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读后感
书摘：
第二部 在少女们身旁
第二卷 地名：地方
两年以后我与外祖母一起动身去巴尔贝克时，我对希尔贝特已经几乎完全无所谓了。我领受一张新面庞的风韵时，我希望在另一位少女帮助下去领略意大利峨特式大教堂、宫殿和花园的美妙时，常常忧郁地这样想：我们心中的爱，对某一少女的爱，可能并不是什么确有其事的事情。那原因是：虽然愉快的或痛苦的梦绕魂牵混成一体，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将这种爱与一个女子联系在一起，甚至使我们以为，这种爱定然是由这位女子撩拨起来的；待我们自觉或不知不觉地摆脱了这种梦绕魂牵的情绪时，相反，这种爱似乎就是自发的，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发出来，又生出来献给另一个女子。
习以为常能使一切都变得淡漠，所以，最能唤起我们对一个人的记忆的，正是我们早已遗忘的事情（因为那是无足轻重的事，我们反而使它保留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所以我们记忆最美好的部分乃在我们身外，存在于带雨点的一丝微风吹拂之中，存在于一间卧房发霉的味道之中，或存在于第一个火苗的气味之中，在凡是我们的头脑没有加以思考，不屑于加以记忆，可是我们自己追寻到了的地方。这是最后库存的往日，也是最美妙的部分，到了我们的泪水似乎已完全枯竭的时候，它仍能叫我们流下热泪。是在我们身外吗？更确切地说，是在我们心中，但是避开了我们自己的目光，存在于或长或短的遗忘之中。
唯有借助于这种遗忘，我们才能不时寻找到我们的故我，置身于某些事情面前，就象那个人过去面对这些事情一样，再度感到痛苦，因为这时我们再也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个人，那个人还爱着我们今天已经无所谓的一切。在惯常记忆的强光照射下，往日的形象渐渐黯然失色，模糊起来，什么也没有剩下，我们再也不会寻找到它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几个词（如“邮政部司长”之类）没有被小心翼翼地锁在遗忘中，我们就再也不会寻找到它，正如将某一书籍存在国立图书馆一册，不这样，这本书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我母亲没有我，不为了我，而过另一种生活也能活。她就要和我父亲一起去住。说不定她觉得我身体不好，神经过敏，把我父亲的生活搞得更复杂，更惨淡了。这次分别使我更加难过，因为我心中暗想：说不定对我母亲来说，这是我引她不断伤心的结果。她没有对我说过我怎样不断使她伤心，但是经过那些事之后，她明白再也无法共同度假了。说不定也是过另外一种生活的初次尝试。
随着父亲和她年岁的逐渐增长，为了将来，她要开始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另一种生活。这就是与从前相比我与她见面要少；她对我已经有些形同路人；她成了一个人们看见她独自一人回到一幢房屋的妇人，而我并不在那房屋中；她向看门人询问是否有我的来信。
我这种对于在陌生房间里过夜的恐惧——许多人也有这种恐惧——说不定只是上述这种抗拒最普通、最模糊、最机能性、几乎最无意识的表现形式。一想到我的父母有一天可能会死去，我可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离希尔贝特而生活，或者只是不得不在一个永远再也见不着自己朋友的国度定居，常常使我感到可怕之极，那抗拒就在这恐惧的深处。我自己的死亡，或者象贝戈特向人们许诺的那种在自己著作中永生，我很难想象。我无法将我的回忆、我的缺点、我的性格带到那种虽死犹生中去，这些东西不能接受自己不再存在的概念，也不希望我有一个它们没有位置的虚无或永生。
我的智意本来可以告诉我，事实正好与此相反。可是我正经历着可笑的年龄——绝不是什么都不懂，而是十分多产的年龄，这个年龄的特点就是不去向智慧讨教，而且认为人的每一种属性似乎都是他们人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周围全是魔鬼和神祗，简直不得安宁。那时的一举一动，几乎没有一件是以后希望能够忘掉的。相反，应该遗憾的是，当时使我们做出那一举一动的那种自然，发自内心，以后却没有了。以后看问题更实在了，完全与社会的其它部分相符合了，但是，少年时期是唯一学到东西的时期。
我们两人很快就说好了：我们已经成了永不相弃的挚友。他说“我们的友谊”时，就好象谈一件什么存在于我们身外的重要而甜美的事情一般，而且很快他便将“我们的友谊”称之为他生活中最大的快乐了——对他情妇的爱不计在内。这些话引起我某种感伤，我很为难，不知如何作答，因为和他在一起，和他谈话——肯定，与任何别的人也是如此——我丝毫感觉不到没有人陪伴时反而会感觉到的那种幸福。
在人类中，人人具有的品德，与每个人特有的众多的缺点相比，其比例并不更大。显然，“世界上最普遍的事物”，并不是良知，而是善良。在最遥远偏僻的角落里，人们会惊异地有到善良这朵花自动开放，犹如在幽静的山谷中开放着一朵丽春花。这朵花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丽春花无异，但它从未见过其它的丽春花，只见识过有时叫它那孤独的小红帽颤抖不已的狂风。即使这种善良因利害关系而变成瘫痪，表现不出来，它依然存在。每当没有任何自私的动机妨碍它发挥的时候，例如读一本小说或一份报纸的时候，这种善良便会大放光华，向弱者、向正义者、向妥迫害的人而去，甚至在一生之中杀过人，但作为长篇连载小说的爱好者，他的心仍然根软的这种人心中，也是如此。
与美德令人佩服的情形相似，缺点的多种多样也令人叹为观止。最完美无缺的人也有某个缺点使人不快或令人着恼。某一个人智力超群，高瞻远瞩，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但是，你亲自交给他请他转交的最重要信件，他却放在自己口袋里忘了交，后来又叫你误了一次重要的约会，而且也不微笑着向你道歉，因为他一向以自己从不知道时间是几点钟为荣。另外一个人思想细腻，性情温柔，待人接物高雅，关于你本人，从来只说会叫你高兴的话，但是你感觉到他对有些事闭口不谈，将某些事埋在心底，各种各样的事在他心里闷着发酵。他见到你很高兴，他们这高兴看得那么宝贵，宁愿叫你累死，也不离开你。第三位更诚恳一些，但是，当你说自己健康状况不佳而未能前去看望他请他原谅时，他把诚恳推进到非叫你知道，有人见你去戏院了，人家觉得你脸色很好不可。或者非叫你知道他并未完全受益于你为他进行的斡旋，再说已经有另外三个人主动提出为他进行活动，所以他对你也只是稍加感恩而已。在这两种情况下，前面那位朋友可能装作不知道你上戏院去了，装作不知道别人也能给他帮这样的忙。至于这最后一位朋友，他感到需要向什么人反复地说或者揭示出可能最令你反感的事，对自己的直爽感到十分得意，而且拼命对你说：“我就是这样。”
不仅仅我们谈到自己时，以为别人都是盲目的，就是我们做事时，也似乎以为别人是盲目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专门的上帝无时不在，他遮掩住我们每个人的缺点，或向我们每个人许诺看不见我们的缺点，犹如对不洗澡的人，对他们耳朵上的一条污垢，臂弯里的汗味，他都闭上眼睛，堵上鼻孙，并且要他们坚信，他们可以带着这些污垢和汗味在人间游荡，不会受到任何处罚，人们什么也发觉不了。佩戴假珍珠或以假珍珠相赠的人，以为别人定会把假珠当成真珠。
