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的道德困境》读书笔记
笔者按：
在2023年的《古典政治哲学》课程中，林老师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为何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古代哲学中呈现和谐的面貌，却在西方现代哲学中走向了分裂？这一裂隙是从何时生发，又是怎样逐渐演变而出的？通过阅读吴增定先生的《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一书，我们能从中获取一些参考。
一
《君主论》的著者马基雅维利通过对古代的批判和否定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他不仅批判了传统的古代哲学，而且在大部分著作中，都将矛头直指基督教。他认为，这两者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它们都预设了一个超然于现世的先验之物，从而否定了政治世界的自主性。尤其是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划分，根深蒂固地影响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思考。
马基雅维利的学说猛烈地攻击了此种看法。他认为，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超政治的道德规范，政治本身就是权力斗争，它指涉的是“必然性”（necessity）领域。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古代哲学和马基雅维利对“必然性”的不同理解。在之前我们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目的论”学说的讨论中，“必然（性）”往往包含着“善”。譬如《蒂迈欧篇》中曾说，“心灵是主导性的力量，它通过对必然性的劝说把大部分被造的事物引向至善，使必然性服从理性。”而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学说中，“善”和“至一”更是位于工匠之神demiurge的层级之上。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简略的结论，即西方古代哲学普遍认为，“必然（性）”=“善”。但这一结论在马基雅维利处却失效了，因为后者认为，所谓的“必然性”就是生存与安全。国家，或曰城邦建立的目的不是让人过一种符合德性的美好生活，而仅是要直面和成功应对生存与安全问题。
如此一来，马基雅维利不仅将国家“去道德化”，而且彻底地回归到了政治的开端，即政治的目的不再高于其开端，而是开端贯彻到了目的之中。用一句话总结，在马基雅维利处，“必然性”与“善”“恶”没有直接关系，甚至在现实的操作中，为了维护国家的“必然性”，君主往往还要作恶。如果他的恶行保全了国家的“必然性”，那么就可以被宽恕。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仅产生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原则之雏形，而且还为之后的政治哲学埋下了内在的隐秘困难。我们看到，他一方面通过撕掉宗教的神秘面纱来保障世俗政治的自主地位，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人们在失去先验道德约束的时候变得自私自利，又不得不把宗教的虔诚信仰给偷偷请回来。这就是说，他在防止人们变成“天使”的同时，又要防止他们变成“恶魔”。
二
在机械论哲学方兴未艾、英国发生内战以及新教改革的前提背景下，霍布斯接续了马基雅维利“回到开端”的思考。他不仅同后者一样将矛盾归结于宗教与政治的二元分裂，而且要求人们回到前政治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中。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至善”（summum bonum），但我们知道什么是“至恶”（summum malorum），即所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及其造成的“暴死的恐惧”。通过这个概述，我们可以发现两大新的思想转化：1）人的所有激情或欲望都源于其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的意愿。（霍布斯将人对外物的主动反应称为“意向”，即endeavor/conatus，这是列维纳斯在批判存在论时，经常会提及的术语。）不存在什么终极的“善”，欲望的满足就是“善”。2）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
在此基础上，霍布斯构建了他的政治学说：为了防止“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不得不相互之间订立契约，将除生存之外的所有自然权利都让渡或授予给国家。国家既是一种人造物，其“主权者”（sovereigns）又拥有绝对（absolute）和至高无上（sovereign）的权利。个人当然不能反对主权者，因为他已经将自己的权利授予或委托给了主权者。反对主权者就等于反对自己，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霍布斯通过将宗教“去神圣化”的方式，把“政治VS宗教”的矛盾内化为了“国家VS个人”的矛盾。我们由此发现一个内在的困难所在，即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国家？根据前文的观点，我们可以说，个人出于理性的计算，认为服从国家能给自己带来和平与安全。但正如霍布斯指出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能完全按照理性行事之人是很少的，大部分的人乃是出于对国家的恐惧而不得不服从国家。这就已经为我们撕开了西方现代政治中面临的一道裂缝，即内在与外在的分裂——个人让渡给国家的，仅是外在言辞和行为；而他内在的思想，则难以受到国家的管辖。面对个人，国家固然拥有绝对的权威，但它却只能外在地统治其言行，而无法在思想上进行教化。因此，个人可以表面上服从国家，但心里却有着其他想法。
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进而演化为了一个有朽的神（mortal God），乃至最终可能变成了一个暴力机器。这就为后来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犹太思想提供了“趁虚而入”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