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汉在华西》读后感
作 者 曾 正 琼
译者卞思梅在序言所说，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在中国并不算一位知名学者，许多人对他的认知浅止于他是“三星堆考古第一人”。【1】
我也是浅止之人。常有远朋羡慕我在德阳，分分钟就能去国家AAAA旅游景区三星堆博物馆溜达。谭楷先生《枫落华西坝》里有葛维汉的篇章：“三星堆与东方维纳斯”，【2】但去年研读时并未深究。
磨人的学业今年终于完成，我开始读传教士传记。
“那葛维汉到底是何许人也？他是一位美国人，于1911年受美国浸礼会的派遣，来到中国。在他77年的人生中，有近一半的时间（1911—1948）在中国度过。他是各种“学家”，如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博物学家，等等。他一生中留下了大量关于四川历史文化的文章、档案、日记和影像。或许，我们曾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见过他主持考古挖掘时的照片，在某些书中或网站上见过他拍摄的四川老照片，在博物馆里见过他搜集的藏品，在旅行中无意间去过他研究过的羌寨或苗寨，最不济也一定闻到过由他播种在四川宜宾并逐渐扩散到整个四川洋槐的清香，只是历史的尘埃将他掩埋。在四川，他似乎无处不在，又似乎悄无声息。能记得他的，追寻他的，会有谁呢？”【3】
随着卞思梅的追问，我想起儿时一首皮筋歌“洋槐树，洋槐花，洋槐树下就是我的家……”，四川清音“我望槐花几时开”嘹亮婉转耳边。此槐是彼槐吗？搜狐显示：【槐花是洋槐树开出的花朵，大多数人对洋槐树都不陌生，但其实这种树并非国本土树种，看它的前面加了个“洋”字就能猜出它的来历了，我国清朝时期从国外传入国内的新事物，大都会带一个“洋”字，……洋槐树因为树枝有刺又被叫做刺槐，原产于北美洲，根据我国一些地方县志的记载，它是18世纪40年代时传入中国的，为清代乾隆年间，距离现在不足300年，】 【《槐花几时开》是四川民歌中的经典之作，它实际上是宜宾地区的一首传统山歌，形成年代久远。……清光绪年间刻本《四川山歌》中就载有它的歌词。】
德阳东湖山公园湖的北面，围墙外有棵洋槐树。每年暮春，串串洁白花儿在清风中芬芳醉人。一般来说，人总是会对自己熟悉的事物感兴趣，我一口气读完《葛维汉在华西》。
1914年，“溯长江而上时，希尔德博士分给我一些洋槐树的种子。他与我约定种在雅州和叙府（今宜宾）。后来他没种，但我种的洋槐却快速生长，第二年就开花了。我给叙府其他传教士分发了幼苗。很快，传教士们把幼苗移栽到了嘉定（今乐山），成都等地。最后洋槐树散布在整个四川。我带去的种子是四川洋槐树的始祖。大约1920年时，一些槐树被移栽到重庆，并向西扩展。”【4】
--来中国前--（译者：彭文斌）
网上文字提及葛维汉，多对其在华西协合大学任博物馆长期间赞誉有加，读他这本自传书，我印象深刻的，反倒是他来中国前的经历。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中国，众人看到的已是果了。
开篇首句“我的父母都是平凡人——诚实、勤劳，也笃行上帝，除非生病，他们从不缺席每次教堂祷告和主日礼拜”。与其先祖一样，葛维汉终生信仰一以贯之，他是约翰.班扬《天路历程》上的天路客，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去往何方。【5】
幼年生活中琐碎小事，哥哥刘易斯的爱，真实快乐有趣。
少年时期在贝克学校，生活似清冽溪水缓缓淌过，幼年丧母的葛维汉，在父亲、哥、姐，众多好心邻人帮助下并没偏离正道。溪水凉，却明澈不刺骨；虽然家境贫困，文字里少有辛酸抱怨，多是对帮助者的感恩，及好榜样的激励与自律，学校或温和或严厉老师的尽责管教、引导、支持。
