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新语》读后感
题解：《大唐新语》，唐代文言笔记小说集。刘肃撰《新唐书·艺文志》列为“杂史类”;《宋书·艺文志》将它归入“别史类”,并记名为《唐新语》。明人刻本改称为《大唐世说新语》或《唐世说新语》。《四库全书》则因“其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而将其贬入小说家类,同时“仍名为《大唐新语》,以复其旧焉”。。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万历三十一年潘玄度刻本,简称“潘本”,共十三卷;明万历三十七年俞安期刻本,简称“俞本”,也是十三卷。此外,还有明万历商濬刻《稗海》本,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据《稗海》本排印,收入《丛书集成初编》。1957年古典文学刊行社据《稗海》本排印。另外还有中华书局于1984年据《四库》本补正《稗海》本出的点校本。
作者简介：刘肃，唐代文学家。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唐宪宗在位时期前后。元和年间任浔阳、江都县主簿。著有《大唐新语》13卷。《全唐文》卷695存其《大唐新语序》、《大唐新语后总论》2篇。
内容概述：《大唐新语》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年间,记载了唐初到大历年间约13年的历史人物及其言行事迹,内容多取材于唐代国史旧闻,体例上模仿《世说新语》。全书以记言为主,因事而记,言行兼载,人们可据此了解高祖至代宗朝诸政治事件和社会风习。全书共13卷,分为5个大类,30个小类,每1小类以2个字命名,以概括此一类文章的要旨,如“匡赞”、“规谏”、“刚正”、“举贤”、“孝行”等。
《大唐新语·总论》云:“仲尼因鲁史成文,著为春秋,尊君卑臣,去邪归正。用夷礼者无贵贱,名不达于王者无贤愚,不由君命者无大小;人邪行正弃其人,人正国邪全弃其国,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段阐述确切地表明了刘肃编纂此书的意图和目的,作者身处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日渐衰落,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宣扬正统儒家文化,提倡传统伦理道德,振兴国家的政治教化,恢复国家的兴盛强大是刘肃认定的自强中兴之路,也是《大唐新语》编纂的重要目的。因此,全书主要的宣传内容就是君臣之义、为政治国之道、臣子之道、忠义孝悌,作者希望通过史实为当政者提供治国图强的参考资料,同时给臣子们灌输“忠”、“义”的思想,使其尽本分、守正道以辅助君王振兴国家。
刘肃的编纂意图在全书的文章选择上有很明显的体现,书中宣传“仁”和“孝”观念的文章很多,在全书三十个小类中,表现“忠孝仁义”的占了十九类。在思想方面,刘肃重文德教化而摒弃巧计奇谋,轻视纵横之术而推崇礼乐兴邦,抑诡诈之术而讲求光明正大。在行文和措词上,刘肃着力描写刻画明君忠臣、孝子良友的光荣事迹和高大形象,将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写作目的显现于字里行间。
鉴赏：作为一部唐代笔记体史学著作,《大唐新语》在文学和史学方面均有其特点,在人物刻画、行文表述和史料研究方面都很有价值。
文学方面,作者除了将自己的写作意图表明,使文章言之有物以外,还具有自己的叙述风格,使整个《大唐新语》带有很强的文学性,这具体表现在:
一、选择典型的场景、事件,通过人物的语言、行为刻画其形象,从而反映其性格特征、为人处世的方法等要素。
“房玄龄与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之曰:`北门近来有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太宗谓玄龄、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小小营造,何妨卿事?'玄龄等拜谢。魏征进曰:`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等谢。既在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为若是,当助陛下成之;所为若非,当奏罢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龄等问既无罪,而陛下责之,玄龄等不识所守,臣实不喻。'太宗深纳之。”（卷三·极谏第三）
二、通过人物的举止言行来表现人物,反映其特征,用事实和道理表现作者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从而潜移默化地使读者接受作者的理论,而非以直接品评人物、事件的方式来向读者说教。
“郭霸与来俊臣为罗织之党,尝按芳州刺史李思征,思征不承反,乃杀之。圣历中,思征出见霸,霸甚恶之,退朝遽归家,命人速请僧转经设斋。须臾,见思征从数十骑止其庭,诟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拔刀自刳腹而死。是日,闾里咸见焉。霸纔气绝,思征亦没。太子谕德张元一以斋谐供奉,时中桥新成,则天问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对曰:`洛桥成而郭霸死,即好事也。'则天默然。”（卷十二·酷忍第二十七）
