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研究》读书笔记
后记节选
这是一个传颂了60多年的悲壮感人的故事：1942年10月2日，一艘满载 1816名英军战俘和侨民的日本运输船“里斯本丸”在中街山列岛（东极）的青浜岛外海沉没。当时青浜、庙子湖、西福山等几个岛的渔民奋不顾身，在波涛汹涌的洋面上救起了384名英军战俘和侨民，虽然其中大部分又重新被日军掳去，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藏匿下了伊文思、约翰斯通、法勒斯，并辗转护送3位英国人抵达中国抗日安全区域，从而使其他“里斯本丸”幸存者免遭日军迫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故事发生的100年前，英军两次攻占舟山，无数舟山同胞倒在血泊中，牺牲在侵略者的枪口下。100年后，是中国人在英俘遭难的最为关键时刻能够以德报怨，这是中国人的善良友好表现，中国人的高尚品格具体反映，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精神,也是最让人感动的典型事例。
在“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发生65周年前夕，为了使这个悲壮感人的故事传遍舟山—中国—世界，为了歌颂东极渔民—中国人的真诚与善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我们把这本书奉献给大家，也是我们对救援者表示虔诚的敬仰，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1、首先，“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性质较为特殊。如果我们单纯从事件过程中的日美双方关系来看，他们之间是战争状态下的敌对关系，是美军潜艇对日军征用的“里斯本丸”运输船在战争时期发动的一次主动袭击，这在现代战争中本来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只是由于“里斯本丸”搭载了大量的英军战俘和侨民，占船上总人数的大部分，而英美之间是并肩作战的盟友关系。这次美军袭击的结果是，美军并没有给作为敌人的日军造成巨大的伤亡，反而造成了自己的友军——英军将近半数的战俘因此而丧生，使得这一事件成为了战争史上较为惨重的“友军误伤”事件。据统计，二战期间，英国驻香港部队被日军俘虏人员总共有4500 多人死亡，而“鲈鱼”号潜艇袭击“里斯本丸”就直接造成了将近900人在短短一天时间内死亡，等于是一次具有相当规模战斗的死亡数字，这一数字确实是惊人的。造成如此这般的惨剧，人们自然要去了解造成惨剧的原因，追究相关的责任人。而这正是相关各方都极力要把责任推卸给敌方，以便洗刷自己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中外战争历史上，“友军误伤”事件也屡见不鲜，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情报失误、技术问题、操作失误、友军之间的沟通和协同不够等等，也可能是外在的一些偶然因素起作用，比如天气变化等等造成的“里斯本丸”事件作为海难兼“友军误伤”事件，如果不加以仔细地辨析和研究,就很容易为主要责任方面——日本战争罪人所乘，把这次事件和其他的类似事件混为一谈，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干净，甚至反咬一口，指责发动袭击的美军“盲目”“野蛮”。而事实上，日本人在事件发生之后一直就是试图这样做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扎实的研究工作，在“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和其他海难、其他“友军误伤”事件之间作出甄别。给该事件以准确的定位，找出真正导致悲剧的原因和元凶，还事件以本来面目，也替那些曾经在反法西斯前线浴血奋战却成为“里斯本丸”受害者的人们讨回公道。
