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对美国》读书笔记
《美国反对美国》是我最近读过让我收获很大的一本书，我对它的兴趣来源于它的作者，一个已经立于中国顶端的学者。作者的厉害之处在于见常人之未所见，思常人之未所思。他的态度不卑不亢，不偏不倚，理性客观，唯物辩证法贯穿始终。
这本书是用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框架来分析美国社会，探讨美国这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过程，回答“为什么有美国?”这个问题。“美国不是一个简单的均质的整体，用一句话就可以打发掉。在过去的年代，人们从教条主义的观念出发，把美国看成是‘剥削剩余价值’，‘资产阶级专政、看得一无是处’，那么现实的美国便会反对这样的‘美国’、僵化观念中的美国。如今又出现了另一种极端，有的人把美国想象成富丽天堂，十全十美，那么现实的美国同样反对这样的‘美国’、理想化的美国。包括美国社会本身，它有它的肯定性力量，也有它的否定性力量，凡是在能发现肯定性力量的地方，都能发现否定性的力量。这便是《美国反对美国》的基本意涵。”书名叫美国反对美国，也始终围绕美国来写，但又处处在讲中国，这些内容让我受益匪浅。
贯穿全书的一个问题就是，何以曾经被认为是更先进的制度，却比不过一个被预言会崩溃的制度？
书里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其实在许多社会中，各种社会矛盾的诱因是商品匮乏。普通人并不思考那样多的高深莫测的问题，他们从自己的衣食住行出发思考问题。社会协调他们的重点，不在于精确地解释一种宏大的理论，而在于满足普通人的日常需要。”“应该对任何社会都一样，没有一个社会有能力解决所有人的各种问题。一个社会如要追求长期稳定，这应该建成能最大限度解决社会和个人难题的机制。对很多社会来说，危机的原因并不在制度，而在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情：人们能否吃饱穿暖。”
这个答案可以构成我们理解后四十年中国的一个出发点。
“摸着石头过河”绝对不是一句空话。美国是无法复制的，这个国家从零开始，没有任何历史的重负，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被构建起来。但这也让它成为一个绝佳的参照物。如果想要给全书找一个注脚，大概选这句话是没错的：“商品化具有惊人的力量。”
——“商品化可以减轻政治和行政系统的负担，但有两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政治和行政系统必须管制商品化。商品化的真正本质不在于每样东西都成为商品，而在于商品处在合理的运转机制之中。经济杠杆协调这个机制，政治和行政系统也得协调。当社会的许多基本领域都成为自组织系统之后，政治和行政系统将有条件与它们分离，有条件从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商品化的过程，就是这些领域成为自组织系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短时间里可以形成的，即便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其间的矛盾、冲突、阻碍和混乱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比起管理成千上方的具体活动来说，管理几十个大的自组织系统，政治和行政系统将更富实力，更有效力。”
“一个社会的政府只能管理一定的幅度，超过一定的幅度就会鞭长莫及，就会造成行政上的供血不足。这并非一个政治体制有问题，而是政治生理学的间题。一个人的体力有极限，超过了极限就是再强壮的人出承受不了，政府也一样。历史和现实都给了我们许多这方面的实例。对于大国来说找到一种合适的体制，比什么都有益。”
法治是我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困惑的词，对中国的法治问题经常有人指责，但我从未看到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本书作者给出独到的解释：
一个事实是美国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历史上没有形成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像欧洲社会和东方社会。欧洲社会和东方社会历史悠久，社会的传统和非传统，权威和非权威已经人格化。有些集团代表了传统，有些代表权威。这些团体或阶层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当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发展时，他们承担着协调人际行为的功能。在一般历史悠久和文化悠久的社会中，起协调作用的东西是“人化”的，是社会上有文化、有权利、有财富或有传统的团体。
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法规就不能起主导作用。只要这种人际关系的结构或人化的协调机制不变化，法规协调的作用就难以大有作用。与此不同，在美国作为一个新国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并没有强大的“人化”的协调机制。而一个社会又必须有协调机制。所以共同设定的法规便具有较牢固的地位。大家遵从法规协调，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使之不受侵害。如果大家都不遵从法规协调，又无“人化协调”，每个人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美同设定的法规不是保护哪个人的利益，而是保护每个人的一般利益，这是美国成为“法规社会”的基础。毋庸置言，在这个基础上，法规发展起来，又有利益取向的差别，不可能一视同仁地保护一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这里只是强调历史发展造成的文化机制在法规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另一个长久以来的困惑是关于中国是人情社会的问题，当人们对中国人情社会批判时总有人拿出美国来对比，捧美国踩中国。书中有一篇专门讲这个问题，篇名高度概括：人总是人。
“一般人认为，美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没那么复杂，人们凭本事，知识，金钱在社会上生活，而不是凭关系、家庭等因素，这构成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最大的差别。
东方社会的文化，尤其是儒教文化圈内的文化重身份、重纲常，重礼仪，重血缘，西方文化重才能、重法律，重实利、重权威。一般而论，仅一般而论，这种划分是可以接受的。但绝不能由此就认为，美国和西方社会绝对如此。正象在东方社会中并非时时刻刻靠人际关系一样，西方社会并非时时刻刻不靠。