有段日子他与同学偷东西、打架、逃学。 父亲没有听之任之；姐姐埃米尔纳始终记得母亲临终遗言，对自己兄弟担起好姐姐的角色；老师施莉小姐推荐他去哈利.雷诺德先生农场打工，“农场里还有威廉.沃辛顿和一个忘记了名字的先生，两人都不错，爱好运动，都是出色的大学生，也是教徒和绅士。在他们身上，我见到了一种积极的男子气概，这让我想去读大学，并希望日后可以跟他们一样。”【6】
1899年15岁的葛维汉从贝克学校毕业时，已“过上了一种规律性的生活：去教堂、参加青年人的集会，参加教会的合唱团。”【7】
他考入惠特曼学院的预科皮尔森学校，“夏天我在农场打工—耙地、犁地、割草、堆垛、脱粒。我还学会了缝脱粒机上的口袋，这也是我在惠特曼学院几年中干过的最辛苦、薪酬最高的活。食宿除外，缝口袋的报酬是每天4美元。夏天挣的钱用来付秋季学费、买衣服和书，通常到年末我都不会欠债。我想强调的是，这一切都是辛劳所得，而且我还要承担教会事务，参加学院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以及打橄榄球，完成田径队的训练，还要顺利完成学业。我在皮尔森学校和惠特曼学院的八年中，用的钱几乎都是自己挣的，而且后来我去纽约罗切斯特神学院的费用也是自己挣的。”【8】
“在进入惠特曼学院之后，我接触到了学生立志布道运动。这项运动鼓舞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志愿从事传教活动——如果上帝许可，也去海外当传教士。”【9】一次学生会议上，葛维汉第一次听到宣教士的事情，“会议阐明了征召传教士的需求与缘由一一如果去做海外传教士，那么我们的生活会更有意义，也会更加丰富。我们当时所要做的就是祈祷与思考这事，无须草率决定。我们要知道的是，传教士的生涯需要做大量准备，思考数月后，我决定把做海外传教士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10】
“我在惠特曼最好的朋友是彭罗斯校长。他是一位极其难得的人，具有非同凡响的综合素质和多重身份—绅士、教徒、运动员、传教士、先驱者、老师、教育家，校长、公民、父亲、作家，等等。他尽量让学生们能够尽其才，我从来没看见或听说他发脾气，他能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正派的学生都把他视朋友。他直呼学生的名字，对学生信任有加。我经常听同学说，彭罗斯校长对他的信心，使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决心取得好成绩。彭罗斯校长及其夫人是我一生的挚友，在校长去世之前，我一直定期跟他联系。他是我遇到的众多人之中，真正能够扬善的人。”【11】“我们上过一堂传教课，彭罗斯校长讲“传教领域里的英雄”。在这堂课上，我知晓了大卫.利文斯通及其他人的事迹。”【12】1939年葛维汉第四次回国，途经英国。游览威斯敏特教堂，他很意外，在这里最重要的位置留给了大卫.利文斯通。
“ 为了挣学费，我做了很多兼职。我也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去教堂做礼拜，踢足球，参加田径运动，学生志愿者示队做演进、最后一年做家庭宣教工作，参加合唱团……最终我以0.5分之差未能列入优等，以84.5分的平均成绩毕业。”【13】考入罗切斯特神学院（1908年）。
在罗切斯特神学院就读，浸礼会牧师约瑟夫.比文，“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尤其是我的好朋友。我还保存着毕业时他写给我和埃尔米纳的信。他的女儿也是我的好朋友。当我决定成为一名牧师并学习神学课时，他是我的导师，并帮助我进入罗切斯特神学院。 ”【14】 “我们有许多优秀的老师，其中有教《新约》的老师、教《旧约》和希伯来语的贝特里奇博士、著名的神学家斯特朗校长，以及教历史的聋哑老师沃尔特.道肖布施教授。后者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作家和优秀的教师。他对学生们很友好。我听沃尔特.道肖布施的一些学生说过，他是他们所见过的最虔诚的基督徒。”【15】