2、由于近代东方的落后，西方媒体和民众对于中国抗战的情况一向不甚了解，特别是现代社会生活发展变化使人们对历史知识普遍缺乏兴趣，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于本国的历史包括二战时期的历史都不甚了解，如今英国社会的大部分人也许根本就不记得敦刻尔克是怎么回事，更何况是相隔万里之遥的战争了。当然，战后中国与日本和西方大部分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是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而中国一向被看作是来自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威胁。从近代开始，因为日本迅速“开化”，积极向西方列强靠拢，最终成为西方列强的一员，很多西方人对于日本比对中国有更多的认同感和亲近感，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对东方人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唯对日本人往往另眼看待。冷战时期由于两大阵营的对峙、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社会制度的差异，加上近代中国一直落后，还多次和西方国家发生战争并战败，西方很多人对中国的偏见较深。如此经年累月潜意识沉淀，无形之中，日本就比中国在西方社会有更好的“印象”、更多的“话语权”。当我们自己在国际上的宣传还进行得很不充分的时候，西方人按照其惯有的思维模式，就较有可能接受日本人的观点。
3、正如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领袖毛泽东所说，当时的中国既是大国，也是弱国。正因为是大国，所以能够在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长期坚持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贡献：正因为是弱国，所以依然受到以强国身份自居的别国的轻视，敌国轻视，盟国也轻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方面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到的是一种巨大的牵制性的、却又不能说是非决定性的作用，至少是东方的主战场。要真正揭示二战的事实和因果关系，需要国内外的学者互相的交流、互补，把二战期间各个战场、各个方面作为整体来加以研究。中国国内的研究应加强国内两个战场和世界大战整体的联系，而西方国家则应当正视非西方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巨大作用。
4、日本的军事当局是这次运送的组织者，发生这样的惨剧当然难辞其咎。出于自身的需要，他们也只会掩盖事实而不愿意让人们知道真相。当时的日本“举国一致”，陷入所谓“圣战”的狂热，宣传自己是驱逐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解放者”，是引导东亚各个落后国家开化、传播现代文明的使者，对有损这一正面形象的负面消息一概封杀，代之以经官方严格审查、筛选、修改的新闻报道，所以日本方面除了一心抵赖和辩护甚至诬蔑同盟国方面之外，也不会从揭露事实真相的角度来开展真正的研究工作。
5、中国方面在整个事件中曾经积极参与营救，而事后很长时间内却不动声色，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从参与营救的渔民来说，他们靠海为生，常年与海上风浪搏斗，为了求得生存，早已形成了海上遇难相互救援的传统。对他们来说，不管救助的人是蓝眼睛或黑眼睛，都是一条生命，不能见死不救，这也许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偏处海上小岛，与外界音讯不通，不知英国、美国是哪方国土，也不会“认识到”搭救盟军战俘的“重要历史意义”。他们不需要回报，可能觉得不值一提，也不会想到去四处张扬，只是茶余饭后和亲友谈笑时间或提到。