德-夏吕斯先生的理想非常做作，这也是真的，如果“做作”这个修饰语可以与理想这个词联系起来的话，也就是说，既有社交气又有艺术性。几个姿色倾城又有罕见文化素养的女性，两个世纪以前，她们的祖先就已与君主制度全部的荣光与风雅结为一体。他从这样的几个女性身上找到了出众超群的东西，使他能够和她们在一起才感到快乐。诚然，他对这些女性的钦佩是诚心诚意的，但是她们的名字所唤起的许多历史与艺术上的模糊回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恰如贺拉斯的一首颂歌说不定比如今的一些诗歌逊色，但是一个文人读起前者来会感到快乐，对后者却无动于衷，对古代的回忆是他感到快乐的原因之一。这些女性中的每一个，与一个漂亮的布尔乔亚女子相比，对他来说，犹如那些古画之于当代一幅画着一条路或一次婚礼的油画。对那些古画，知道它们的历史，从定购这些画的教皇或国王开始，中间又经过什么大人物，这些画，通过馈赠，购买，取得或继承遗产，又唤起我们对某一重大事件的回忆，至少也唤起我们某一有历史意义的联想，因此我们获得的知识便赋予这些作品以一种全新的用处，增强了我们头脑中或我们博学中拥有财富的感觉。如果与德-夏吕斯先生的偏见相似的偏见妨碍这几位贵妇人去与血统不那么纯正的女性为伍，而将她们未起任何变化的崇高完整地奉献到他的祭坛上，就象某一十八世纪建筑的门面，由玫瑰色大理石平滑的廊柱支撑着，新朝代来到并未丝毫改变这门面一样，他是很为此庆幸的。
我自己也上了当。从老布洛克谈论贝戈特那模样看，我也相信了贝戈特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而实际上，所有的名人，老布洛克都是“并不相识”地认识，即在剧场里，在马路上，远远看见过他们。此外他还想象，以为他自己的面孔、名字、人品对那些人来说并不陌生，那些人看见他的时候，常常不得不控制自己隐隐要与他打招呼的欲望。上流社会的人，因为认识有才华的人，第一流的人，他们接待这些人共进晚餐，却不因此就对他们更了解。但是如果在上流社会中稍微过上几天，这个社会中居民的愚蠢就会使你希望生活在那个“并不相识”地认识人的默默无闻的阶层中，使你想象他们有许多智慧。我在谈到贝戈特时，马上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自我中心主义使每一个人将自己看成国王，使他们这样去看待比自己低的那个世界。布洛克先生赋予自己一种奢侈享受，就是当一个无情的国王。每天早晨他喝可可时，从刚刚打开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底下署着贝戈特的名字，便满怀蔑视地对他简短开庭审判，宣布对他的判决，赋予自己以舒适的快感，每喝一口滚烫的饮料，便重复一句：“这个贝戈特写的东西简直没法看了！这个畜生真叫人讨厌！这报不能订了！这真是叫人上当受骗！写的什么破玩艺！”说着又吃一块涂了黄油的面包片。
老布洛克这种幻觉式的自觉了不起一直扩展到他自己的感受圈子以外。首先，他的子女将他视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子女对自己的父母总是要么倾向于看不起，要么倾向于歌颂、赞扬。对于一个孝顺儿子来说，自己的父亲总是最好的父亲，甚至超出佩服他的一切客观理由之外。而对布洛克先生来说，这些客观理由并不绝对缺少，他受过教育，敏锐，对妻子儿女非常有感情。在近亲家族中，人们跟他在一起非常愉快，因为在“上流社会里”，人们根据十分荒谬的标准和错误却又一成不变的规则来评断人。与其他那些体面华贵的人相反，在资产阶级生活这个小圈子里，晚宴，家庭晚会总是围绕着人们宣称令人愉快和好玩的人进行的，而这些人在上流社会里，两个晚上就要垮台。总而言之，在这个不存在贵族阶级又故作了不起模样的阶层里，人们用更加莫名其妙的与众不同来代替贵族的装模作样。
对人群的喜爱——因此也是对人群的恐惧——在每个人心里都是最强有力的动机之一。或者极力讨别人喜欢，或者叫别人惊奇，或者极力向别人表现出自己很看不起他们。在蛰居者心中，绝对甚至直至生命终结的监禁，其原由常常是对人群有一种失常的嗜好。这种嗜好会那样压倒任何其它的情感，以致由于外出时无法得到门房、行人、停车的车夫的赞美，他宁愿永远不叫他们看见，于是便放弃了一切必须外出的活动。
如果我们认为，这某某姑娘的双眸只不过是发亮的云母圆片，我们就不会贪婪地要了解她的生活并且将她的生命与我们结为一体了。但是我们感觉到，在这个反光圆体中闪闪发光的东西，并非只源于其物质结构。我们感觉到，这是这个生命对于它了解的人和地点——赛马场的草地，小径上的沙土——所形成的看法的黑色投影。这黑色投影是什么，我们还不了解。这个小贝里，比波斯天堂中的贝里对我更有诱惑力。她蹬着车穿过田野和树林，可能会把我带到那些地方去。我们感觉到，她那目光也是她就要回去的家、她正在形成的计划或者人们已经为她作出的安排的投影。我们尤其感觉到这就是她本人，怀着她的欲望，她的好感，她的厌恶，她那朦朦胧胧、断断续续的意愿。我知道，如果我不能占有她目光中的东西，我就更不能占有这个骑自行车的少女。因此，使我产生欲望的，是她整个的生命。痛苦的欲望，因为我感到这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令人心醉的欲望；直到此刻的我的生命已骤然停止，已不再是我的整个生命，而是成了我面前这块空间的一小部分，我迫不及待地要将这空间占据，这空间乃由这些少女的生命组成。是这种欲望赋予我这种自我延伸，自我扩展，这就是幸福。无疑，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习惯，共同的思想，这使我更难与她们交友，讨得她们欢心。但是，说不定正是由于这种差异，由于意识到我所经历的、拥有的任何因素（成分）都不会进入这些少女的天性构成的行为，我心中才刚刚用对某种生活的渴求代替了心满意足——如干渴的大地那样干渴——迄今为止，我的心灵从未得到过一滴这样的甘露，它会更加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吮吸。
前些日子，我特别想那个高个子姑娘。但从那天下午开始，便是那个持高尔夫球棒，推想她是西莫内小姐的这个姑娘重又搅得我六神无主了。她与别人在一起时，常常停下脚步，迫使她的女友们——看上去她们对她很尊重——也中止行进。我现任眼前仍然浮动着她停下脚步，马球帽下闪光的双眸，这身影映在大海在她身后为她构成的屏幕上，她与我之间，隔着透明的碧蓝的空间和自那时以来流逝了的时间。
这面庞的第一个影像，在我的记忆中非常单薄，我向往着、追寻着，后来又将它遗忘，然后又找到了它。自耶以后，我常常将这面庞映在往昔上，以便面对一个在我房间里的少女时，心中可以这样暗想：“就是她！”可是，我最想结识的，可能还是那个面色如绣球花、有绿色眸子的姑娘。何况，不论哪一天我更希望见哪一个，即使没有这一个，其余的姑娘也足以使我心情激荡。我的欲望，即使这一次基本扑在这个身上，下一次又基本扑在那个身上，但是仍像第一天我那模糊的视觉一样，我的欲望继续将她们聚集在一起，继续将她们当成一个单独的小世界。一个共同的生命使这个小世界活跃起来，大概她们也企望构成这个单独的小世界吧！如果我成了其中一个的男友，我大概就能进入——就象一个细腻的异教徒或一个小心谨慎的基督徒到了蛮夷之中——一个令人更加年轻的圈子里去。这个圈子洋溢着健康，无意识，肉欲，狠毒，非智性和快乐。