由于经济发达，物质丰富，有一些问题在美国社会较为容易解决，不需要太复杂的操作过程。一个人去做最苦最累的活儿，修路，清洁工、搬送工，拿了钱之后可以买商店里的任何商品，可以去住任何高级旅馆，可以到任何饭店里去吃喝。大部分有钱人能办到的事，别人有了钱也可以办到。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同化或一体化。马尔库塞对此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这种机制同化了阶级分野，工人阶级同化进资本主义制度，受其剥削和压迫反而无所意识。这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结果。商品的充分涌流，协调了社会矛盾。其实在许多社会中，各种社会矛盾的诱因是商品匮乏。人们并不思考那样多的高深莫测的问题，他们从自已的衣食住行出发思考问题。社会协调他们的重点，不在于精确地解释一种宏大的理论，而在于满足普通人的日常需要。
抽象地说，美国人的人际关系不那么复杂，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不那么深。美国人的生活核心是保护私域。所以很少有人喜欢别人侵入得太多，或侵入别人太多。这与东方文化不同。所以美国人的朋友概念与东方文化不同。
朋友可以是一个熟人，或者在学校认识，或者在教堂认识，或在运动场认识，或在公司里认识。但这种交往不深，难得有莫逆之交。美国人初交不难，深交不易，中国人初交不易，深交不难。社会的流动量很大，五分之一的美国家庭年年要搬家，物质丰富为这种选择创造了条件。流动量大造成两种推动:一方面人们经常移动，需要有快速寻找朋友的机制，另一方面这种流动性又使真正牢不可破的人情难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非亲属交往，来自少年和青年时代。有了家庭之后，很难形成深交。精力、财力，文化都不允许。而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比较容易。在一个地方住了十几年，与一群人共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到了大学时代，情况就变了。大学的机制也使人们不易形成深交，大学生基本上是孤独的，没有班级的概念，选什么课就在什么班，下个学期各奔东西。居住条件良好将人隔离开来，大学如此，社会也如此。美国人长期独居的生活，使他们往往有一种内向和被动的心理，不知道是否应该与一个生人打交道。对待外国人尤其如此，他们很少主动与外园人打交道。虽然“外国人”这个概念对于美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他们常常分不出谁是“外国人”，谁是“本国人”。事实上也很难，只是外国人常在心里想自己是外人。这里指的是身份明确的外国人。但如果外国人主动的话，美国人往往很热情。如此等等。有的人认为对社会发展冇利，因社会没有太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人可以凭本事吃饭。有的人认为对社会发展不利，人与人之同没有什么深交，人情太薄，社会生活不和谐。
以上只是一般而论，其实细细观察美国社会，人际关系并非不重要，而是至关重要。人总是人，没有人际关系，社会何以持续？在许多方面，与东方文化下的人际关系十分相象。一位教授告诉我：在美国，没有人际关系人们可以生活得很好，但如有人际关系人可以生活得更好。这恐怕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柏杨说“丑陋的中国人”，其实这并非一个民族特有的现象，只是在不同文化条件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程度不同罢了。
人际关系的实例，比比皆是。但它们的作用和机制与东方社会有所不同，也不象东方社会那样重要。美国的体制提供了一个条件：大不了走。在私有制下，人们离开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谋事很正常。但在有些社会中没有这一机制，人际关系的决定因素就更大。社会体制、物质丰富，文化心态，决定美国的人际关系不同于东方社会。但如果说这里不重视人际关系，不需要人际关系，那就太理想主义了。
人总是人，有恩必报，有仇必报。人总是人，人有人的情感，人有人的需要。现代化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人的本性，需要好好研究。”
关于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作者也给出了犀利精准的预测：
“由于战后社会主义国家都遭到这样和那样的曲折，经济发展均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总体的吸引力不够。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却产生了压倒一切的吸引力。一般而论，大众不从制度，结构，观念，精神、人的本质等角度判断社会优劣，而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出发，或者说从肠胃出发，而不是从大脑出发。
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主张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和现念在西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所以，美国社会也让它们自生自灭。如果有一天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水平倒转过来，恐怕就要对它们进行管制了。其实不用超过，只要拉平，意识形态之争可能就会东出再起。有个朋友说，此话不错，甚至只要再有几次严的经济衰退，激进分子就会有市场。”举目今日之世界，无不印证此观点的正确。
在三十年后读这本书不得不感叹作者的先进和超越时代的眼光。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很多问题三十年前就存在了，而作者便是少数看透事物本质的人。事实一直摆在那里，有人看到了，并且去改变了，三十年后这样的人坐在第一排。作者从一名学者走到十四亿人面前花了三十年，中国走上世界的舞台中央也大概是这么长时间。
三十年后的中国又将如何？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一直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人生追求，以后也会有更多的、像作者一样优秀自律淡泊的人，为中国的发展出力。
中国的现在在他们的手中，更在我们的手中。应当珍惜当下，珍惜易逝的时光并努力奋斗，珍惜共在一片蓝天下的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