从政府和学界来说，长期的政局动荡和纷乱，使得这一重要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为大多数人所忽略。“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发生于1942年10月，正是中国政府困守西南、一筹莫展的时候，前线、后方的军国民生尚且不能顾全，何况处于偏僻的敌后地区所发生的盟军战俘遇难的事件，是以这一事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直到1948年，应英军回国战俘的要求，英国政府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提起此事，中国方面才开始层层下发命令，指示地方上着手了解事情经过、处理善后事宜。事隔6年，当政府向舟山当地民众了解情况并登记造册的时候，200名左右曾经参加过营救行动的渔民之中，已经有10多名不在人世了。还有不能不提到的是，沉船事件发生之时在舟山当地负责指挥国民党方面敌后武装、担任定海县国民兵团抗敔自卫第四大队副大队长的缪凯运，在1947年因为被舟山定海的国民党当局怀疑与当地的中国共产党地下武装有联系而被处死，在应英国方面要求提供的相关有功人员的名单上竟然没有缪凯运的名字。而事后缪凯运的同事回忆道，他在营救、掩护战俘的时候,尤其是后来护送3名英国战俘逃离日军魔爪、安全转移到中国抗日政府控制区的时候“功不可没”。这样的结局不仅对于缪凯运本人不公平，而且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缪凯运作为整个营救行动过程中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组织者，他的缺席使得事件的许多真相也许从此就无从知晓了。此后政权更迭，国民党败退台湾，大陆与台湾、大陆与西方的正常联系几乎完全断绝。“里斯本丸”之事是“旧政权”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事情，当然不是新政权所感兴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连“海外关系”都涉“反革命”嫌疑，“里斯本丸”事情就更没人敢提起了。
6、特别强调的是“里斯本丸”虽然是一艘运输船，但从其承运起航使命来看，至少存在着三点差异：一是该船已经过改装，并且安装了一些军事设备（火炮），有别于普通商船或是客轮；二是既然“里斯本丸”用来运载战俘，在战时情况下理应悬挂相关旗帜或者明显标志，以便提醒处于交战状况下的敌对方不要伤害它，遗憾的是“里斯本丸”未有任何这方面的标志，这种做法本身就已违反了日内瓦协定，导致数天后遇袭沉船惨剧发生；三是该船竟然用来运兵，顺便搭载了700多名军人，具有十分明确的军事用途，使其遭到军事攻击的危险性大为增加，这就必然连累到大批无辜的战俘们。这些因素足以说明“里斯本丸”此次航程充满了凶险，如果连续赋予该船同样的使命，即使这次侥幸躲过了美军潜艇袭击，那么未来也难逃覆没之厄运。毕竟“里斯本丸”属于战时征用的商船军用性质，自身缺乏有效军事防护能力，一旦成为被打击的海上移动“活靶”，则必定在劫难逃。
7、在如何处理船上人员问题方面，船长和主管战俘押运的和田秀男少尉意见相左。和田秀男少尉坚称：“万一发生沉船，若能救助，则对所有战俘进行救助；若出现战俘暴乱，则应对全部战俘加以杀死。”同时主张优先救护的是日本官兵和乘客778人。经田茂则认为：“作为我的立场，战俘必须安全送到，这是我的任务。”