我不专爱哪一个，我个个都爱，尽量与她们相遇对我打发日子又构成唯一甜蜜的因素，只有与她们相见才能使我心中升起打破一切障碍的希望。如果我没有看见她们，继这种希望之后而来的，便是狂怒。这种时刻，在我心中，这些少女遮住了外祖母。这时，如果说到什么地方去，她们会在那里，我立刻会高高兴兴奔了去。我自以为考虑别的事情，或什么都不想时，实际上我的心思完全愉快地勾在她们身上。
当我甚至自己不知不觉地，更加无意识地想到她们时，对我来说，她们就是大海起伏的碧波，就是大海前列队而过的侧影。如果我到她们所在的哪个城市去，我定希望与大海重逢。对一个人最排他性的爱，总是对其物的爱。
在爱好消遣娱乐这一点上，阿尔贝蒂娜与少年时期的希尔贝特有些相似。在我们相继爱恋的各个女子之间，总存在某种相似之处，虽然也有所变化。这种相似，与我们气质的固定化有关系，因为这些女子是我们的气质所选择的，而将所有与我们既不相反，也不相辅的女子，也就是专门既满足我们的官能享受又折磨我们的心的女子全部淘汰掉。这些被选中的女子，是我们气质的产物，是我们感性的倒影、反成象、“底片”。因此，一个小说家，在描写他笔下主人公的生活时，可以将他历次的恋爱描绘成几乎完全相似，而并不给人以自我抄袭的印象。相反，给人的印象是他在创造，因为虚假的革新总不如旨在暗示一个崭新真理的重复更有力量。在堕入情网者的性格中，小说家还应该指出变异的迹象，随着进入人生其它纬度上新的地区，这种变异的迹象更加突出。如果对自己笔下的其他人物，他描绘出不同的性格，而对自己心爱的女子，则没有赋予她任何性格，说不定这位小说家就再次表达出了另一条真理：对于无关紧要的人，我们了解他们的性格。但是对一个人与我们的生命合而为一的人，很快我们就再不能将她与我们自己分开的人，对于她的动机，我们不断地作出各种令人不安的假设、对这假设又不断作出修改，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够捕捉住她的性格呢？对于我们爱恋的女子，我们的好奇心是从理智之外升腾起来的，其驰骋大大超越这位女子的性格。即使我们想停留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做不到。我们惴惴不安调查研究的目标，要比这些性格上的特点更为紧要。这些性格上的特点与表皮上那些小小的菱形十分相似，其变化丰富的组合构成了肌肉花纹般的特点。我们直觉的辐射穿透了这些，带给我们的影象完全不是一张特殊的脸的影象，而代表着一副骨架那阴沉而痛苦的普遍性。
当然，我们爱这个女子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一个女子的关切尚能在我们在她身边度过的时光上撒播上新的魅力。但是对我们而言，她不会是相继变化前后不同的女子。她的快活对一张不变的面孔而言，乃是外来之物。而少年时代则在完全固体化之先，因此，人们在少女身旁有一种清新感。观看不断变化的形状，不断形成不稳定的对比，就给人以清新感，使人想到大自然中各主要元素永不间断的重新创造。人们面对大海凝望不止的，正是这种永不间断的重新创造。
相反，在这些少女身旁，虽然我品尝的快乐是自私的，但是至少它不以谎言为基础。谎言极力要我们相信，我们并不是不可救药地孤独，谎言不许我们承认：我们交谈的时候，谈话的不是我们自己，那时候我们是依照别人的模样塑造自己，而不是塑造一个与他人不同的自我。
某些女子，与她们握手是那样令人快乐，人们真要感谢社会文明将shakehand变成了初次接触的青年男女之间可以允许的行为。阿尔贝蒂娜就在这样的女子之列。如果有什么不近人情的施礼习惯以另一种动作代替了握手，我大概就只能每天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望着她那不可触知的手兴叹了。这种迫不及待要接触她的手的心情，与迫不及待要知道她的面颊是什么味道的心情同样强烈。如果作环坐猜物游戏时我坐在她旁边，我期望的将她的手长时间握在我的手里的那种快乐，并不在这快乐本身：那样，直到如今因腼腆而憋在心中的那么多爱情倾诉和表白，就能通过手的某些着力动作传递出去。她那方面，用不同的着力来回答，可以多么轻而易举地向我表示她接受这种感情！多么好的串通，多么美的感官享乐开端！
我见阿尔贝蒂娜躺在床上。白衬衣展露出她的脖颈，改变了她面庞的比例。也许是床，也许是感冒，也许是晚餐使她的面孔更加充血，更加显得艳如桃李。我想到几小时之前在海堤上我见到的面色，现在终于就要知晓这秀色是什么味道了。她那两条乌黑、卷曲的长辫，为讨我喜欢，已经完全解开，其中一条从上到下穿过面颊。她微笑着望着我。她身旁，窗户里，皎洁的月光照亮了山谷。见到阿尔贝蒂娜裸露的脖颈和那胜过玫瑰的面颊，叫我那样如醉如痴（也就是说，对我而言，现实世界再不是在大自然之中，而是投入了感觉的激流中，我几乎控制不住），这一见便完全打破了在我体内运行的那个偌大、坚不可摧的生命与相比之下那样弱不禁风的宇宙生命之间的平衡。从窗户上，我依稀望见山谷旁边的大海，梅恩维尔最高几处悬崖那隆起的Rx房，月亮尚未升到中天的夜空。比起我双眸四周的绒毛来，我似乎觉得这一切扛起来都更轻一些。我感到上下眼皮之间的绒毛已经膨胀起来，坚固结实，准备在其柔嫩的表面上举起许多其它重物，全世界的高山峻岭。地平线这半球本身再也不足以填满这绒毛天体了。与胀满我胸膛的这深深吸上的一口气相比，造物主所能给我带来的全部生命，在我看来已非常微弱，大海的呼吸在我看来已显得那样短促。我向阿尔贝蒂娜俯下身去，想拥抱她。此刻，就是死亡向我袭来，我也会毫不在乎。更确切地说，我觉得那不可能，因为生命不在我身外，而在我身内。此时如果有一位哲学家，阐述他的思想，说有一天，哪怕是遥远的一天，我也要死去；大自然永恒的力量则仍会存活下去，在这大自然力量神圣的脚下，我只不过是一粒尘埃；我死后，这些圆形的、隆起的悬崖，这大海，这月光，这天空还会在，我对他一定发出怜悯的一笑！这怎么可能呢？世界怎么能比我存在得更久，既然我并没有迷失在世界之中，而是世界锁在我心中，世界远远不能充满我的心房，我感到自己心中还有位置，可以容得下许许多多别的珍宝，我会充满蔑视地将天空、大海和悬崖扔在一个角落里。
书摘：
第三部 盖尔芒特家那边
第一卷
我们把不可知给了名字，因而名字为我们提供了不可知的形象，同时，也给我们指明了一个实体，迫使我们把名字和实体统一起来，甚至我们可以动身去某个城市寻找一个为该城市所不能容纳、但我们不再有权剥夺其名称的灵魂。在这样一个时代，名字不仅象寓意画那样使城市和河流有了个性，不仅使物质世界五光十色，绚丽多姿，而且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光怪陆离的画面：每一个城堡、公馆或宫殿，都有它们的女主人或仙女，正如森林有森林神，水域有水神一样。有时候，仙女深深地隐藏在她的名字后面，受到我们想象力的滋养，随着我们想象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尽管多少年来，德-盖尔芒特夫人于我不过是一张幻灯片上或一块彩绘玻璃窗上的图象，但当完全不一样的梦幻用急流溅射的泡沫把它弄湿了时，它也就开始失去光泽。