葛维汉在罗切斯特神学院，遇到了未来的妻子慕義。向她告白，希望与之携手，毕业后一同前往中国。
“道肖布施博士是最受我们喜欢的教授之一。……毕业后的一天，我在火车站时正碰见他从火车上下来。他看见了我，就过来问我们的计划。最后一次与他面谈时，我告诉他，我对他教的教会历史非常感光趣，希望继续学习。他回答说：“你将创造历史。”【16】
2025年5月14日我专程去了四川大学博物馆，参观馆史馆后，对肖布施的预见深以为是。
有三件小事，我印象尤其深。
葛维汉在惠特曼学院时期，代数补考因不愿抄袭未能通过 ；【17】一次打工回家在火车上，一位叫贾齐.厄本的说会帮他付火车票，但他没看到贾付钱给列车员。第二天，葛维汉始终良心不安，跑去车站付了票钱。【18】 在罗切斯特神学院，“我经常在捕鱼季去钓鱼。有一次，我不知道当时不是捕鱼的季节，就去钓了，而且还钓了几条鱼。和我住在一起的萨顿先生告诉我，捕鱼的季节还没有到，我便把鱼放回了河里，因为它们还活着。萨顿先生认为我很愚蠢。”【19】
我也曾经历一次闭卷考试。独自在家里电脑前答题，三个小时，在规定时间、时段答完交卷。没人用防贼一样的眼光随时盯着。监考老师在天上，各人自己向祂交账。读到这三件小事，会心而笑。
--在中国--（译者：卞思梅）
“在传教工作中，家庭是最大的倚靠之一，并且对传教地区有着不可估量的良好影响。孩子的母亲受过教育，是优秀的主妇，这不仅会提升传数士的影响力，还会让传教士家庭形成传教影响力。因为通过家庭，人们更容易理解基督教。而且好的家庭主妇能确保传教士身体健康，延长他的寿命，并且提升他的价值。所以，将传教士与他的妻子都称为传教士，是十分恰当的。”【20】传记《深入非洲三万里.李文斯顿传》利文斯顿-玛丽夫妻；《山雨.富能仁传》富能仁-洛西夫妻；《客旅》卡尔-哈拿夫妇；大邑新场百年历史影像博物馆里，传教士夫妻启尔德-启希贤、启真道-启真卿、姚守仁-玛格丽特等感人故事及照片，非常直观地印证了葛维汉观点。
1911年葛维汉与妻子慕義抵达上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我都在学习语言。之后出去散步或坐黄包车时，我也随身带着写有词语和句子的纸条复习，直到我记住它们为止。晚上没事时，我也会学习语言。我还在基督教青年会教授《圣经》。星期天早晨，我常去中国教堂听中文的宣讲会。莫尔思医生【21】说：“你这样会累死自己的。”但我的身体很健康，没出现过问题。”【22】
1913年到达叙府（今宜宾）。“我在叙府坚持努力学习，不到五年，我就通过了按五年设定的语言课程。我是第一个完成五年课程的，后来这个课程被缩短了。课程的部分学习内容要求阅读儒家经典“四书”，我觉得很有意思，里面蕴含着许多高尚的道德情操。后来我又开始阅读“五经”。”【23】
1939年葛维汉第四次回国，7月1日抵达纽约时，记下的一段想法，足以说明他的中国文化功底。“晨起早，期故土。七时许，土南现。起身望，惊觉此乃吾之家国。父辈生死在此，成其生活，亦尽绵薄助其为今世界之自由民主人人平等之国家。自由女神犹在眼前，渡船多为欧洲落难之人。遗之所有，生命曾危。故抵新大陆，怀揣希望，愿从此置身自由公正之境。吾亦哽咽在喉，热泪盈眶。”【24】
1927年，“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语就是“垮杆”，意思是彻底崩溃，……但我系统性地将他们的“垮杆”心理清除了。”【25】身为四川人，我自然对方言“垮杆”贴切生动心领神会，大笑。