17时许，“里斯本丸”上搭载的部分日本军人，奉命先行转移到驱逐舰上。是时，货船上总共有4艘救生艇、6条救生筏，船长曾决定如果发生海事，则只留给战俘2条救生筏。正当2艘救生艇开始转运日军官兵时，18时左右，日本海军炮舰“百福丸”和“丰国丸”也赶来救助。指挥官们齐集“里斯本丸”上开会，决定将剩余的日军官兵转移到运输船上，留下押送俘虏的卫队25人及经田茂船长和船员们，计划将已失去独立航行能力的“里斯本丸”号拖到浅水区。为防范舱内1800余名战和侨民骚动，日军开始封闭所有舱口，并压上钉条。英军斯图尔特上校当即提出抗议，请求日军不要封舱，至少拿掉一块木条，使船舱里能有一点空气流通，船长初时表示一点同情，并为此事与和田秀男少尉争吵起来。后者以其仅有的 25名卫兵很难控制人数众多的战俘为由，坚持要全部关团舱盖口，以防战俘趁机发动暴乱，并且声称船长无权妨碍临时关闭船舱盖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经田茂船长最终作出让步：表示同意关闭舱盖口。
8、当“里斯本丸”最后一次晃动时，船尾终于迅即下沉，海水很快便灌进了已被打开的下舱里，最先集体遇难的是被关押在3号舱里的战俘。求生的本能促使1号、2号舱的战俘们不顾一切地冲上甲板，不惜与最后留置船上的日本卫兵展开殊死搏斗，和田秀男少尉等人在混战中被打死，战俘们纷纷跳入大海逃生。经田茂船长和其他船员也跳入海中，“短时间在海中漂流后，不久全体船员被救助船所救起”。事后检点,“里斯本丸”上的全体船员无一伤亡。然而，战俘们跳海时没有携带救生圈，自香港上船时也只有大约半数的人配备了救生带，周围大小船上的日军非但不出手援救，还使用机枪、步枪射杀落水的英俘，驾船从落难的俘虏身上开过去。甚至当英军战俘好不容易才爬上自船垂挂的绳索时，又被船上的日军野蛮地踢了下去。许多原本能生还者，却被日军打死在海里，侵略者再次制造了一场虐杀弱势群体的人间惨剧。稍加分析日军如此行为的用意很明显，既然轮船是被敌方潜艇击沉的，恰好借机报复这些手无寸铁的俘虏，顺势将海难责任全部推卸给敌对方面，同时还可以此掩盖3号舱里集体遇难者的真相。
这场惨绝人寰的海上屠杀，直到居住在附近海岛的中国渔民群众闻讯驾驶四五十艘舢板船赶到现场救援时，日军眼见难以封锁消息才开始改变态度，勉强地打捞战俘，却一直不肯放下救生艇快速救人。
9、当渔民们闻知此事，立即自发地倾岛出动，男人们驾驶各家各户渔船全力以赴救人，妇女们则在岸上忙碌接应。在此期间，也有当地的头面人物组织群众参加营救工作，使海面大营救由自发、零散到有组织地进行，明显地提高了海上救助工作效率。青浜岛由赵筱如、唐品根、翁阿川、唐如良、许毓嵩等5 人发起，以“情势严重、人命关天”为由，通传全岛渔户总动员，出动渔船30艘，救助44船次，营救英俘278人（内有西福山营救的62人）。庙子湖岛由沈万寿（时年71岁）、吴其生、吕德仁、沈元兴、沈阿明等5人发起，出动渔船16艘，救助21船次，营救起英俘106人。
由于各家渔船大小不一，载人多少不等，在营救过程中，濒临绝境的战俘仍然表现出良好的个人素质，叫上船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没有发生争抢现象。
10、大多数英俘仅着短裤背心，衣着极其单薄，个别人甚至全身赤裸，又经历了在海水中苦苦挣扎，体能早已消耗殆尽。目睹盟军落难战俘如此惨状，众渔民家里存粮原本就不多，却慷慨大方地拿出全部大米、鱼于制品、番薯等食物，让给英俘食用。同时还取出衣裤送给英俘穿用，免其饥寒交迫窘况。当时彼此语言不通，互相不知底细，渔民们更不知道这些外国人来自哪里，怎么会弄成这样狼狈不堪。赵筱如、唐如良、许毓嵩等组织者分别向被难者细加慰劳、战俘中有人以“香港英国人”五个中国字出示，众渔民方才得知海难事情梗概。渔民“知制彼等均系盟国战俘，应速送往内府援助归国”。中国渔民勇敢、朴实、热情、友好、诚恳的举动，使得蒙难的英俘们深受感动。对此真实感人情景，定海县政府在事后调查时曾描述道：“两山居民目睹被难英人不惟单衣淋湿，甚有赤体者多人惨状，自动分赠衣衫、棉袄，供献滚水饭食，并为之安宿。”
11、而眼前青浜、庙子湖海岛渔民竟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掩藏下来三名英国人，可谓有胆有识，已经闯过了最难的关口。至于怎样接力转移出去到大陆，确实需要当地更具实力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介人，缪凯运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正是派上用场，大显其身手之时。