名字不过是一张有照片的普通身分证，如果迎面走来一个人，我们就看一看这张身分证，好弄清楚我们认不认识这个过路人，该不该同他打招呼；名字经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想象而变了样，但是，我们还能发现一个我们素不相识的女人的原始倩影。但是，尽管从前某年所产生的某种感觉，会象那些能保留不同艺术家的声音和风格的自动录音器那样，使这个名字在我们记忆中重现，使我们重新听见这个名字，而且听上去仍然是从前的声音，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仍能感觉得到，相同的声音在我们身上引起的一连串梦幻已经不相同了。有时候，在从前一个春天听到的名字现在又听见了，我们会象挤绘画颜料管似的，从中挤出流去时光的神秘而新鲜的、被人遗忘了的细腻感情；当我们象一个蹩脚的画家，把我们的过去整个儿地展现在同一张画布上，任凭我们的记忆给予它传统的、千篇一律的色彩的时候，我们以为对过去的每时每刻仍然记忆犹新。然而恰恰相反，过去的每一时刻，作为独到的创作，使用的色彩都带有时代特征，而且十分和谐，这些色彩我们已不熟悉了，可是仍会突然使我们感到心醉。我就有过这种体会。
一次偶然的机会，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又突然恢复了我在她喜庆之日所听到的声音，与今天的声音迥然不同，此刻我心里高兴得发颤，它使我又看到了年轻的公爵夫人佩戴的鼓鼓囊囊的领结，淡紫的颜色柔美悦目，光辉灿烂，新颖别致；还有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蓝晶晶的微笑，宛若一朵永开不败的不可采撷的长春花。那时候，盖尔芒特的名字也象一个注入了氧气或另一种气体的小球：当我终于把它戳破，放出里面的气体时，我呼吸到了那一年，那一天贡布雷的空气，空气中混杂有山楂花的香味。是广场一角的风把这香味吹过来的。这预示着一场大暴雨的风使太阳时隐时显，把阳光洒在教堂圣器室的红羊毛地毯上，使它呈现出天竺葵的肉色，或象玫瑰花的粉色，光彩夺目，它又象盛大音乐会上演奏的瓦格纳的乐曲，高雅华贵，轻松愉快，令人心旷神怡。
于是，在名字的深处，我看到的不是这个城堡在湖面上的模糊不清的倒影。对我来说，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住所就是她在巴黎的府邸，盖尔芒特府，它象她的名字一样清澈可鉴，因为它还没有受到任何庸俗的、不透明的物质的侵扰。正如教堂不仅意味着礼拜堂，而且还包括全体信男信女一样，盖尔芒特府也同样包括所有分享公爵夫人生活的人。可是她那些挚友，我与他们素未谋面，他们与我不过是一些知名的富有诗意的名字；知其名而不知其人，这就只会增加和保护公爵夫人的神秘色彩，在她周围加上一圈很大的光轮，这圈光轮最多不过是会逐渐减弱罢了.
当德-盖尔芒特夫人上午步行，下午坐车出门的时候，我在她身上总找不到她的名字的奥秘，因此，我必须到她的“沙龙”里，在她的朋友中去寻找。诚然，从前在贡布雷的教堂里，她就以光辉灿烂的化身出现在我面前，代替了我那破灭的梦幻，盖尔芒特姓氏的绚丽色彩以及维福纳河畔下午的斑斓阳光，照不透她的脸颊，她宛若天神或仙女下凡变成的天鹅或垂柳，臣服于大自然的法则，在水中滑翔或随风摇曳。然而，我刚离开她，那些已经消逝的映象，立即又在把它们捣碎的船桨后面复现，宛若残阳玫瑰色和绿色的倒映。这时，在我孤独的思想中，名字很快就占据了面孔的地位。可是现有，我经常看见她，在她居室的窗口，在院子里，在街上；即使我不能将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和她合为一体，想象不出她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但至少我可以怪我的思想没有能力，不能把我要求它做的事情做到底。
我们往往把一个人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把对他将要离开或将去会见的熟人的记忆，都集中于他的身上，因此，当我从弗朗索瓦丝那里得知，德-盖尔芒特夫人要步行去帕尔马公主家赴午宴，而在将近中午时分，当我看见她从家里出来，穿一条粉红色的缎子连衣裙，裙子上方露出相同色彩的脸蛋，犹如夕阳下的一片彩云，这时候，我看见圣日耳曼区的所有的快乐都呈现在我面前，集中在她的矮小的身躯下，就象集中在一只贝壳里，夹在玫瑰色珍珠层那发光的壳瓣中间一样。
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俨然是一位伟大的仙女，从远处主持众仙女的娱乐活动。她故意退缩在后，坐在侧面的长沙发椅上，鲜红夺目的长沙发犹如露出海面的红珊瑚岩礁。旁边有一道巨大的玻璃反光，大概是一面镜子，好似一束光线射在晶莹夺目的水面上形成的切面，垂直，暗淡，流动。一朵硕大的白花，毛绒绒的象翅膀，从亲王夫人的额头沿着脸颊的一边垂下，似羽毛，似花冠，又似海花，妖艳，轻柔，生机勃勃，情意绵绵，随脸颊的曲线波动，遮住了半个脸蛋，象一枚肉色的翠鸟蛋，藏在柔软的窝里。亲王夫人头上的发网直垂眉际，继而又在下面的喉部复现，是用南半球的一些海洋上捕捉到的白贝壳做成的，点缀着一颗颗珍珠，犹如一件刚刚浮出波涛的海上镶嵌画，不时地沉入黑暗中。即使在黑暗中，亲王夫人那双晶莹闪光的眸子仍然表明她的存在。她天香国色，美貌绝伦，尽管在半明半暗中的少女一个个花容月貌，秀色可餐，却难以同她媲美争辉。她的美不单单表现在她的肉体上，即她的颈背、肩膀、胳膊和腰部。她那妙不可言、引人入胜的身段线条是无数看不见的线条的准确和必然的出发点，这些看不见的线条从公主周围四散展开，犹如一尊理想的塑像在半明半暗中投下的光谱，光怪陆离，使人幻觉丛生，想入非非。
这正是拉贝玛的表演向我展示的东西。朗诵的风格高雅而巧妙。正是这样。现在我懂得一种浑厚、刚健、出神入化的表演所具有的价值了。更确切地说，人们就是要把这些名称赋予这样的表演，不过，这好比把一些毫无神话意义的星座命名为玛斯、维纳斯、萨图恩一样。我们在这一个世界感觉，在另一个世界思想、命名，我们可以使这两个世界协调一致，却不能把它们之间的距离填平。我第一次去看拉贝玛演出的那天，要跨越的也正是这个距离，这个断层；我凝神聆听，却难以同我头脑中的“表演高雅”、“风格独特”的观念会合。
当我们听到一个韵脚，一个和前面的韵脚既相同又不完全相同的东西，它既受前面韵脚的限制，又引进了新的思想，这时，我们就会感到有两个重叠的体系，一个是思想体系，另一个是韵律体系，而这重叠的体系本身不就已经是井井有条的复杂性，不就是美的首要因素了吗？然而，拉贝玛把词、诗句，甚至把“长篇独白”都揉进比它们自身更大的体系中，看到它们不得不在这些体系的边缘停留，我们会心醉神迷；正如诗人选词时先要考虑到韵脚，音乐家写歌词时要把一句句台词纳入同一个旋律中，既束缚它们，又带动它们。因此，拉贝玛善于把痛苦、高雅和激情这些宏伟的形象揉进现代戏剧的台词中，就象把它们揉进拉辛的诗句中一样，而这些形象正是她独特的创造，人们一看便知道是她的杰作，正如在一个画家根据不同的模特儿画成的肖像上，人们能够认出是同一个画家的作品一样。
在这个剧场里，那些包厢——包括最高层的包厢，从底下看，高层的包厢犹如一个个插着人花的大笼子，被天鹅绒隔墙的红缰绳系在大厅的圆拱上——和坐在包厢里的最出风头的贵妇构成了巴黎社交界的一幅短暂的全景。死人、丑闻、疾病、雾霭很快会使这全景发生变化，但此刻注意力、烘热、眩晕、灰尘、优雅和厌烦却把它固定在这下意识的等待和平静的冬眠状态那悲壮而永恒的一刹那间。事后人们会感到，这一刻好象是炸弹爆炸前的平静，或是一场火灾第一股火光的前兆。
