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浪漫》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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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月经前情绪紊乱
后来我成为母亲了。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情绪与月经周期很有关系。月经前十天左右我的情绪开始低落，莫名其妙地低落，越来越什么都不想做，好像成了哲学家，开始质疑生命的意义，觉得生命是浪费。我也觉得自己最亲近的人很不顺我的意，为一点小事，我都觉得好像极不顺心，觉得生命荒废，人生是一个荒原，荒凉而浪费。我的月经前情绪紊乱体现出忧郁症的症状，我变得情绪烦躁，把丈夫的不好想了一大堆，孩子也让我觉得是个负担，死亡成为唯一的解脱。这样的感觉在中国时有，到了美国我还是有。
在中国月经前情绪紊乱不是一个值得找医生的病，情绪不好，不好就不好，忍着吧，没有人把女性的心情问题当成大事。
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心理健康的社会，我常常开玩笑说这里什么心情都有药。心情忧郁，有让你高兴的药。过度兴奋，有让你平静下来的药。月经前情绪紊乱，有专门的药。我感谢这些药，让我度过了很多本来会是非常黑暗的时刻。我意识到一个社会对人的心情的关注。是这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中国PMS的药不知是否普遍，女性们怎么度过那些情绪低落的黑暗时刻？
我推荐给每个女性，如果你在月经前觉得很不高兴，就去看医生，就吃一点药吧，调节你身体内的化学成分，你会感觉好得多，会对自己好。不要不把PMS当成一回事，好像它是什么禁忌的事情，好像不重视它就是这个症状不存在。PMS是女性身体正常的化学反应，忽视自己的心理健康不是爱护自己，每个女性都要理解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理，学会爱自己，照顾自己。我也想对每一个男人说，如果你的母亲、妻子有PMS，要理解她们，鼓励她们看医生，不要贬斥她们的情绪反应，不要以为你没有这种反应，女性的反应就是错误的或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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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阴道
阴道曾经属于男人，是男人的性工具；阴道曾经属于家族，是传宗接代的工具；阴道曾经属于军队，强奸是一个群体或部落征服其他群体或部落的力量的象征；阴道曾经属于国家，中国古代的王昭君不就是“和亲”的用品吗？直到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阴道，很多女人的阴道，还不属于她自己。
在情人节或爱节里，在这个反对对女性的暴力的节日里，我们应该温习并时时提醒自己的是：你的阴道，我的阴道，属于每个女人自己。伊芙·恩斯勒希望每个女人都能大声地说：“阴道是我的，我爱我的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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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处女”身份
我对丧失“处女”这个身份感到恐惧，他对丧失自己的“处男”身份没有恐惧。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一个男女区别。我当时是否认为这是男女不平等？没有。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女人应该纯洁，男人纯洁不纯洁没有关系。我的思想没有觉悟到这是男女不平等的一个体现这样的高度。社会对男女要求不一样，在我看来是自然的。第一次性经验让我觉得自己不再纯洁，我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此我就是他的人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后来在我学习女权主义理论，探讨女性是男权思想的实施者的时候，我想到自己，想到我曾是多么认真地自我实施男权思想，我自动用不同的标准要求他和自己，男人用不着在身体上忠诚，女人必须如此。男人，因为身体的不同，道德上就有不同的要求。
我与当时自己生命中唯一的一个有性关系的男人结了婚。也因为婚姻，我开始喜欢男人，喜欢男人的身体，喜欢做爱，懂得人的身体的软弱与坚强，男人的身体不再是谜，男人使我成为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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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婚姻
你愿意来生还和你今生的丈夫/妻子在一起吗？昆德拉在《不析)中通过主人公阿格尼丝的生活探讨婚姻、爱情、性爱、不朽等的意义，阿格尼丝想，如果一个人在死的那刻，真有最后审判，审判者问你来生是否还愿意和你生命中的伴侣再结成伴侣。如果回答是愿意，那么审判者会让你回到人世间，再与你的伴侣同活一次。有多少人会回答愿意呢？或者回答是愿意，其实另有企图呢？只有真的回答才会算数，因为审判者是知道的，想蒙蔽审判者是不可能的。阿格尼丝怀疑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和自己的伴侣再次结成伴侣。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选择，我们真的愿意与同样一个人再活一生吗？
