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洪武时代》读后感｜文史宴
文/茶卡
谌旭彬兄的《活在洪武时代》是一部非常好的书，推荐大家应买尽买。
在许多国人心中朱元璋是开天辟地的人物，出身贫寒，起于微末，在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之后建立了大明王朝，给后来不少贫家子弟提供了榜样，再加上近年来网络上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包装，此人可谓是驱逐鞑虏，再造中华的伟人。
朱元璋在创立大明王朝的过程中是建立在百姓大众的万般血泪基础上的，和很多人想象中的不同，古代大一统王朝在建立后往往会处于休养生息的状态中，但是在大明朝开国后的首个皇帝的治理下，虽然号称是休养生息，然则百姓的日子却是处于水深火热中，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还恶化了。
朱元璋自己亲手撰写的《大诰》就是证据，描绘了在朱元璋治下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尽现朱元璋的残暴多疑。
朱元璋的死亡凝视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洪武时代早期的货币政策是推行铜钱铸币。称帝的同一年下令铸造“洪武通宝”——元末滥发纸钞引起民众恐慌，但铜钱的铸造只持续了数年。
洪武八年，天下渐趋稳定，诏令天下百姓改用纸币“大明宝钞”，理由是铜钱多有盗铸者，且铜钱太重不便于商贾贸易。
朱元璋说自己发行大明宝钞为的是方便百姓互相交易，是一项善政，然而洪武时代的纸币有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便是没有以贵金属或其他物资作为钞本（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准备金），纸币的发行毫无制约。
大量的纸钞投入社会的后果便是大明宝钞迅速出现了贬值问题——洪武二十三年，官定可兑换一千文铜钱的纸钞，在民间已只能兑换二百五十文铜钱。再过四年，洪武二十七年，每贯纸钞已贬值到只能兑换一百六十文铜钱。
擦屁股都嫌咯的大明宝钞
为了打击民间不愿用钞更愿用铜钱的普遍倾向，朱元璋又在洪武末年出台政策，不但重申了禁止金银流通的规定，还彻底禁掉了铜钱。
民众的财富不断被稀释，金银又不许再用，别无其他挽救之法，而自洪武十三年后，朝廷已多年不再开放新旧钞兑换，这意味着所有的新钞都只能从政府（以俸禄、赏赐与采买等手段）流入市场，待其流入市场时在百姓手中已属旧钞早已贬值。
在此情况下，百姓便只能铤而走险伪造旧钞，而这又无疑触动了朱元璋的逆鳞，于是大规模的杀戮开始了。
句容县的百姓们在一个名叫杨馒头的人的带领下群起伪造，朝廷大开杀戒，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果之尸相望”，自京城至向容的九十里内，示众的头顾如路灯股一个挨看一个。
结果呢，“岂期不逾年，本县村民亦伪造宝钞甚焉。邻里互知而密行，死而后已”，杨馒头案造成的凶狠杀戮过去了还不到一年，该县村民又开始伪造大明宝钞，邻里之间不但互相知晓不告发，甚至还一起俏悄干，真是不将自己折腾到死决不罢休。
最后，朱元璋哀叹道：“鸣呼，若此顽愚，將何治耶！”这些百姓如此顾愚，朕实在是找不到能够治理好他们的办法。
被疯狂而畸形的大明宝钞逼到走投无路的，不只是杨馒头这些底层百姓，也包括那些遵纪守法的朝廷官员。
洪武士八年（1385），朱元璋出合了新规定，全国所有职官的禄米皆以宝钞代给，原来直接发一石米实物者，现在一律改发两贯五百文宝钞——
据朱元璋自己在《御制大诰续编》 中披露，这一年“宝钞提举司”的五百八十名钞匠，从二月三士五日开始造钞，到“十二月天寒”为止，共计造出了六百九十四万六干五百九十九链大明宝色，折算成费便是三千四百七十三万余费。这些宝钞中的相当一部分，便是被用来给明帝国的官员们发放体禄的。
对朱元璋而言，只要开动印刷机便能给明帝国的官员发新，实在是一件儿乎没有成本的快事。洪武时代的京官，在不贪污腐败的情况下，本就己是生计艰难。主因正是禄米该发宝钞后京官们的实际收入锐减，生活普遍陷入困顿。
在洪武一朝，官员贪污现象是此起彼伏，往往是杀了一批又长出来一批，恐怕朱元璋制定的政策要负主要责任。
