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来自疫情初爆发时方方的警告,也道出了我的心声。
我至今都觉得,武汉疫情爆发之初,湖北时任决策者的应对不及时。而中国能拥有今天抗疫的成果,最值得颂扬的,是团结逆行的一线工作者,和平凡朴实的中国老百姓。
第二次提到方方,是我在悼念李文亮的两位同事江学庆、梅仲明时,提到《方方日记》也写道:熟悉梅医生的人,对他的评价都很好。
这篇文至今也在。
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我们要记住那些在战疫中牺牲的战士,要记住他们也是普通人,有过热气腾腾的过往,有过闪闪发光的梦想,他们被永远地困在这个多事之春里,但我们不该将他们遗忘。
说完这两点,我再从个人的角度,谈谈对《方方日记》的看法。
1.
《方方日记》客观吗?
武汉封城76天,《方方日记》写了60篇。
既然是个人日记,就决定了文字本身的私人化,很难做到客观。
就像我们这些自媒写手,对某个热点事件发表评论,我们所写的文字,是我们自己见解和格局的显现,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事情本来面目的完全展现。
或者说,任何一件事,只要形成文字,就已经失去了完全意义上的客观。因为文字承载的极其有限,而每个写作者都有残缺。
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方方日记》,觉得它客观还是不客观,认为它是有点悲观还是非常真实,都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局限,是所有写作者的宿命。
但今天,人们之所以揪着《方方日记》不客观这点不放,我想,不是对她私人化感悟和评价的抨击。
而是对于疫情事件中,已被证实为谣言的部分——比如殡仪馆堆满无主手机,还在抢救的护士被写成已经死亡——未加求证也没有修改的不满。
这世上没有完全客观的作品,但作者当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2.
《方方日记》该写吗?
烈士李文亮说,这个时代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从这个角度看,阅读量篇篇10万加的《方方日记》,有着大量的追随者,也说明这种声音不是方方一个人的心声。
这些追随者,未必就认同方方所写的每一篇、每一段、每一句。
我更倾向的立场是:
这场突如其来又旷日持久的疫情,在每个中国人心头都引发了一场天崩地裂的地震。
为了治愈内心的满目疮痍,每个人都需要找到一个出口。而那些善于表达的作者所写的文字,就成了通往出口的那个通道。
我们在那些文字里流泪、惊慌、疼痛、悲伤,在泪水中获得清洗,又在共情中获得力量。
所以,身在疫情中心的方方,有权写她的日记。而那些阅读方方日记的人,看见的和治愈的,其实不是方方,而是他们自己。
至于后来,支持方方把日记写下去的人,为何在日记开始国外预售后,对方方不满,这不是该不该写的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
任何书写,都是有意义的。需要审视的,是写作者的发心。
3.
《方方日记》能出版吗?
鲁迅先生说,写出来的东西,还是有人看得好。
传统作家的身价,源自他们作品的畅销程度。自媒写手的身价,取决于他们文字的传播力度。
每个写字的人,都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被更多人看到,这不是虚荣,而是本能。
所以,尽管在网媒上,《方方日记》已流传甚广,但如果能集结成册,变成铅字,成为畅销书,获得大奖项,那自然更好。
从这一点上,大部分人不反对《方方日记》出版。
《方方日记》的出版,之所以引发争议,形成站队现象,主要两点:
第一,在国外先出版。
第二,有被人当枪使的嫌疑。
尤其是第二点,当抗疫战演化成政治战时,过于私人化的《方方日记》,成为了西方政客妖魔化中国的一个“罪证”。
阅读匮乏的年代,普通百姓并不关心哪个作家出了哪本书,但绝大部分人都不愿看见自己的国家陷入险境。
尽管,这危机,并非由一本书引起,但这个时候,一本书会增加一宗罪。
4.
《方方日记》为什么不该叫《武汉日记》?