在开始的几天，那两个少女的形象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形象争夺得十分激烈，双方都想把我的爱占有，但终因力量悬殊，几天以后，两个少女的形象败下阵来，渐渐消失，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形象却自然而然地不断浮现在我的脑际。我终于把我的爱全部转移到她身上。归根结底，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经过选择的，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消遣。我把那两个上教理课的少女和那个送奶姑娘抛到了脑后；可我再也不能在大街上找到我想寻找的东西了，再也看不见在剧院里看到的那蕴藏于微笑中的温柔和那修长的身影和金发下亮晶晶的脸蛋了，只有在远看的时候它们才存在。现在，我甚至说不清楚德-盖尔芒特夫人长的什么模样，根据什么我认出她来的，因为从外表的总体看，她的脸也和她的裙子、帽子一样，一天变一个样子。
由于德-盖尔芒特夫人连续不断地向我展现出一张张迥然不同的面孔，而这一张张面孔，在她的整个打扮中占据的位置是相对的，多变的，时而大，时而小，因此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爱并不是倾注在这千变万化的肉体和纺织品的某个部分上。她可以一天换一张脸，一天换一身服饰，看到她我照样会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因为透过这不断变化的脸孔和服饰，透过这新的衣领和陌生的脸颊，我依然感觉得到是德-盖尔芒特夫人。我钟情的是这个指挥着这一切的看不见的女人。就是她，她对我有敌意，我就会黯然神伤；她靠近我，我就会心慌意乱，惶惑不安；我渴望能把她征服，把她的朋友从她的身边统统赶走。她可以插一根醒目的蓝羽毛，也可以炫耀她赭红色的肌肤，她这些行动对我不会丧失意义。
我真心实意地爱着德-盖尔芒特夫人。我要祈求上帝赐予我最大的幸福，让她遭受各种灾祸，让她破产，让她名誉扫地，让她失去横在她和我之间的一切特权，让她没有住处，也没有人愿意理睬她，这样，她就会来求我，会到我这里来避难。我在想象中仿佛看见她来找我了。晚上，当周围的气氛发生一些变化，或者我自己的身体有明显好转时，我的思想会变得非常活跃，那些早已被我遗忘了的感想会似滚滚的波涛涌入我的脑海，然而，我没有利用我那刚刚恢复的体力来理清平时难得出现在我头脑中的这些思想，没有开始写作，而是喜欢大喊大叫，把我内心的想法以一种激烈的、外露的方式抒发出来；这不过是空洞的演说，毫无意义的手势，一部地地道道的惊险小说，枯燥乏味，信口开河，小说中的主人公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一贫如洗，来乞求我的施舍，而我却时来运转，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富翁。就这样，我几小时几小时地遐想着，嘴里念念有词，大声说着我在接待公爵夫人时应该说的话。尽管如此，我的处境依然如故。
虽说我们的一个记忆，一种忧虑可能会暂时销声匿迹，不再纠缠我们，但是还会回来，有时久久萦绕在我们心头。有几个晚上，我穿过城市到饭店去时，一路苦苦思念德-盖尔芒特夫人，连呼吸都感到很困难，仿佛我的胸腔被一个高明的解剖医生切开，割除了一部分，补上了一块同样大小的非物质的痛苦，补上了等量的怀旧和爱情。尽管刀口缝合很好，但当对某人的思念代替了内脏时，我们总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它似乎比内脏占的位置更大，再说，不得不想着身体的一个部分，这种感觉说它象什么，它又不象什么。不过我们变得更娇贵了。稍微有点微风我们就会叹息，是因为气闷，也是由于抑郁。我仰望天空。如果月光皎洁，星光灿烂，我便想：“也许她正在乡下，和我瞻望着一样的星星，说不定当我到饭店时，罗贝会对我说：‘好消息，我舅妈刚给我来了封信，她想见你，就要到这里来了。’”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思念不仅仅寄托在苍穹。一阵温馨的微风从我身边掠过，会给我捎来她的信息，就象从前在梅塞格里丝的麦田里，微风给我捎来希尔贝特的信息一样：人总是那样，会在另一个人的感情中掺入许多并不属于他的而仅仅是他唤醒的朦朦胧胧的感情。而这些特殊的感情，我们身上总有一股力量在使它趋向真实，也就是使它汇合到一种更普遍、为人类所共有的感情中去，而人、还有人给我们酿成的痛苦，只能使我们同这种普遍的感情沟通：当我知道我的痛苦是人类普遍爱情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时，我在痛苦中也就感到了快慰。
在那个时代，电话还没有象今天这样普遍。然而习惯只要用很少一点时间就能使我们初次接触的神圣力量失去神秘性，我看到电话没有马上接通，就感到等的时间太久，使用太不方便。我差点想抱怨了。那时候我的心情和现在所有人的心情一样，嫌那突然会出现的、令人赞叹的奇境出现得太慢。其实我们想通话的人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身边，虽然看不见，但确实在我们身边。他呆在他居住的城市里（对我外祖母来说是巴黎），坐在他的餐桌旁，他那里的天空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天气也可能不同，他的情况和思想我们全然不知，但他马上就会把这些都告诉我们。就在我们心血来潮，要他出现的时候，他（他和他周围的气氛）突然被带到了几百里外的地方，带到了我们的耳边。我们仿佛成了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女巫婆根据我们的意愿，让我们的外祖母或未婚妻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然而又非常遥远，在他们真正生活的地方，在看书，在掉泪，在摘花，那样清晰，那样逼真，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要使奇迹出现，只消把嘴唇凑近神奇的小金属板，呼叫——有时要等很久，但我乐意——值班女神，每天我们都听到她们的声音，但从来没看到过她们的脸孔，她们是我们的守护天神，小心翼翼地监视着令人头晕目眩的黑暗大门；我们呼叫万能的女神，她们让远离我们的亲人出现在我们身边，却不让我们看见他们；我们呼叫看不见的达那伊得斯，她们日夜不停，把声音的箱子倒空，注满和传递；我们呼叫爱奚落人的复仇女神，当我们给女友讲知心话不希望被人听见时，她们会恶狠狠地喊着说：“我听着呢！”这些电话女郎是神秘莫测、容易生气的女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疑心重重的修女！
可是，冬天快过去了。连续几个星期天气恶劣，常有暴风骤雨，夹杂着雪或冰雹。然而有一天早晨，我听见壁炉里传来一阵咕咕声——而不是每天刮个不停的时强时弱的风啸声，扰得我心烦意乱，使我天天盼望着到海边去——这是在墙上做窝的鸽子发出的叫声：这声音散发出彩虹般的光环，象突然开放的第一朵风信子花，轻轻撕开充满养料的花心，绽开出柔滑如缎、能唱歌的淡紫色花朵，就象一扇敞开的窗户，把第一个晴天暖融融的阳光送进我那间仍然紧闭着门窗的黑洞洞的卧室里，使我感到眼花缭乱，又困又累。