我的孩子说：“为什么结婚就一定想到要结百年之好？如果能在一起生活，相亲相爱一辈子，那自然好；如果没能，但是共同走过人生一段路，不是也好吗？”他还说：“二十多岁就是结婚的年龄，等到三十岁吗？四十岁吗？四十岁该是离婚的年龄了！无论做什么事，一个人永远也不会完全准备好。结婚这种事，人们怎么准备？只有结了婚之后才能知道自己是否适合结婚。就像一个人学习游泳却从来没下水，他不知道他是否准备好了游泳，只有到水里后他才知道游泳是怎么回事。”我的孩子对世界的很多事都有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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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害怕“女权主义”到渴望学习“女权主义”
我对艾华说自己对女权主义理论感到害怕，因为我读不懂。再说，女权主义有什么用呢？中国女性已经不是已经很有权了吗，难道还需要更多的权么？艾华对我说的，并没有表示不赞成。她只是问我读过什么。我期期艾艾地谈到这两本书，并把它们从书柜拿出来给艾华看。艾华看了看，说，“你应该多读一些，仅仅凭这两本书，还是不够理解女权主义，我会给你寄一些书，希望能对你有用。”
几年后当我读过一些女权主义理论书后，我才意识到艾华当时的平静是多么可贵，而我当时是多么无知。无知者无畏，因为无知，我就敢说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无用。艾华说的女权主义那么清楚易懂，就是我的生活和感觉。可是在接触女权主义之前，我一直以为理论是抽象的，与生活现实没有关系的，好像任何与生活有关的东西都不会高贵地成为理论。而艾华的话，她所阐释的理论，像一副眼镜，用这副眼镜，我突然看清了现实，看清了我自己的生活。这副眼镜，艾华只是给我看了一眼，我想知道更多，更多，我想获得这副眼镜，我渴望学习这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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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命名的问题》节选
……
我们是不如男人的人。
如果男人是人，我们女人只是半个人，或与“小人”等同，如我们的思想奠基人孔子所说。
女人的脑袋比男人小，个子比男人矮，力气不如男人大，为此，女人要服从比自己大的，高的，力气壮的。要三从四德，从父从夫从子，即使他们全是笨蛋。女人有月经，女人脏，女人是祸水，是狐仙。
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注意这里的语义错误：
常识，人类的一半是女人。
概念就这样被偷换了。男人自以为是整个人类。
……
做好女人很难。真的。因为要牺牲，忘我，付出，爱他人而不爱自己。
……
男人为我们花钱，为我们买漂亮的衣服，买化妆品，让他们喜爱，让他们白天和夜晚都情欲迸发。
女人的情欲很可耻。我母亲从未与我谈过性。
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吓得不敢起床，
我以为只要躺在床上，血就不会流出。
女人的性高潮，这让男人害怕和渴求的神秘收缩，使身大力壮的男人发疯，使瘦弱的男人发狠。
女人的情欲只有男人才能满足，
女人在自己的情欲之外。
我们用谎言喂养自己：
女人不能太聪明，也不能太能干，
一个家庭的稳定靠一个不怎么聪明和能干的女人。
伟大的男人需要弱智的女人衬托和崇拜，
当一个伟大的男人遇到一个能干和聪敏的女人，
他就渺小起来。这个逻辑我不大明白。
……
我就这样开始学习女权主义。
我发现我和男人一样能读理论书。我信仰男女平等。这就是女权主义的定义。我成了女权主义者。
如果你相信这个原则，你也是女权主义者。就这么简单。女权主义不是魔怪。如果你相信女人也是人，
你就是女权主义者。女权，女人做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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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权主义”
在我看来，女权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人权，是女性的基本人权。在中国，女性的很多基本人权还没有实现。仅仅是性别的不同，很多女孩子生下来就被家里抛弃，就没有机会求学，就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身体，性的特权主要还掌握在男性手里。在工作提升，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女性还是次要的性别。甚至国家工作人员，女性的工作年限由于国家的硬性规定也比男性少五年。虽然在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英文的feminism被翻译成了“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性别立场，但我坚持使用“女权主义”，因为我认为feminism是争取女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权力的一种思想。
而女权主义这个词让很多人很反感。那时与我还在一起的丈夫，从来不屑读任何女权主义的书，就常常鄙夷地说，“你们女权主义者，就是喜欢开诉苦大会，诉说自己的种种受压迫。”他时时刻刻都表示很看不起女权主义，因为女权主义太个人经验化，直接联系到个人的生活，不像其他的主义，都抽象，都难读，都形而上学，在他看来，女权主义是如此具体和每一个人的生活相连，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义的“高贵”。
