——方方背后的土壤。上面分析的是其中之一，帝国主义；还有之二，官僚主义。
方方的问题啊，还真就是个“体制问题”。她作为一个我们纳税人养的正厅级干部，正儿八经的吃皇粮的作协领导，在这个时候不去创作一些“使人民团结，使人民进步，使人民同心同德、向前奋斗”的内容，反而创作一些“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小资产阶级作品。在广受人民批评的同时不去反省自己，反而爽快的同意在国外出版，给国外反华势力递了刀子。我们的作协用纳税人的钱养了一群这样的东西，这是不是我们作协的体制出了问题？
此外，还需要更深一步的反思，我们的外宣工作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只能靠外交部发言人的输出来传达中国声音？为什么我们只能靠着“今日俄罗斯”友情帮说几句好话？为什么我们的媒体除了擅长吹哨之外干啥都很菜？外国人能够为所欲为选择《方方日记》作为刀枪，但是真正展示中国的声音和真相没有传递出去、中国人民的伟大抗疫战斗没有广泛的宣传，这也是个应该反思的问题吧？这也是方方之流可以为所欲为的土壤吧？
官僚主义，讲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宣这种工作是费力不讨好、跟领导“政绩”不挂钩的，自然也没人太上心去做。国家确实有这块经费，但是往往是领导老婆注册一个皮包公司，请几个实习大学生发发帖，在境外注册个网站，名字加上“中国”“新闻”这类特别唬人的名字，在定期谷歌机翻国内新闻，这经费就骗到手了。等到了这次疫情我们被西方媒体集中抹黑，再去“医头医脚”，哪还来得及呢？
方方本人不过是个典型的旧文人士大夫，封建余孽。就跟明末那帮东林党们很像：一边享受着“体制”的红利，一边靠骂朝廷搏一个“清名”，反正好事都得让他们占了。朝廷出了什么错是一定要上书痛骂的，不骂对不起我文人的情怀；但是要给朝廷做什么事我是一定不能做的，毕竟“水太冷”“头太凉”。说白了就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一边体制的好处不能放手，一边在野的好名声不能丢。真有骨气先把特权带来的红利扔了呗？那可不行，那是朝廷“与民争利”，一定要上书痛骂一番。
在新社会，这些旧文人士大夫就以“公知”的面目示人。有些傻缺给方方洗地还想蹭鲁迅先生的热度，殊不知鲁迅先生生前最反对的就是这群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鲁迅全集》和《鲁迅杂文集》这些合集，是什么样的文章占据了鲁迅先生创作最大的比例呢？是论战文——与御用文人、封建士大夫、“公知”们的论战文。鲁迅先生批判过的知名的文人包括但并不限于梁实秋、陈西滢、林语堂、叶灵凤、徐志摩、高长虹、周作人、胡适、施蛰存、张资平等，而那些不知名的御用文人、恶臭的封建遗老更是数不胜数。
这里可以简述几次鲁迅先生的“知名论战”。比如与“学衡派”的论战（其代表人物是著名“国学大师”吴宓），鲁迅先生称这些封建士大夫“据我看来，实不过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豪光”。鲁迅尤其看不惯这些“国学大师”们对传统文化故弄玄虚——他认为如歌、诗、词、曲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财富，而这些大师们却把他们“越做越难懂”、“越做越古”，故意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特权：“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吧，《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文艺书简》，《鲁迅文集》第二十四卷）
鲁迅先生也撰文批判了这群道貌岸然的“特殊知识阶级”——这个词本身是现代评论派的自称，鲁迅就用这个名词来反讽，说明本质上来讲他们与诉求特权的封建士大夫阶级并无根本上的差异。鲁迅先生在《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这篇文章中指出，当今中国有军阀、有政客还有“第三股势力”，就是这群要“诛心”的士大夫们——“在社会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徐志摩随即发文反唇相讥：“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一种话语权特权阶级的优越感跃然纸上。
从此以后，徐志摩等人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正人君子”——据北大的钱理群教授统计，这个专属名词在鲁迅先生的杂文里出现了59次。他老人家还写过一首滑稽的白话诗《我失恋了》，据说也是来嘲讽徐志摩“无病呻吟”的现代诗的。之后他们你来我往论战无数，这里就不再赘述，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就是要说明，鲁迅先生的根本立场与观点，是与封建士大夫、“民国大师”、“才子佳人”、“特殊知识分子”截然相反的。他站在的，永远是人民的这一边。
在《这样的战士》这篇文章中，鲁迅记载了自己是怎样战斗的：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这样的战士”，就是鲁迅先生自己；所谓“无物之阵”“杀人不见血”，就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士大夫们的“诛心”。我们看看鲁迅先生罗列的这些名词“慈善家，学者，雅人，君子”“学问，道德，民意，逻辑，公义”——这些特征不就是当今的公知么？正如我们前文所说，“公知”的本质就是这些士大夫。也就是1949年革命成功了，三座大山被推翻，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了，旧的士大夫们成了“在野党”，所以看起来公知在批判，鲁迅先生也在批判。单从根源上来讲他们是南辕北辙：鲁迅先生永远站在人民这一边，而公知们则是为了他们失去的特权而哀嚎。鲁迅先生要活在当下，也是见了公知骂公知，见了乡贤骂乡贤，见了买办骂买办，至于那些认美国当爹的，更是会按在地上摩擦。
所以说阶级分析法，才是最有效、最直至核心的分析法。通过阶级立场我们就能看到，鲁迅先生非但不是“公知”，而是“公知”们最大的敌人。鲁迅先生批判了一辈子“正人君子”“特殊知识阶级”，苦口婆心地想把破除“精神奴役”的屠龙术传给人民。若身后看到他与那些士大夫们相提并论，把他的《狂人日记》用来给《方方日记》洗地，怕是要气活过来。
所以我们的本文的结论也呼之欲出：方方背后的土壤既有帝国主义，又有官僚主义，她本人还带有着鲜明的封建余孽特征，三座大山，齐活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