社会原子化运动如火如荼
鉴于 “元氏聞弱，威福下移，列至于乱””的历史教训，朱元璋决定以猛治民，早在洪武初年，便已将拔除包括江南富户在内的民间有力量者作为一项基本治国策略——
洪武三年 （1370），朱元璋曾特意下话，让户都将“诸都富民”召集人京训话。训话的主旨是要富民知晓自己为向能安享富贵：
“古人有言，民生有欲，无主乃乱。使天下一日无主，则强凌弱、众暴寒，富者不得自安，我者不能自存矣。”简言之就是要支持朱元璋、支持洪武政权。
特意召集天下富民人京训话，足见朱元璋对富民是极不放心的。
洪武时代拔除富民的手段之一是强制迁徙。如吴元年（1366）冬十月下令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洪武七年（1374）下令 “徙江南富民十四万田溪州，以(李)善长总理之”。洪武二十四年“徙天下富民〞五千三百户于南京。
富民虽然可以保留土地与资产，但离开原籍便等于失去厂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进人京师更形同被皇权变相监管了起来，不但失去返乡的自由，还得应付朝廷摊派下来的徭役征发和税赋征收任务。
另一种常规手段，是将富户们牵连到政治大案当中。
洪武十三年（1380）的胡惟庸案，本是缘于高层权斗的政治茶件，结果却有许多民间富户被罗织为〝胡党”。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造成的结果是“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间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洪武二十三年的李善长案，洪武三十六年的蓝玉案，也皆是如此。
除了政治大案，洪武时代的其他种种社会运动，如整肃胥吏、抓捕游民、举报害民者等，富户们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经历过洪武时代的方孝孺后来总结说 “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太祖高皇帝……在位三十年间，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活跃于明代中期的苏州人昊宽也曾感慨说，“皇明受命，政令一新，富民蒙族剗削殆尽”。
吴宽的祖宅原本在苏州城东，后来之所以搬离，便是因为“道世多故，邻之死徙者殄尽，荒落不可居”。原本繁华的苏州城东因洪武时代持续打击富户而变成厂毫无人气的荒凉之地。
吴宽还曾如此回顾祖父在洪武时代的保身之道：先祖平生畏法，不入府县门，每戒家人闭门，勿预外事。故历洪武之世，乡人多被谪徒，或死于刑，邻里殆空，独能保全无事。至永乐间无疾而卒，年六十有四。
不编织任何社会关系网，不介入任何社会问题，将自己尽可能龟缩起来。吴宽的祖父努力将自己型成了—个朱元璋理想中的原子化的“洪武百姓”。这种努力让他成功保住了性命，成了“邻里殆空”时代的一个异数。
朱元璋夺天下
天下富户倒了血霉，穷人也跟着倒霉
除开消灭富户运动外，在洪武时代还有一个被朱元璋针对的社会组织：宗教。
作为经历过元末动乱的朱元璋他深知宗教的号召力有多厉害，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凭借其号召力将大元王朝的天下换成了朱明江山，然而坐稳皇位后的朱元璋对宗教进行了严厉打击，于是就有了洪武二十四年的“清理释道二教”运动。
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让礼部出合避趋条竹，其基本内容是：
一、僧人不许以化缘为由奔走市村，“若有此等，擒获到官，治以败坏祖风之罪”，也就是按 《御制大诰》 第三十条里的“弃市” 论处。
二、寺院与官府的交接，一概由朝廷派驻在寺院的 “砧基道人”负责，严禁僧人进人衙门，〝有敢连僧服跪公厅者，处以极刑”（“砧基道人”一职是洪武十九年所设，主要负责管理寺院的差税事务，相当于寺院的“太上皇”）。
三、僧人不许交接官府，不许与俗人为友，否则 “治以重罪”。
四、设在市井之中的寺庙，必须罗有至少三十名僧人，否则便取消合并。
五、僧人隐居到崇山深谷之中去修行，同修人数只允许一至二人，“三、四人则不许”，且隐居之地必领远离市井超过十五里，隐居者在深山之中“止许容身，不许创聚。刀耕火种于么林中，止许勾食而已”。