由于缪凯运先前在大上海闯荡多年，见过一些世面，凭其丰富社会经验很快便判断出拯救盟军战俘的重要政治影响，随即采取多方面措施，想方设法确保转运过程万无一失。缪凯运首先想到将这三名英国人转移出青浜岛，就近暂时安置在葫芦岛，派芦瑞元等人乘船速往沈家门通知岳父杨福林，设法请医生赶到葫芦岛出诊。沈家门是定海本岛繁华地带，人口密集，码头、商家众多，各种生活设施比较齐全，且距离葫芦岛不远，交通便利。芦瑞元等人赶至沈家门找到杨福林，立即将缪凯运所嘱之事据实相告。杨福林稍假思索，即刻决定帮助成全此事，实是以其身家性命担保。他修书一封给芦瑞元，一再叮嘱：“你们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一定要设法躲过日本人的眼睛，把这封信带去葫芦岛交给我老婆，她会配合你们行事的，我也会及时带医生赶去的。这事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之后杨福林亲自到本地名医李启良家拜访，以葫芦岛家里人患重病为由，花重金说动李启良出诊。9日夜，三位英国人换上渔民破烂服装，隐藏进一条小舢板船内，由唐品根、许阿台、李朝洪、郭阿德、任信仓、王祥水等六人驾船，缪凯运另派船武装护航、安全转移至葫芦岛，入住缪凯运的岳父杨福林家，唐品根等随船返回青浜岛。
……
只是葫芦岛距离普陀山、沈家门实在太近，这两个地方均有日军驻扎，一日有变，事态难以预料。况且进出葫芦岛水面航道唯有一条，若被日军舰艇封堵，不仅伊文思等人束手无策，连缪凯运所带之抗日武装都难以逃脱。尽管缪家人对于藏匿三名英国人之事多加掩饰，格外小心，还是为小岛乡民所察觉，继续滞留此地已不十分安全，必须从速决断。两天之后，为尽早脱离危险区，缪凯运带人护送伊文思等趁夜色掩护，乘船沿着葫芦岛—朱家尖南沙—乌沙门—登步岛鸡冠礁—小蚂蚁岛—点灯山—桃花岛方洋—峙头洋—大陆峙头路线，绕过很多无人礁，选择近海岛屿迂行，目的是躲避日军巡逻艇盘查，安全抵达镇海县郭巨上岸进入甘露庵大队驻地，交由定海县抗敌自卫第四大队大队长王继能照顾。王继能一面“优礼相待,供食添衣，拍照留念”：一面派遣忻元寅等16名精干人员武装护送至象山桥头湖，交给定海县长苏本善。继由象山方面送往浙江省政府战时驻地浙南的云和县，再辗转抵达重庆，由英国政府驻华使馆接回。整个组织转送过程，计划周密，确保安然无恙。无论是青浜岛隐藏，还是葫芦岛中转，牵涉面广、人物众多。这当中包括：唐如良、翁阿川等善良的渔民，赵筱如、沈品生、吴其生等乡村政权最底层实力派，杨福林、李启良等社会头面人物，缪凯运、王继能等地方武装领导人，这么一大群人竟然在日本侵略者严密监视之下成功运作，却未走漏半点风声，也未招致日军事后疯狂杀戮报复，简直就是奇迹。众所周知，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中国战场相持阶段的困难时期，江浙一带为日本全面侵华最先占领地区，殖民统治极其严密，汉奸伪政权到处都是，抗日军民却能够从大海深处逐岛营救出三名英国友人，实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闪光的一亮点。同时说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坚决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精神。
12、难能可贵的是，当东极乡长沈品生召集有关当年参与救助的群众会议，告知政府接受英国政府赠款的诚意，务请人们据实报名登记时，众人等皆以救助英俘为义务，不图报酬，坚决请辞。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缘由。即是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10月间恢复东极乡公所，前乡长陈顺甫仍复任原职。1946年12月沈品生当选乡长。乡公所曾以四年前救助过英国人之事，主张“应即呈报政府备案”，旋因各位发起人及参与救助的渔民们以“过去义务为吾人应有天职，罔求邀功等语”极力推辞。