我不懂他的逻辑。对很多人来说，理论好像得是抽象的，与现实无关的，似乎是一种超人的特权。我暗想，如果一种社会理论脱离个人经验，脱离现实(现实是通过我们个人经验存在的)，那种理论，到底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社会理论只有对经验，特别是个体经验说话才有意义，才有关，才在理。如果工人阶级对阶级压迫和剥削没有切身体会，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就是身外之物，毫无意义。如果结构和解构主义不帮助我们认识隐含的社会力量和结构，我们干嘛要了解结构和解构的操作方式？社会理论的意义是解释现实，洞察实践，而现实和实践都是通过个体存在的。
……
1998年我在国内，几个所谓诗人名流正在吃饭，就顺便把我邀过去了。推杯换盏之际，某位心怀莫名其妙的目的人突然说，“沈睿现在是女权主义者了！”本来是热热闹闹的吃喝玩乐突然安静下来，席间有三四位女士，看得出来她们与这些名流都有特殊关系，也都以有距离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突然成了阶级异己。那位据说是中国的叶赛宁的诗人突然站起来，大声宣告，“女权，什么女权！女人永远不可能有权，因为她们永远得在下面。”他很得意，似乎说出了真理。这种赤裸裸的性暗示，在酒醉之后，也许不是太过粗俗，但何其不雅！我觉得悲哀，悲哀的是某些中国知识男性对女性理解的肤浅，对他们自己理解的肤浅，甚至对人类美好的性生活的理解的肤浅！我忍不住第一次公开说出了对性的观念，我平淡地说：“女人只能在下面吗？那你的性生活也太单调无聊了。”
中国的叶赛宁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激动地拍桌子大叫：“难道女人可以在上面吗？难道可以吗？”
我说，“你没听说过台湾妇女的口号吗？不要性骚扰，只要性高潮。”
我左右环顾，那席间的女性都很鄙夷地看着我。
台湾女性的立场是女性的性主动权，性福权。女性不仅仅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女性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可是面对这些无法说通的人，我离开了，觉得实在说不下去了。
正是这些经验使我进一步走向女权主义。我决定不仅要研究女权主义，还要拿一个妇女研究的学位。2001年，我获得了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学研究生证书。这是一个类似副硕士的学位，是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系颁发的最高学位，这标志着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大学讲授女性学的课程了。
……
1995年夏天我回国去看孩子，伊蕾也正从国外回来，正好来我家。当时的什么小报说她正在做生意，我问及她的生活，她说那些谣传都是胡说八道。她的确在努力赚钱，一个独身女人要养活自己啊，她严肃地开着玩笑。她问及我在美国做什么，我说我在学女权主义，不过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学下去，因为没有奖学金，可能就学不了了。伊蕾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你一定要学下去！我赚钱给你去学习，沈睿你记住，你不是给你一个人学的，你是为我们所有人去学的！”伊蕾的手突然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她抓得那么紧，我感到她的手的压力和她的语气的急迫。
2001年夏天的那个下午，我站在了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系典礼上，接过了我的证书，讲述了伊蕾的故事。自那次一别，我从来没有和伊蕾联系过。那刻，我站在那里，呼唤伊蕾。我说，“伊蕾！我得到证书了！伊蕾，你听到了吗，我拿到证书了！我是为我们学的！”
回顾上三十年中国女性的精神历程，我想是有一大批知识女性从不同角度走向了女权主义。我们几乎都是从个人出发的，个人的经验构成了我们精神历程的基础。我们从小被教育相信男女平等，相信我们与男性一样。我在唐山地震前一天的行军就是一代女性这个信念的象征。然而，生活现实，特别是日常的生活现实挑战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一个一个地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成为了女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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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童话教了女孩什么
苏珊·达克-史密斯，英国德比大学的一个认知行为理疗研究生，前几天发表了她的研究成果《我们给我们的孩子讲述的故事：女孩子希望她们的伴侣改变的前提》。在这个成果中，达克-史密斯声称，一些家庭暴力的女性牺牲者们之所以忍受家暴或陷在虐待关系中不能自拔，是因为童年时期阅读的某些童话所致。她的研究成果将在本月在瑞典召开的“国际认知理疗大会”上讨论。
在她的研究和心理医疗实践中，她对六十七位年龄从十六至五十三岁的正在进行心理治疗的妇女进行了访谈。她发现其中六十一位妇女相信她们可以“通过同情、爱和理解”来改变她们的生活伴侣， “她们认为她们的爱如此强烈，足以改变她们生活伴侣的行为”。抱有这种态度的妇女似乎没有现实感。在虐待的或暴力的家庭关系中，她们把期望放在生活伴侣的改变上，以为只要努力不停地爱对方，无条件地付出，对方就会终于在爱的感动下改变或奇迹出现，会浪子回头。由于这种信念，这些女性在现实中容易留在非正常的、暴力的或虐待的家庭和伴侣关系中。
终究原因，达克-史密斯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女人成长的过程中，特别是她们幼年阅读的童话对她们造成的心理影响。这些女人都承认，这些童话对她们理解生活有重要或根本的作用。达克-史密斯把童话的影响看成是女孩子成为女人的“前提”。这些童话，特别是像《莴苣姑娘》《灰姑娘》《白雪公主》之类的，都是教育女孩子要在折磨中忍耐，或者等待一个英俊的王子来拯救她们，或者等待奇迹的发生。如果一个女孩子深深地相信这些东西，她们成人后，容易变得屈从，没有自主性，对伴侣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等等。