三、多角度、多层次表现人物,无论事件大小,只要有其典型性和代表性,都会拿来体现人物特征“杨再思为玄武尉,使于京,舍于客院。盗者窃其囊袋,邂逅遇之,盗者谢罪。再思曰:`足下有遗行,勿复声,恐旁人害足下。但留公文,余并仰遗。'不形颜色。时人莫测其量。累官至纳言。则天朝,旱涝,辄闭坊门市南门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车,将牵出西门,峻而又滑,驭者遽叱牛不前,乃骂曰:`一群痴宰相,不得和阴阳,而闭坊门,遣我汇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谓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卷七·容恕第十五）。
史学方面,《大唐新语》所提供的珍贵史料是其主要价值所在,书中的一些内容要么是正史所不载但却非常重要的,要么其本身就是后世编纂前朝历史时所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同时,《大唐新语》所提供史料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用以校正他书或者佐证某些史实。
《大唐新语》的《举贤》中记载了有关唐初重要人物李靖的一些事件,而这些事件是其他史书所未载的重要资料。
“祖以唐公举义于太原,李靖与卫文升为隋守长安,乃收皇族害之。及关中平,诛文升等,次及靖。
靖言曰:`公定关中,唯复私仇;若为天下,未得杀靖。'乃赦之。及为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谋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谓之曰:`李靖反,且实便可处分。'御史知其诬阁,与告事者行数释,佯失惊惧,鞭挞行典,乃祈求于告事者曰:`李靖反状分明,亲奉进旨,今失告状,幸救其命,更请状。'告事者乃疏状与御史,验与本状不同。即日还以闻。高祖大惊,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氏,惜哉!”（卷六·举贤第十三）
《大唐新语》的《极谏》中保留了详刑大夫来公敏劝止唐高宗停止巡幸凉州一事:
“总章中,高宗将幸凉州。时陇右虚耗,议者以为非便。高宗闻之,召五品已上,谓曰:`帝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此盖常礼。朕欲暂幸凉州,如闻中外咸谓非宜。'宰臣已下,莫有对者。详刑大夫来公敏进曰:`陛下巡幸凉州,宣王略,求之故实,未亏令典。但随时度事,臣下窃有所疑,既见明救施行,所以不敢陈黩。奉救顾问,敢不尽言。伏以高黎虽平,扶余尚梗,西道经略,兵犹未停。且陇右诸州,人户寡少,供待车驾,备挺稍难.臣闻中外实有窃议。'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陇,存问故老,搜狩即还。'遂下诏停西幸。摧公敏为黄门侍郎。”（卷三·极谏第三）。这条材料在两《唐书》中均未见到,是《大唐新语》保留史料的又一证明。
另外,《大唐新语》记录了一些因官职较小,而两《唐书》中无传的官吏的事迹,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唐代中下层官吏的情况。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阳承,为诗曰:`朝升照日槛,夕次下乌台。风竿一吵邀,月树几排徊。翼向高标敛,声随下调哀。怀燕首自白,非是为年催。'郑拜少工五言,开元初,山范为岐州刺史,拜为长史。范失白鹰,深所爱惜,因为《失白鹰诗》以致意焉。其诗曰:`白昼文章乱,丹霄羽翩齐。云间呼暂下,雪里放还迷。梁苑惊池鹜,陈仓拂野鸡。不知辽廓外,何处别依栖。'甚为时所讽咏。子审,亦以文章知名。”（卷八·文章第十八）
《大唐新语》还保留了一些不见于两《唐书》的疏奏、弹文、手诏、榜文的片段。如: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亲政事,诏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下无和畅。致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卿士联官,请问斯绝。自今已后,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肤意。'由是风俗一变,浇漓顿革矣。”（卷十·厘革第二十二）“自汉魏以来,历代皆封孔子后,或为褒城侯,或号褒圣侯。至开元二十七年,诏册孔子为文宣王,其嗣褒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垂相装耀卿摄太尉,持节就国子监册命讫,有司莫祭,乐用宫悬八份之舞。
诏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皆发挥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也。所谓自天彼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不其琦欲!'文多不尽载。”（卷十一·褒锡第二十四）此外,《大唐新语》的《著述》篇还记录了唐代一些有名的著作: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赐修撰学士束帛有差。其书行于代。”（卷九·著述第十九）
这段史料便是玄宗为了诸皇子作诗文时便于检索,而令编纂《初学记》的记载,将《初学记》的编纂初衷和作用清楚地呈现给了后人。
诗评：君臣之义治国道，忠义孝悌臣子道。通过史实提借鉴，灌输“忠”“义”守正道。
着力刻画明君忠臣，孝子良友事迹要。典型场景与事件，反映性格与风貌。
举止言行表现人，潜移默化少说教。表现人物多角度，典型无论事大小。
史学方面有价值，《唐书》未见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