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淹没与被拯救的》读后感
莎士比亚那句经典的直达灵魂深处的发问“To be or not to be”，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答案。仓央嘉措说“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件事不是闲事”，死生一念，生死两道门之间的缝隙是支撑残存的信念。如果活着成为一种“羞耻”，这个问题会不会变得简单一点？
这是一本读来或许有些沉重的书——普里莫·莱维的《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在书中你也许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它并非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作者基于真实经历提炼出的思考与感悟。它叙述了沉眠于奥斯维辛的血红色的往事，1984年第一次出版时，距离大屠杀已有四十余年，“物证被销毁，记忆已模糊，有人刻意回避，也有人拒绝承认”。
在书中，莱维极其冷静地分析了集中营和集中营之后的一些关键问题：人类记忆所具有的欺骗性、纳粹摧毁囚犯意志的诸种手段、集中营中的特殊语言，以及暴力的本质。同时，他怀着幸存者的羞耻感和罪恶感，对善与恶、正与邪、加害与受害的绝然区分始终保持怀疑，对道德的灰色地带与人性的缺陷进行反思，努力呈现了那个极端环境下错综复杂的真相与事实。
从写作初衷来看，起于经历，止于记忆。
莱维最初的写作动机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屠杀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他必须站出来做见证。
在很多年轻人的眼里，“二战”都已经是一个遥远缥缈的名词，在这个提倡和平的年代，那些曾经不可饶恕的罪行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事。“这些年轻人不但不了解奥斯维辛，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了解奥斯维辛”，在莱维看来，灾难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青年一代需要倾听过去的述说，他到学校去演讲，用文字记录下那一段沉重的历史，“记忆和见证这样的历史是为防止在未来再发生同样的人道灾难”。正如南京大屠杀之于中华民族，奥斯维辛集中营对于犹太民族而言也是一段夹杂着痛苦与呻吟的无法忘却的回忆。纪念日的设立说明了我们对过去的尊重，遗留的废墟是真实而深刻的缅怀，警钟长鸣，哀悼充当了情感释放的一种形式。
在历史的浩瀚烟河中，个人的记忆实在是微不足道，往往也缺乏引发共鸣的说服力。普里莫·莱维，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是关押在集中营中上百万人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此书出版时正当拒绝承认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在欧洲泛起，它起到了有力的驳斥作用。而这力量多源于他在写作时克制的理性，曾被大屠杀的另一位幸存者批评过的作品中显现的冷静和不愤怒，让他被指责成对纳粹罪行的“宽恕者”，但事实上，莱维从未选择过原谅，这种客观冷静的态度不过是出于对自身能力与环境的正确认识，就像不了解实情的人们质问那些囚犯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自杀，不是不想逃，是逃不了，不是不想死，而是活下去成了无法选择的本能。
当然，记忆无法完全复刻历史，个人的记忆始终存在偏差，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在面对这段记忆时，很多都会选择回避或刻意遗忘或私自篡改，这份经过删减、美化的虚假记忆最终会取代原始记忆，成为蒙蔽在历史上的一层幕布。而莱维在书中写道，“我打算审视的，是极端体验下的记忆——受伤或施加伤害”，直面痛苦然后忠实地记录，这正是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一个民族所经历过的痛苦不应该被遗忘，不管过去多久，都是不能忘却的记忆。
从全书内容来看，反复被提及、无法被忽略的，是“羞耻”一词。
在集中营里，羞耻源于失去了生而为人的尊严，不再拥有人的基本权利，需要裸体接受检查，在挤满人的火车上抢占临时搭建的卫生间，被肆意凌侮，被无故杀害，被强制拉去做实验，还有所谓的“因劳动而自由”，无论哪一种，都是在羞耻中死去或苟延残喘。同时，集中营的生活也意味着道德的沉沦与人性的泯灭，只有极度自私才能活下去，在极度干渴无意发现水源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后却只能告诉最亲近的一个朋友，这种被迫选择与强制背叛，都是日后回想起时无法抚平的悔恨与伤痛，是对自己所接受过的教育的失望，以及由此生发出的罪恶感。
还有一种，是作为“幸存者”的羞耻。书名已经显示出生与死的对立，作为“被拯救的”一部分，莱维所感到的并非庆幸，而是羞耻，“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有活下去的意义”，“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最糟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幸存下来；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这些都是作者脑中的怀疑与叩问，幸存无法仅靠自身努力完成，而是一次命运的抉择，被幸运眷顾的代价是余生都将活在这种自责与羞愧中。
因为永远无法忘记这份羞耻，所以很多人在幸存后反而选择了自杀，活下去本身成为一种耻辱，这种纠结与痛苦时刻缠绕着幸存下来的每一个人。并且，选择活下去的同时也被赋予了一种间接的责任，作为见证者，你有记录这一切、讲述这一切的义务，不断被要求，不断出于良心的折磨与羞耻的灼烧而反复回忆，余生将活着与羞耻画上了等号。
从阅读感受来看，最深刻、最令人动容的是“理解”二字。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们很难设身处地，更难感同身受，甚至无法分清同情心与同理心。对于历史上的杀戮与灾难，只有哀悼。
莱维在《德国人的来信》一章中，说自己的任务是去理解人民，“那些我曾经面对面见过的人，那些党卫军从中招募士兵的人，以及其他那些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人，那些不相信法西斯主义却保持缄默的人，那些缺乏脆弱的勇气，不敢直视我们的眼睛，不敢扔给我们一片面包，哪怕说几句人话的人”，“几乎所有人，但并非所有人，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这种将特定集团的罪恶扩大到集体缄默带来的苦果的看法在有些人的眼中是有失偏颇的，也是无法盖棺定论的。
有读者来信对莱维说，“你必然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德国人’，即使我们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时所发生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应该发生。”，作为受害者，对施暴者的原谅是困难的，更何谈理解，对“那些德国人”的定义也是模糊而残缺的，真正的罪人往往会逃避自己的罪行。
莱维写作这本书也是想向曾经伤害过他的人复仇，但实际上感到抱歉的却是那些无辜的人，这不可避免造成了互相的不理解，是民族与国家与人民内部的不理解，是时代与世纪与历史跨越的不理解，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不理解。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理解变成一种奢望。所以，尝试理解而不强求共通，我们能给予的，不过是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历史的尊重。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每个人的答案都需要自我找寻。1987年4月11日，莱维从他出生的房子坠落身亡。至此，历史储存在废墟中，当活着与羞耻挂钩，生命也就变成了囚笼。死生一念，留下的不过是记忆与选择，而莱维给出的答案，也许正是他坠落前最后的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