《方方日记》就叫《方方日记》,这没有问题:一个叫方方的作家,疫情期间写了她自己的日记。
但把《方方日记》改成《武汉日记——封城60天的记录》,并不妥:
虽然出版社和销售商,更愿在矛盾扩大的冲突中,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方方一个人的日记,无法代表武汉1000多万人的日记,更谈不上是封城60天抗疫的记录。
至于将这本日记形容为“来自疫情中心源头的报道”,封面设计为别有用心的红底黄字黑口罩,以此去诋毁中国抗疫封城是“将人们禁锢在监牢里”,中国体制腐败专制无人权,就显得有点下作了:
西方体制那么自由美好高大上,面对病毒不照样束手无策。
尽管后来,方方本人解释澄清,说她不懂英文,翻译没有注意,很多细节随后都会修改,但这样的“第一印象”,还是伤害了很多国人:
时至今日,科学家也无法证明,武汉是病毒的发源地,长于武汉且成名于武汉的方方,不该把自己的日记,取名为一座城的日记。
5.
《方方日记》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出版?
《方方日记》目前只是预售,正式出版还要等几个月。
不管是在哪国出版,出版社之所以这么着急打出这张牌,不仅仅是出于资本的考虑,更像是对中国的发难:
以中国人自己的文字,攻击中国人自己的抗疫,让中国为世界疫情的大爆发买单。
翻译成英文的这本日记,会以语种优势煽动更多西方人,通过一本书定义当下中国,进而去支持那些提出“庚子赔款”的西方政客。
从方方个人角度考虑,65岁的她,自1978年开始发表文章,至今已写作42年,获得的最高奖是2009年的百花奖和2010年的鲁迅文学奖。
如果,在这场堪比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疫情里,她的这本日记能给她带来海量销量和至高声誉,她自然要去搏一搏。
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这种愿望的达成,是以迎合西方的仇华心理、矮化中国的牺牲付出为前提,很多人无法接受。
这种情感,或许也不是方方抨击的“极左”狭隘,而是大部分国人的朴素情怀:
最难的时候,当和这片土地站在一起。孤独的赤子,不会此刻想着出名。
6.
《方方日记》为什么引发争议?
我觉得,这场疫情,不仅在大部分中国人内心掀起了战争,也在复杂多变中,修正了我们的认知。
3月中旬开始,疫情主战场从中国转移到欧美,整个局势都复杂起来了。
我们明显能感觉到,伴随多国对疫情防治的不力,欧美国家开始不断沦陷,西方政客为转移国内矛盾,纷纷甩锅推责,试图让复工复产的中国当接盘侠。
承受了疫情之灾的中国,又开始承受舆论之殇,处境越来越艰难。
方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她在3月中下旬才和外国出版社接洽,商量并决定出版日记的。
我们不妄自揣测这是巧合,还是另有他因,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立场,本能地觉得此刻出书,并不妥当。
在《走到人生边上》这本散文集里,耄耋之年的杨绛先生回忆当年,战乱动荡恐慌中,她和钱钟书先生始终不愿离开祖国的原因时,这样写道:
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
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一个“父母之邦”,看得人双眼一热。
没有人要求文人必须高尚,但大是大非的选择,可见修为。
文学没有国界,但文人有。
7.
反对《方方日记》,就意味着忘记反思?
听说因为对《方方日记》的不同立场,身边很多朋友都闹掰了。
其中有个声音是:
谁反对《方方日记》,就意味着谁忘记反思。
面对疫情,仅仅因为外国人比我们做得差,我们就可以不用反思了吗?
当然不是。
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和一个强大起来的民族,在灾难事件上,从来不该向低处看齐,而应该向高处着眼。
这种反思、追责和弥补,不该因一个文人的日记而忘记,而要为一个国家的未来而践行。
而避免悲剧的方式,从来不仅仅是记住苦难,而是不再有。
所以,有没有《方方日记》,我们都不该丢反思和问责。
8.
除了讨论《方方日记》,我们最该做什么?
不管我们反对也好,支持也好,生气也好,无所谓也好,以《方方日记》为原型的《武汉日记》(或者是别的书名),还是会在国外发售。
这是即将发生的事实。
而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和机遇,我们不敢妄下断言,但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中国人——依然选择相信:
新冠肺炎最先在中国爆发,但不一定起源于中国,也不是中国的原罪。
中国的动作,并非完美,但为防止疫情蔓延,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和努力。
现在,是抱团取暖的时候,是万众一心的时候,是脚踏这片土地的每个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做好自己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提前到来,我们却可以在今天,做好自己的工作,照顾好家人的生活,善待周围的朋友,活出自我的热望,不负中国人的称谓。
疫情之下,摒弃狂躁戾气,保持内心定力,踏上眼前路,升起一团火,当个建设者,朴朴素素做好自己,是当下的中国人,都要认真写好的集体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