卜正民评价说，朱元璋搞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要完全將僧人与世俗生活隔离开来，使他们再也无法聚集到一起密谋损害国家政权。宗教世界与尘俗世界，因此而被截然分开；宗教世界对生俗世界的影响也被降到了最低点。国家不再认为佛教能帮助它统治人民；相反，在国家眼中，佛教成了一种竞争性的权威资源，必领加以监视。
总而言之，“千乘乡僧寺” 这类有组织能力的团体，在洪武时代，是必领要消灭的对象。而他的出发点也是将治下的百姓视为威胁而非声称自己是爱民如子的皇帝。
想出门，门都没有
——残酷的路引制度
所谓路引，顾名思义指的便是百姓出门所需的通行证。这是一种纸质凭证，采用半印堪合，即路引上有一半印章，官府的存档里有另一半印章。官民申请到路引后出门办事，结束后需拿看路引去官府比对堪合，才算完成一次合法出行。
按照《御制大浩续编》 里的公开说法，路引制度的目的，是打击那些游手好闲、祸害百姓的游民。公开说辞之外的隐形目的（也是主要目的），则是吸取元朝覆亡的教训，旨在消灭民众的自由流动——
朱元璋是元末乱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深知元朝的灭亡与民众可以自由流动有着莫大的关系。元史学者陈高华也有总结：
严重的流民问题，儿乎与有元一代相始终。在大蒙古国时期，流民常达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一以上。全国统一后，流民仍然大量存在。进人十四世纪以后，愈演愈烈。在此基础上，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
流民多了，便会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朝廷。朱元璋曾是元末流民的一分子，自然深知这一点。所以，明帝国建立后便立即吸取前代的亡国教训，实施了路引制度来阻断百姓的自由流动。
朱元璋严禁任何人效仿自己取得成功
朱元璋下令在全国各处关隘与交通要道上设立巡检司，专职盘查过往行人，逮捕那些无路引者。
洪武十三年(1380）十月，因巡检司设置过多，朱元璋曾 “命吏部汰天下巡检司，凡非要地者悉罢之，于是罢三百五十四司”，一次便能撤销多达三百五十四处非要道之地的巡检司，可想而知当时对百姓自由流动的管控有多严厉。稍后，朱元璋又下令〝复置”巡检司，如洪武十四年四月便一次性恢复了三十处巡检司。
路引制度不允许百姓在明帝国的大地上自由流动，知丁法则既不允许百姓自由流动，也不允许他们自由择业 （自由择业的前提便是自由流动），还以严刑峻法强迫里甲四邻互相监视举报。以上种种，皆是不惜以牺牲社会活力为代价，来换取朱明政权的稳定。
百万大军？实则百万农奴
朱元璋建立的卫所制度，是一种颇为特殊的军队体系。
按刘基设计的军卫法，明帝国在全国各军事要害之地建立卫所，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所，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为百户所，百户所下设有两名总旗、十名小旗。卫所之上，设有都指挥司，相当于地方军区。
与这种军队建制配套的，是军户制度。卫所里的所有军人都来自军户。军户是一种世袭身份，每一军戶必须出一人服兵役，或作士兵或任军官，家中符合当兵年龄的其他男丁则称作“余丁”（军官之家则称作 “舍人”）。余丁平日里从事衣业生产，前线服役者去世或逃亡后，便由余丁补充。
军户由朝廷授田若干亩，除了每年缴纳稅粮外，本户军士的月粮和日常军士开销，都需从田亩收人里支出。此外还需纳粮作为卫所军官的官俸。
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让明帝国的军费与兵员皆可得到稳定的供应。钱粮来目军户，兵丁来自军户，朝廷只需牢牢控制任百万军户，向他们汲取人力与物力，便能保证帝国的战力永盛不衰。唯一的代价，是军户将因此变成一种远比士农工商更悲惨的阶层。
军户的悲慘主要体现为两点。
第一，军户是一种非常低贱的身份。
洪武初年的士兵，主要有三大來源。一是从征，也就是元末跟随朱元璋等起义的百姓。二是归附，也就是自元军及群雄势力中投降归来的部众。三是征发与谪发，前者是强迫普通百姓参军，后者是因罪充军。