我被习惯牵着鼻子走，习惯不工作，习惯不睡觉，习惯睡不着。习惯无论如何是要得逞的。如果哪天我不违抗习惯，让习惯从偶然出现的情况中找到借口，为所欲为，那么这一天我就能马马虎虎地过去，不会遇到太多的麻烦，天亮前我还能睡几小时，我还能读几页书，酒也不会喝得太多；可是如果我违抗习惯，非要早点上床睡觉，强迫自己只喝水不喝酒，强迫自己工作，那么习惯就会大发雷霆，会采取断然措施，会让我生病，我不得不喝更多的酒，两天都睡不着觉，甚至连书都不能看了，于是我决定下次要更合乎情理，也就是对自己更没有节制，就象一个遭到拦路抢劫的人，因为怕被杀害，索性让人抢光算了。
春天已降临巴黎，可是林荫道上的树木才刚刚绽出新芽。当环城火车载着我们——我和圣卢——离开巴黎，停在圣卢情妇居住的那个郊区的村庄时，我们却惊叹地看到一棵棵果树都挂满了白花，犹如临时搭成的白色大祭坛，装饰着一个个花园。这里象是有隆重的节日似的，人们在固定的时节，从老远赶来欣赏这奇特而富有诗意的、短暂的地方节日。但这一次节日却是大自然的馈赠。樱桃树开满了白花，就好像穿着白色的紧身裙，夹杂在那些既没开花也没长叶的光秃秃的树木中间，在这仍然透着凛冽寒气的晴天，远远望去，会以为望见了一片片白雪，别地方的雪都融化了，唯独灌木丛后还残留着白雪。高大的梨树环绕着一座座房屋和一个个普通院子，梨树的白花开满枝头，形成了更加广阔、更加单一、更加夺目的白色世界，仿佛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同时举行第一次领圣体仪式。
我意识到，如果男人是通过想象认识一个女人的，那么他会想象在这个女人小小的脸孔后面蕴藏着无限美好的东西；相反，如果是以最粗俗的方式认识的，那么他魂牵梦萦的东西可能会分解成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物质成分。我认识到，我在妓院花二十法郎得到的一个女人，在我看来，她不过是一个想得到二十法郎的女人，其实她本人不值二十法郎；可是，如果我一上来就把她想象成一个奇妙而神秘的、难以得手、难以留在身边的女人，那么，她就成了无价之宝，比一切受人羡慕的地位，甚至比家庭的温存还要重要。
正如我们对不幸人的怜悯很可能会怜悯得不是地方，因为我们会把他想象得痛不欲生，可是，他迫于要同痛苦斗争，根本不想自悲自怜；同样，恶作剧的人在灵魂深处也不见得有我们想象的残忍，不见得只想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仇恨煽起了他的坏心，愤怒给了他热情和活力，而这种热情和活力并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只有那些施虐成性的人才可能从中得到快乐。施虐者总认为他所虐待的对象也是一个恶人。
才华不是一种附加物，可以随便加到那些能使人获得成功的各种素质之中，从而造就上流人士所说的“完美的女人”。才华是某种精神气质的活的产物。一般地说，在这种气质中，有许多特点是不存在的，占主导地位的是敏感性。这种敏感性的某些表现形式，在书中可能感觉不到，但在生活中却会顽强地表现出来，例如好奇心，耽于幻想，突然想到这里或那里去走一走，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扩大或维持社交关系，或者仅仅是为了发挥社交关系的作用。
他也许感到这些话应该用来谴责自己的，却用来谴责母亲了；自私自利者在争论中总是以这种方式取胜；他们首先认为自己的决心不可动摇，对方越打动他的心，说服他们改变主意，他们就越觉得自己无可指责，反而应该谴责对方迫使他们不得不和同情作斗争。因此，他们可以冷酷无情，蛮不讲理。在他们看来，这只会使对方罪上加罪。谁叫他们不识趣，要表现出痛苦，要显得有理，要迫使他们痛苦地和同情作斗争的呢！德-马桑特夫人不再坚持了，因为她清楚，想留也是留不住的。
“当然，夫人，精神病，对不起，我的话不好听，精神病有各种各样，一个人不可能集中全部症状。您得的不是这一种，而是另一种。昨天，我到一家私人神经衰弱病疗养院去了。在花园里，我看见一个男子站在一张长凳上，象演杂技似地一动不动，歪着脖子，看上去很吃力。当我问他在做什么时，他没有动，也没有回头，答道：‘大夫，我的风湿病很重，而且我很容易感冒，刚才我活动得太厉害了，当我象这样愚蠢地弄得全身冒热汗时，我的脖子就会歪倒在我的法兰绒领子上。如果我没等热汗退下去就让脖子离开法兰绒，我准会得歪脖子病，要不就要得支气管炎。’的确，他可能得了歪脖子病。‘您是一个可爱的神经衰弱病人，您就是这种病人，’我对他说。您知道他是用什么理由向我证明他不是神经衰弱病人的吗？他说，疗养院的病人都有量体重的怪癖，因此，医生只得在磅秤上加了把锁，免得病人一天到晚量体重。而他却与众不同，他对量体重没有一点兴趣，医生只好强迫他上磅秤。他因为没有别人的怪癖而洋洋得意，却不想一想他也有自己的怪癖，正因为他有自己的怪癖，才没有另一种怪癖。请别见怪，夫人，因为这个怕感冒而不敢扭动脖子的人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这个有怪癖的可怜人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别怕人说您是神经质。您属于这个非凡而可怜的家族，它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我们所知的伟大的东西全都是神经质的人创造的。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创立了宗教，写出了杰作，世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功绩，尤其不会知道他们在创造时忍受的痛苦。我们欣赏美妙的音乐，观赏美丽的图画，享受无数美好的东西，却不知道作者所付出的代价，失眠、喜怒无常、时哭时笑、荨麻疹、哮喘病、癫痫病，惧怕死亡，而这种惧怕死亡的苦恼要比上述一切苦恼更具有危害性。您可能也有这种苦恼吧，夫人？”他笑咪咪地问我外祖母，“因为您得承认，我进屋时看见您正在心烦意乱。您相信自己病了，可能病得很厉害。上帝知道您相信您在身上发现了哪一种病的症状。您没有弄错，是有症状。神经质具有一种模仿才能。无论什么病它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它模仿消化不良病人的肚胀，孕妇的呕吐，心脏病人的心律不齐，结核病人的发烧，简直是真假难辨。连医生都会受蒙骗，病人怎么能不信以为真呢？啊！别以为我在拿您的病开玩笑，我不了解您的病，就不可能对症下药。要知道，真诚坦白应该是相互的。我刚才对您说了，没有神经官能病，就没有伟大的艺术家，而且，”他郑重地伸出食指，又说，“也不会有伟大的科学家。我还要说，神经官能病医生如果自己不得神经官能病，别说是好医生，就连一般的医生都算不上。在神经病理学中，一个医生尽管不怎么说傻话，但他也是一个治愈了一半的神经官能症病人，正如批评家是不再写诗的诗人，警察是不再行窃的小偷一样。而我，夫人，我不象您那样自以为得蛋白尿病，我并不神经质地害怕营养，也不怕出门，但我夜里总怕大门没有关上，不起来二十多次就不能入睡。那家疗养院，就是我昨天发现有一个不能转动脖子的诗人的地方，我去那里预订了一个病房，因为，你们可得给我保密呀，当我给别人看病过度劳累而加重了我的病情时，我就要到那里去休病假。”
