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等。
《九三年》是雨果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雨果在小说中塑造了旺代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及其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军司令郭文,以及郭文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登三个角色,描绘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在1793年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场面。
咱先从《双城记》聊起,以《九三年》作为补充,希望能概括出两位作者的思想共性。
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有很多原因。
01
都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
02
都强调人道主义
03
善恶二元都不是简单对立
(这几点是本文着重强调的)
再比如,群众性的强大但有时却盲目、人性光辉在一瞬间的升华蝶变,也都是两篇小说都有涉及的,限于篇幅,不再详细讨论啦。
看这两本书的时候,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
学到“法国大革命”,只觉得它即使困难曲折也大刀阔斧,无数胸怀抱负的人登上历史舞台又悄然退出。
而这两本书,更展现了一段立体的历史,在通向革命最终胜利的过程中,也有暴力和无数冤魂,激进而不通人情。
文学是历史的缝隙。
密封线
“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
这是最糟糕的时代。
”
两座城市的几个家庭,一段跨越数十年的纠葛。仇,报或弃,是两座城市的选择。
马奈特先生因与达内父辈结怨,在巴士底狱中遭受了十八年的无端监禁,直至精神错乱;德发日先生一家几乎被达内父辈灭口,而他也成了攻占巴士底狱的密谋领导者之一:
达内天生有罪,因为他出生在一个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的贵族家庭,即使他自愿放弃头衔到异国开启全新生活,依然无济于事。
巴黎的德发日一家选择了同样的杀人灭口,置达内于死地又欲诛其妻儿。造化弄人,达内成为了伦敦的马奈特的女婿,而马奈特放下仇恨真诚祝福。
狄更斯的结局设计很明确:革命者德发日太太暴死街头,而马奈特一家则继续过着幸福宁静的生活。
在读这本书前,我一直认为,对于早已通过革命实现自由和法治的英国,对待另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是支持的。因此当感觉到狄更斯在书中对法国大革命的讽刺时,不免有些惊讶。
后来想到,在大革命前几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是站在美国即英国的对立面的,且英法似乎一直处于争霸状态,再之后欧洲的七次反法同盟都有英国参与。或许,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狄更斯作为英国作家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
除去历史和政治的因素,从作品目的出发,狄更斯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警醒英国避免出现这样的暴动;从主题上看,这本书似乎并不是单纯的二元对立,狄更斯既批判贵族阶层对底层的残忍压迫,也批判了平民阶层在革命中的暴力性和盲目性:
法庭中定夺生死的是一群乌合之众,断头台下的一个个所谓“贵族”变成了日益增长互相攀比的数字,革命似乎不是为了改变这个国家,只是为了报仇和发泄。
当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当加害者变成受害者,此仇此怨何时能了。
“用相似的大锤再一次把人性击得走样,人性肯定扭曲成同样的畸形;再一次播下一样是掠夺和压迫的种子,结出的必然是相同品种的果实。”
那么到底,
无辜的贵族恶吗?
狂暴的市民恶吗?
善和恶各自的天平上,
到底要加上什么才会互相转换呢?
另一本同样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雨果《九三年》,描绘的时局已经比《双城记》更加紧迫、狂热和激进。
在《九三年》中,保王党旺代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与外国势力相勾结(没错就是英国),大肆洗劫不留活口,雄踞一方,给共和国带来巨大威胁。镇压叛军的又是一位放弃头衔的贵族,朗德纳克的侄孙郭文。
郭文领导共和军歼灭了朗德纳克的叛军,气急败坏之下后者点燃困住三个孩子人质的城堡,然后只身潜逃。极富戏剧性的是,朗德纳克在丛林中遇到了着急忙慌寻找孩子的母亲,他因她的哀嚎而恻隐转意,打开了城堡的铁锁,冲进火海救出孩子。
朗德纳克极恶吗?
那,朗德纳克恶吗?
《九三年》的最后,郭文私自放走了朗德纳克,而自己也因此被处斩刑。在最后的思想挣扎中,郭文如是说: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在绝对明晰的善恶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