葛维汉在这本自传中，常提到生命里众多良师益友的真诚援手。挚友启真道，郑德坤、森先生……他凡事感恩，很少计较个人得失。“然而我们不能时刻期待被人感激，偶尔我们得到的感激比我们应得的要多得多。最重要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尽你所能做好一个人，履行你的职责。”【26】他和妻子慕義一生也是别人的好邻舍。1918年他们一家经云南回国，路过昭通时，在叙府战乱中，他冒死穿越火线帮助过的云南人，高规格欢迎他们。“从进城开始，一路上、家家户户和商店都飘扬着旗帜。那是我经历过的最盛大的欢迎仪式，或许后来川苗的真诚和温暖与此相当”【27】。1931年去珙县苗寨王武寨，“我受到了此生最为隆重的欢迎。大约一百名小学生和许多男人、妇女，站在高地边，手持飘扬的旗帜，吹着喇叭。”【28】
……
“面对中国动荡不安的局面，中国的领导人开始行动了。中国人憎恨不平等条例、治外法权和外国租界。传教士们以前称为“帮手”的中国老师和传教者，开始渴望自主、自立及自我宣传，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们的目的是发展本土的教堂和强有力的当地领袖，即使传教士某天离开后，当地领袖和教堂还可以继续运转。
中国研究学院由中国的老学者们组成，他们没有受过科学的训练，在其研究领域，他们反对现代科学，但又羡慕现代科学的声誉。当时的非基督教运动还在进行，很多人怀疑我们成立博物馆是为了悄悄把东西运输到国外去。 为了消除人们的敌对情绪和怀疑心理，1932年我们自己出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因为博物馆不能提供这笔经费），邀请了大约二十位当地重要人士参加。我们向公众展示藏品，并向他们解释博物馆的教育意义，而博物馆内所有的东西都会永远为四川人保留在那里。”【29】
1948年葛维汉一家最终离开中国，“当船开动时，岸边人们手中的手帕摇动着，直至我们消失在视线中。岸上有很多双湿润的眼睛，船上的我们也泪流不止。我问慕義：“你后悔来中国吗？”她说：“从不后悔。”离开中国离开成都的伤痛如万箭穿心。”【30】
最近听费交（费城交响乐团）与成都交响乐团同奏《成都》，想起葛维汉这段话，瞬间湿润眼睛。
--追寻传教士的脚踪—
2025年4月30日，四川大学博物馆官方网站发布一则公告：2025年4月28日下午2点，邓长春代表朱迪思女士向四川大学博物馆捐赠戴谦和及夫人戴珍的珍贵图书资料。……朱迪思是原华西协合大学骨科医生姚守仁的大女儿，出生在成都，热爱华西坝，长期在澳大利亚宣传中国文化。
看了公告，我紧赶慢赶在5月9日读完《葛维汉在华西》。5月14日伫立四川大学博物馆-1楼馆史馆一隅，打开厚厚的彩印参观者登记簿，一篇一篇慢慢翻阅，首页即是1932年向公众开放时，20位当地重要人士其中几位的名字，目光及至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游客签名，感慨近百年后，还能看到保存良好、如此精美的馆藏，除了感恩还能说什么呢？
卞思梅在译者序里提到，“2019年3月，葛维汉的外孙胡可思及其曾外孙女乔安娜经华西校友彭远波、伍波和其他校友的协调，在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和四川大学博物馆邀请下，从美国抵达成都，开启了为期三周的“追寻葛维汉足迹”之旅。”【31】 写这篇读后感时，我有幸得到热心的邓长春先生提供这些照片（照片来源于伍波）。
古蜀文明沉睡千年，一朝发现石破天惊。1983年德阳被批准建市，城市规划上三星堆文化印记遍及市井。
著名指挥家苏文星有次细数亨德尔、巴赫、贝多芬、海顿、莫扎特……的作品，总结道，他们一生最重要的（灵魂）都用在敬拜上帝上，他们的作品因为荣耀神被人记住，他们也被人记住。仔细思量华西钟楼科里斯钟上铭文路加福音2章14节，会明白苏文星所说。
“虽然历史的尘埃将他掩埋”，于三星堆、华西坝文化历史、中国历史而言，葛维汉们的名字是绕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