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是之故,所谓《尚书》的史学路径与史学价值,就不仅仅是体现在现存《尚书》文本所指涉的那些既往历史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之所以促使这些《尚书》文本得以广泛流传的社会根源以及与之相关的现实动因,尤其值得注意。据此,我们发现,今传《尚书》所涉及的大部分历史事实,与两周之际所发生的诸如厉王失国以及幽王被杀、周召共和或共伯和摄王位、周宣王不籍千亩以及周平王东迁洛邑这些历史事实皆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因此,正是西周末年的“鉴古思潮”翻开了尘封的历史档案,促成了《尚书》大部分篇章的流传。而且,这种“既往历史”与“当下现实”双向互动的社会运作,还可能直接促成了《尚书》某些篇目的新生与定型。如《召诰》与《洛诰》,极可能是在两周之际择采多种性质不同的原始档案材料编纂而成的应时之作,其目的就是为平王举朝东迁的当下现实寻找本朝既往的历史根据;因而其临时编纂的痕迹亦十分明显:首先,二文虽然以“诰”名篇,却与西周初年那些典型的诰体文书大为不类。其次,间隔二年的作“诰”时间与“二篇文势相接”,存在明显矛盾。第三,二篇所记成王、召公、周公的各自谈话,其时间、地点、以及谈话主体与谈话对象,十分混乱模糊。第四,内容庞杂,头绪纷繁,用语混乱,没有明确的主题与清晰的文脉。所有这些迹象,明显昭示着这二篇“诰”文,根本就是东迁前后根据众多内容与主旨不尽相同的原始档案材料缀合成篇的,其所以题名为《召诰》与《洛诰》,无非是要增强历史的厚重感与真切感,为东迁洛邑更添除却周公之外的另一个重量级历史人证而已。此外,《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与诰文内容毫无关系,说明两周之际的学人乃是将《康诰》视为与东迁有关的文诰而加以流传的。这或者正是与《康诰》性质相同的《唐诰》与《伯禽》没有机会流传于世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根据“历史”与“当下”双向互动的史学路径,不仅可以解决《尚书》在先秦时代流传过程中的部分疑惑,同时也为《尚书》文本的正确理解开拓了新的观照视野,因而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深入发掘其潜在的史学价值。
第三,经学路径与经学价值。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根据刘勰给“经”所下的这一定义,则所谓经学价值,便是体现在永远对当下的社会政治与现实人生具有不朽的借鉴作用与指导意义。
如前所述,今传《尚书》大部分篇章,皆在两周之际陆续出离于尘封的王室档案,而且某些文本还由此获得了新生与定型,因而在动荡播越的厉、宣、幽、平之世充分发挥了“以古鉴今”的现实指导作用。虽然这种“历史”与“当下”的双向互动,还仅仅停留在援例性的“以今逆古”的思想水平;但不可否认,正是这种方式本身,即可视为其经学价值的第一次彰显,同时也就预示着《尚书》一经必将跻身于中国古代传统人文经典之列的文化宿命。
当然,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人文经典,之所以对社会与人生具有指导意义,说到底,所谓经学价值,也就是经典本身所蕴含的理论性与思想性。
现存二十九篇今文《尚书》的思想意蕴,我们曾经简单地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人惟求旧”的稽古意识;其二,“天命靡常”的忧患意识;其三,“以德配天”的自律意识。现在看来,这一简单概括,虽然在逻辑的统一性与理论的自洽性方面,较之前贤的同类之说,的确有所超越,自有胜义。但坦率地说,正是为了追求这种逻辑的统一性与理论的自洽性,因而不免过于简率而失之于疏陋。当然,话得说回来,作为一部千古流传的人文经典,其内容之丰富,其思想之深刻,任何归纳与概括的企图,都不免显得简单与粗暴,难逃鲁莽灭裂之讥。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静下心来,细读文本,入其壸奥,深造自得,方可左右逢其源。而且,任何经典的经典性,都是在不断“温故而知新”的文本细读之中逐步开拓与彰显的。
总而言之,作为经典,即使《尚书》如何“佶屈聱牙”,无论是取径于文学抑或史学乃至经学的路径,只要潜心研读,总会有历久弥新的价值有待于开拓。经典阅读,可以提升生命的新境界;阅读经典,可能增添经典的新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