洪武中期，朱元璋启动各种政治运动来打击官员、胥吏以及所谓的游民，被充军者虽非军队的主体，人数却越来越多，“不务生理者”会被充军，“游食者”会被充军，“主文者”与 “野年子” 也会被充军。
朱元璋在《大诰武臣》里讲了许多同情底层小军的话，但大量有罪者被充军，本身便意味着军人在洪武时代是一种很低贱的身份，洪武时代以罪人充军，罪人的子子孙孙皆为军户，曾有过 “恩军”。“长生军”°的名号，意思是罪人本来该死，让他们充军属于法外开恩。
第二，军户这种低贱的身份，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无法摆脱。
成了军户后，不但军丁自己的人生失去了阶层跃升的希望，他的后代也注定要走他的老路（军户的子弟不许过继给他人）；如果没有后代，原籍军户里的兄弟子侄便会被朝廷当作替补，成为新的军丁。
按卫所制度，军丁既要承担戍守之责，又要从事耕作，还要承担各种军中劳役，却没有任何自我救济的合法途径？（除了响应 《大诰》的号召进京告状），连自杀的自由都没有（死了便需由父兄子侄来补上缺额），他们最终会变成军官们肆意压榨的对象，成为军官们呼来喝去的私人奴隶，便是必然之事。
明朝军制导致十二万大军面对七十二倭寇都龟缩城内
这些倭寇因而被戏称为”七十二剑圣“
朱元璋自己也亲口承认：“这等官人，上坏朝廷的法度，下苦小军，略不有些哀念，将那小军每苦楚，也不如猪狗”。
朱元璋所谓的底层士兵过得“不如猪狗”，表面上看是各级军官道德败坏，实质上则是卫所制度的必然产物——底层士兵的自由度与个人权利被剥夺得越厉害，他们遭遇到的压榨与级取便会更沉重。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洪武时代实可谓是一个农奴时代，每位军户的生死不由自己，都由皇帝本人说了算。
开国就起义不断的辣鸡王朝
饶是如此，朱元璋仍觉不足，在《御制大诰》里，朱元璋骂洪武时代的百姓，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不知其报”的“顽民”，不懂得感恩君王、报答君王。
对句容县百姓实施了大屠杀后，朱元璋也不忘感慨“若此顽愚，将何治耶！”。《御制大诰三编》里，朱元璋回顾颁布《御制大诰续编》的动机，也说是为了“警省愚顽”。《大诰武臣》里，朱元璋又说，军中将官全是些“愚顽贪财不怕死的，说了干无事。似这等难教难化，将了怎地好？”
总之有错都是你们的错，这就是他的态度。或许他知道自己是错的，可就算是错也要执行下去，只有这样王朝才能持续下去，才能万世不易。
身为统治者的朱元璋喜欢这样的制度，然而他治下的百姓却未必，在明初的六七十年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一个王朝的初期，农民起义竟如此频繁，这在历代王朝也是少见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天生就是向往自由的，没有人会喜欢一个被管控，被严密监视的社会。
朱元璋自认为他的政策是好的，而且极大地节省了成本，然而有诸多地方能够证明他的政策的矛盾性，如：
声称发行大明宝钞是为了方便百姓交易，然而路引制度却将百姓牢牢束缚，那么如何产生交易？为的只是方便他劫夺民财而已；
而且他亲口承认军户生活不如猪狗，然而也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军户的日子依旧和从前一样并未有丝毫改观，同时一方面让军户豁出命为朱家王朝南征北战，可是一方面却又让他们负担种地之责，除了每年缴纳稅粮外，本户军士的月粮和日常军士开销，都需从田亩收人里支出，此外还需纳粮作为卫所军官的官俸，让人家为你征战却不付出一丝一毫，功成名就归朝廷，冲锋陷阵对军户，世上最大的好事莫过如此了吧；
妄想将全社会牢牢握在掌心，必然要极大的扩大政府的权力，这就给官府中人贪污受贿极大地打开了方便之门，加之朱元璋给予官员微薄的俸禄，仅凭俸禄难以养家糊口，这简直就是在鼓励官员贪污。然而这也给了朱元璋大肆杀戮百官一个借口，借着整治官场贪腐的口号，往往都是为了排除异己。
综上种种，一再说明了朱元璋的罪大恶极，在他的治下，百姓的水深火热可见一斑，视百姓犹如奴仆，视官员如同仇寇，动辄便要大开杀戒，也更加证明了洪武朝是一座恐怖的人间炼狱。
更恐怖的是后世的清朝皇帝对朱元璋的种种政策抱以认可的态度，对他本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