乡长见“众意难强”，遂搁置此议未报案，一直到县政府派警察专门赴东极乡调查核实，此事方才最终“曝光”。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沈品生在报告中提出接受赠款分配办法：“拟分别以两山发起救护赵筱如、吴其生等十人，及参与动员各船户暨冒险护送三英人至内地之唐品根等六人列为甲等，凡献衣供饭者列为乙等，其各帮同送衣服送饭者列为丙等，用示大公，以励将及义务来兹。再，是案当日，尽最大力以举家衣服、食粮尽数贡献，又为热心发起救护已故许毓嵩,今其妻、子尚住本乡，可否列于被赠；又，不愿受赠健在之七十有八老人沈万寿，拟求钧府特分别予以追加褒扬。”字里行间，处处表现出海岛渔民淳朴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大海一样的胸襟，令人信服、敬佩、赞叹。
13、吴尚信口述：
我父亲吴其元（在册，已故），又名吴其友，属猪，活着有一百多岁了。我父亲是赶船的，那天是乘赵祥其的船去救的。因为乘的人多，中途还翻过船，有的人走掉了，但我爹仍坚持救人，一共救了十多个人，送到大庙（天后宫）里去了，也有人把英国人送到捕冬厂去的，最后送到哪里就不知道了。我当时十四五岁，记得当时我爹没有捞布，到家还被我娘骂了一顿呢！隔壁吴其早捞过布，也捞过人。
……
赵珍花口述：
赵祥其（在册），庙子湖人，已故。他生前和吴上兴的父亲吴其友一道去救捞英俘，并教育子女不要只捞布，也要救人，做人要有善心。
……
王阿裕口述：
我那年12岁，11岁时父亲去世，因在家里我数最大，所以11岁就给人家去捕鱼了。那天，我在山上砍柴。下午2点钟左右，风浪五六级，刮东北风，我在西极岗墩看见海上漂着人和如山一般的货物，我、张阿吽和王阿吉、吴根祥摇着王阿吉家的船去救捞去了。当时有的救人，有的救人也捞布，有的捞布连人也不救了。据说是一只蒲包五匹布。捞布来的人有：吴万判、徐阿高、黄瑞祥、吴其早、吴其林。
……
邱永年口述：
我是青浜人，现居沈家门镇中心路11楼。那时我只有8岁，但记得有4个外国人在我家吃饭。有一个外国人揪着自己的耳朵装猴子，逗大家发笑。
……
陈大宝口述：
英国人走时，曾叫我去香港，并说先到上海坐火轮。唐阿大也说过，英国人叫阿川、阿川老婆和我一道去香港，但唐阿大去香港时却没叫我。带来的香烟，我也没收到，金子也给乡里的人吞没了。
14、伊文思等三个英人到青浜后，被翁阿川（昵称和尚阿川）他们藏到南田湾去了（当时并不知道藏在哪里）。是唐阿大（唐如良）、翁阿川叫藏的。叫其他小孩去藏人，这是扯乱话！藏人是要冒险的，是很秘密的事，是要杀头的。这是大人做的事，不会让小孩子去做这种事。
15、《国民政府外交部关于婉辞英舰拟访问东渔父岛致浙江省政府电》
外（三七）欧字第一八二七一号
浙江省政府公鉴：
关于定海县东渔父岛居民营救英俘案，本年午皓民字第四一〇号代电暨附件敬悉。查英舰拟访问东渔父岛一节，本部本找予以同意，唯旋准国防部核复认为舟山群岛附近为我拟建之海军区域，英舰曾经屡次请求访问该地，均遭我方拒绝。此次访问名义固应在赠谢东渔父岛居民，然实际目的无从探悉。我为国防秘密计，对其派舰访问一节自难予以同意等语。本部遂略复英国大使馆，对英舰访问予以婉辞。至于英国政府原拟以款项赠与该岛居民事，因其派舰事遭我拒绝，迄未再向本部提及，似已无形作罢。唯该岛居民于战时奋勇营救盟俘，殊堪嘉尚。现英方既已取消赠谢该岛居民之议，我国政府尤应自行酌予奖励。除将贵府民字第二七四七号代电所附调查报告略送英国大使馆参考，并检同上述代电暨附件，电请国防部暨内政部咨商贵府办理外，相应电复即希查照为荷。
国民政府外交部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三日
16、《港督！你听着！救英俘乃青浜渔民与吴东林风马无关》
关于英港督于日前以摩托渔船一艘，赠与本县青浜渔民以酬当年拯救英俘之功，并由吴东林代表接收一节，已见昨日本报，兹经探悉该吴东林为江苏泗礁人，父在上海万象楼当茶房，彼亦在沪以营业度目，抗战期间，曾任本县长涂伪维持会会长及伪高亭区署区长，与青浜渔民营救英俘毫无关系，此次竟以“渔民代表”身份接收赠船，殊属非宜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