弗朗索瓦丝走了，短大衣也已补好，我外祖母该梳妆打扮了。她固执地拒绝母亲留在她身边，独自在房间里打扮，老也不见她出来。现在我知道她身体挺健康，我又满不在乎起来了（我们的亲人只要还活着，我们对他们就会采取这种奇怪的冷漠态度，把他们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放在所有人的后面），我觉得她太自私，明明知道我跟朋友有约会，要到维尔-达弗雷去吃晚饭，可她却慢腾腾地没个完，就象故意要叫我迟到似的。我等得很不耐烦，尽管人家两次跟我说她就要准备停当，我还是一个人先下楼了。她终于赶了上来，还是象往常迟到时那样，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象一个有急事的人，满脸通红，慌里慌张，随身要带的东西忘记了一半。她追上我的时候，我快走到玻璃门了。门半开着，从外面吹进习习暖风，潺潺有声，仿佛有人打开了一个水库的闸门，可房子的内壁却仍然冷得象冰块。
书摘：
第三部 盖尔芒特家那边
第二卷 第一章
人们常说，死亡的日期是不确知的，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已把死亡的时间确定在一个朦胧而遥远的范围内，不以为它同已开始的一天有着某种联系，甚至我们会在这个每小时都有了安排的非常确定的下午死去，或者死亡就要第一次部分地占有我们，从此对我们穷追不舍。你坚持散步，期待一个月后会有令人满意的气色。你踌躇不定，不知道该穿哪件大衣，该叫哪辆出租马车。你上了马车，你面前的这一天是完整的，短暂的，因为你想按时赶回来会一个女友。你希望明天也是个晴天。殊不知死亡正在你的另一个平面上，在冥冥的黑暗中缓缓行进，恰好选择了这一天，就在几分钟后你的马车到达香榭丽舍大街的那一刻粉墨登场。也许，那些日夜惧怕死亡突然降临的人，会发现这一类死亡或与死亡的初次接触并不十分可怕，因为它们具有人所熟悉的、亲切和习以为常的外表。死前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饭后和健康人一样出门游玩。乘坐敞着车篷的马车回家，途中死亡对你首次袭击。
从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外祖母对天神的袭击不完全感到意外，甚至早有预感，默默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当然，她不知道命中注定的时刻何时来临，心中无数，疑虑重重，犹如多疑的情夫，对情妇的忠诚时而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时而又疑神疑鬼，心神不宁。但是，那些致命的疾病，例如刚才使我外祖母脸部痉挛的疾病，一般都要在病人身上停留很久，慢慢地把病人引向死亡。它们象“随和”的邻居或房客，很快就会向病人作自我介绍。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病是可怕的，倒不是因为病会带来痛苦，而是因为它会给生活带来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限制。我们不是在死的时候，而是在几个月前，甚至在几年前，在可憎的死神进驻我们的身体之时起，就感觉到我们要死了。病人与陌生的死神相识，听见它在大脑中走来走去。虽然不知道陌生人的模样，从它来回走动的声音，也能推断出它的习惯。它是来干坏事的吗？某天早晨，它悄悄地走了。啊！要是它永远不再回来该多好！晚间，它又回来了。它来干什么？病人向医生提出疑问。医生象一个得宠的情妇，用不能自圆其说的誓言作回答。应该说，医生扮演的角色不是情妇，而是一个受审的仆人。仆人仅仅是第三者，情妇却是生活。我们诘问她，怀疑她对我们不忠，虽然觉得她变了心，但仍然相信她，疑惑不决，直到她把我们彻底遗弃。
进入门厅后，我把外祖母安顿在楼梯旁的一张长沙发上，上楼禀报母亲。我对母亲说，外祖母回来了，她在路上晕了一次，感到不大舒服。我的话还没说完，母亲脸上就露出了极度的绝望。这是一种听天由命的绝望。我忽然明白，绝望已在她心里隐藏多年，就等着最终一天喷发。她什么也没问。正如居心不良的人喜欢夸大别人的痛苦，我母亲出于对外祖母的深情，不愿承认她的母亲得了重病，更不愿承认她的病可能危及智力。妈妈浑身哆嗦，脸在无泪地哭泣。
我觉得医生不是在说一个垂死的人，氧气的作用之所以必须维持，是因为他能为挽救垂死者的性命尽一份力。氧气的丝丝声停止了一会儿。但是，呼吸仍在发出呻吟，那是轻微而痛苦的呻吟，每次都中断，继而又重新开始。有时好象一切都完了，呼吸停止了，就和人睡眠时的呼吸一样，从高八度降到了低八度，或者是自然的间歇，是感觉缺失的一种反应，窒息变得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医生又一次给外祖母搭脉，但是，他刚按上脉，一曲新歌已经接上了中断的乐句，如同一条支流注入干涸的主流一样。乐句换了个调子，以同样无穷的冲力冲出去。谁知道呢？说不定久被痛苦抑制的快乐和柔情，现在会象经过长期压缩变得更加轻盈的空气，从外祖母身上喷发而出，而她自己甚至对此毫无意识。她再同我们说的话，仿佛正在源源流出，好象就要这样同我们絮絮叨叨地、热情洋溢地、情真意切地说话似的。这临终的喘息使我母亲五内俱焚，她守在病榻旁，没有恸哭，但不时地泪流满面，就象风吹雨打的叶子，不思也不想，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我去拥抱外祖母前，医生让我先把眼泪擦干。
第二章
圣卢的信没有使我感到意外，尽管他还是在我外祖母病重期间给我来过一封信，指责我对他不忠，对他背信弃义，从此就一直杳无音信。我非常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拉谢尔专爱煽起情夫的炉火（再说，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她对我也耿耿于怀），她对圣卢说，他不在时，我对她有过不良企图，想和她发生关系，他就信以为真了。很可能他仍然相信这是事实，但他已经不再爱她了，因此，不管是真是假，对他都无所谓了，唯有我们的友谊继续存在。当我和他重又见面时，我试图同他谈谈他对我的责备，但他只是温和而亲切地朝我微笑，象是在表示道歉，接着就把话题岔开了。这并不是因为以后在巴黎他不可能同拉谢尔再见面的缘故。那些在我们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女人，不是一下子就能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的。在最终离开我们之前，她们会不时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以致有些人以为爱情又开始复燃。圣卢的拉谢尔的决裂尽管曾使他一度痛不欲生，但因为他的女友仍然不断向他要钱，使他甚感欣慰，他的痛苦也就很快减轻了。嫉妒是爱情的延续，但它包含的内容并不比其他想象的产物所包含的内容更多。
我需要占有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几天来，我的欲望在一刻不停地想象着占有她的快乐。我头脑中只想象这个快乐，不可能是别的（占有另一个女人的）快乐，因为快乐仅仅是一种事前欲望的实现，这种欲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梦幻的无数组合、记忆的偶然性、性欲的状态和满足性欲的前后次序而千变万化，最后的欲望满足了，也就平静了，直到欲望满足后产生的失望多少有点被人遗忘了，才会产生新的欲望。我已经离开了一般欲望的大道，走上一条特殊欲望的小路；如果我想同另一个女人约会，必须从遥远的地方回到大路上，然后走另一条小路。
我失望不仅是因为不能看见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而且还因为她的回信让我感到她似乎一次也没有想到这顿晚饭，可我从星期天以来一直只为它而活着。后来，我知道她荒唐地爱上了一个青年，并且和他结了婚。可能那时候她和他就有来往了，也许为了他，才把我的邀请忘得一干二净。因为，如果她没有忘记，就肯定不会等我派车去后——况且事先并没有约好——才通知我她没有空。我和一个青年贵族女子在一个薄雾笼罩的岛上共进晚餐的美梦，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爱情开辟了道路。现在，我失望，愤怒，我想不顾一切地重新抓住这个拒绝我的女人，这一切把我的感情也调动起来了，这样，就能使这个至今一直是我的想象力在孤军奋战（但却用比较温和的方式）为我提供的可能的爱情维持了下去。
在我们记忆中留下了多少这样的爱情啊！被我们遗忘的少女和少妇的面孔就更多了！这些面孔各不相同，就因为它们在最后一分钟躲开了，我们才觉得它们更迷人，朝思暮想地想再见到它们。我对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更是如此。现在，要我爱她，只须让我再见到她一次，使她留给我的强烈而短暂的印象变得更加深刻，否则，她不在我身边时，我就想不起她的面容。情况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我没有再见到她。
我爱上的不是她，但本来可能是她。我很快就狂热地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当我回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心里思忖，如果情况稍微有些变化，我会把狂热的爱给予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这个想法使得我对另一个女人的爱变成了最残酷的爱。没过多久，我对另一个女人产生了爱情，因此，爱情不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尽管我很愿意，也很需要这样认为。
在夏日的黄昏或早早降临的冬夜，有许多时光我们没有好好利用，然而，我们本来是可以从中寻找一点儿安宁和快乐的。但是，这些时光不是绝对都浪费了。当新的快乐时刻开始以同样尖细的，线状的方式歌唱，时光就使它们具有和管弦乐一样丰富的基础和内容。时光就这样延伸出去，和一种典型的幸福挂上了钩，这种幸福我们隔一段时间才能遇到一次，但它们仍然继续存在；在眼下这个例子中，幸福意味着放弃其余一切，和朋友到一个舒适惬意的地方去吃晚饭，那里象一幅美丽的图画，铭刻着我们对往事的记忆，我们曾作过经常去光顾的许诺。这个朋友将用他的全部活力和真挚友情搅动我们死水般沉闷的生活，把一种颤栗的快乐传导给我们，平时，我们在社交活动中是得不到这样的快乐的。我们将只属于他一个人，向他宣誓忠于友谊。誓言产生于这个特殊的时刻，并将永远停留在这一刻，也许第二天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但我可以毫无顾虑地向圣卢宣这个誓，因为第二天，他就会带着友谊不可能持久的预感，勇敢而明智地离开巴黎。
盖尔芒特家族和古弗瓦西埃家族只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很善于——但方式各不相同——和人保持距离。盖尔芒特家表示距离的方式不是千篇一律的。然而，比如说，所有的盖尔芒特，我是说货真价实的，当有人把你介绍给他们时，你会看到，他们都要履行一种礼节，似乎把手伸给你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是在给你举行授任骑士仪式。当一个盖尔芒特——哪怕他只有二十岁，就已经在步先辈的后尘——听到介绍人介绍你的名字时，会露出一种爱理不理的神态，用通常是蓝色的冷冰冰的目光将你上下打量，仿佛要把钢刀般锋利的目光扎进你的内心深处。况且，这确实也是盖尔芒特家的人认为应该做的，他们谁都自信是一流的心理学家。此外，他们认为，这种仔细打量会使随之而来的握手显得更加亲切，因为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一切是在离你一定距离进行的。若是两人短兵相接，这个距离嫌小了些，但对于握手，就显得太大了些，会和搏斗时一样使人手足无措，浑身发冷，因此，当这个盖尔芒特闪电般地审视了你的灵魂和声名的最后几个密室之后，认为你从此有资格同他在社交场合相遇了，就向你伸出手来，这时候，那只位于伸直了的胳膊末端的手好象在向你出示一把花剑，要同你进行一场奇特的搏斗，总之，这只手此刻离这位盖尔芒特那么远，当他点头时，你很难看出他是在向你还是在向他自己的手致意。
在爱情上，感恩和取悦往往比希望和利益更能使人作出奉献。
他戴着单片眼镜，一只粗大但很漂亮的无名指上蓝宝石闪着光芒的手中捏着一根粗雪茄，不时地吸一口，眼睛盯着舞台，但当他把目光转向池座时，尽管他谁也不认识，双眸却会变得温柔而审慎，亲切而恭敬。当他听到一段他认为比较滑稽但又不很粗俗的歌词时，就笑眯眯地把脸转向妻子，亲切而默契地向她使使眼色，和她共享这曲新歌带给他的无辜的快乐。于是，观众会以为公爵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而公爵夫人是最令人羡慕的女人——他们哪里知道，在公爵眼里，这个女人和他的生活乐趣毫无关系，他根本不爱她，不断地欺骗她；当公爵夫人感到累时，他们看见德-盖尔芒特先生站起来，亲自帮她穿大衣，理一理她的项链，免得它们卡在衬里中间，然后，殷勤而恭敬地在前面开路，带着她穿过人群走向出口处。可是，公爵夫人对此却无动于衷。作为上流社会贵妇，她深知这不过是表面文章，有时，她甚至象一个看破一切、不再有任何幻想的妻子，对丈夫的殷勤报之以揶揄而苦涩的神态。除了这些表面文章——这是礼节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在过去某个时代，礼节早已使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失去了深邃的含义，变成了表面文章，这个时代虽已过去，但遗风继续存在——公爵夫人的日子其实是很难过的。德-盖尔芒特先生只是为了新情妇才会对妻子又变得慷慨和仁慈；而那位新情妇，就象经常发生的那样，会成为公爵夫人的同盟军；公爵夫人也就又可以接济仆人，施舍穷人，她自己甚至也可能有一辆漂亮的新汽车。但是，俯首帖耳的人往往很快就会使公爵夫人恼火，公爵的情妇也难幸免。不久，公爵夫人就对她们厌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