达克-史密斯的成果，在英美报纸上热闹了一番，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可是，我却觉得她的研究没有什么新鲜的，而且也过于简单。她的观点，女性的被动、屈从等等品质是学来的，甚至是从童话中学来的，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在女权主义理论中被仔细地讨论过了。女权主义理论家，上个月去世的安德丽娅·德沃金早在1974年她的第一本书《女人仇恨》中，就讨论了童话对人的性别构建的作用。德沃金指出，在童话中，被男性特别渴望的女性通常都是睡着了的，比如，白雪公主和睡美人，有野心的女性在童话中通常都是邪恶的。对女孩子来说，阅读这种童话，潜意识中学到的是不要让男性感到有心理压力，女孩子最好在男性面前都跟睡着了一样，那男性就更渴望你了。对童话和儿童心理成长的分析，西方思想和学术界的研究，是一个十分深入的领域，中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开始。
正是思想和学术界对童话和女孩子关系的讨论，引起美国的出版、影视业的变化。专拍改编的童话电影的迪士尼电影公司，近十年来一直在强化女孩子角色的勇敢、自主，比如，中国的花木兰故事被拍成电影《木兰》，家喻户晓，连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木兰是勇敢的中国女孩子。
但是我认为，仅仅童话并不能起到塑造儿童的性格和品质的作用。一个孩子成为男人或女人是每时每刻都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从胎教时期就开始了。传统的童话自然带着时代的思想痕迹，把某些女性的软弱、屈从、被动都归于童话的影响也未免太简单化了。当然父母也应该警惕童话中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我们不但要给女孩子讲白雪公主，也要给她们讲花木兰；不但给她们阅读传统的童话，也该给她们阅读新的童话；不但带她们到公园去看各种各样的鲜花，也带她们爬山越岭，锻炼她们的意志。实际上，我们应该培养每个孩子的独立自主性，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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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国女人什么年龄都做爱
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要是我一定得变老，我愿意在巴黎变老。”第二句话这样写：“不是因为那湿漉漉的天气，不是因为那不停的人与人之间的小摩擦，不是那对高温消毒的奶酪的极度迷狂，而是因为，相当坦白地说，我愿意总是有性生活。”看了这段话，我心中就微笑地赞美作者，是个真实的毫不做作的有趣女人。
作者是帕米拉·德拉克曼(Pamela Druckerman)，美国人，长年住在巴黎，有丈夫有孩子。2007年她出版了一本书《外遇不用翻译》(Lust in Translation)，轰动了美国人，成为畅销书。作者本人也被冠以“不忠夫人”的称号，因为书写的是她走遍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调查各国婚外恋的情况，其方式、方法、态度等等，是一本婚外恋文化研究著作。作者研究婚外恋，因为她认为：“婚外恋是人们常常想的一个问题，是几乎所有的电影、大众文化关注的主题，而且人人都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样的文化现象当然值得研究者们关注。
婚外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自人类有婚姻以来，就有婚外恋。在我看来，婚外恋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因为人不是先天的一夫一妻制动物。我没看过德拉克曼的书，此刻也没有时间去看，不知道她的研究结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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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女人对床上伴侣不那么挑剔。据美国最权威的医学杂志调查，年龄在57-64岁之间的美国女性88%会遇到对她们有性趣的男士，但是一半的女人会说，这个人不是恰如其分的伴侣，而放弃机会。法国女人不会这么傻，法国女人会说：“这个人可能不是终身伴侣的料，但是做做爱，却无妨。”让自己高兴，没什么坏处，不伤害别人，也有益于自己，何乐而不为？
法国女人不仅宽容自己，也宽容别人，法国人对婚外性关系比美国人要宽容，虽然法国人并不比美国人更多地有婚外恋。美国社会不宽容婚外恋，一旦有婚外恋，婚姻瓦解的很多，法国人却觉得只要不影响婚姻，有婚外恋关系并不是非离婚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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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性单身的原因
一是寿命长，二是丧偶之后，独自生活的老年女性很多。同时，中年女性一旦离婚，很多人对自己新发现的自由珍惜不已，不愿再走入婚姻。
从根本上看，我认为女性选择单身生活的原因也许要归结于自六十年代末以来美国女权主义对美国社会的根本改变。在女权主义的大力推动下，首先是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目前美国大学在校女生大大多于男生，男女生比例达到55%左右是女生、45%是男生的地步。教育给女性提供了机会，她们毕业后容易有高报酬工作，不需要依赖丈夫生活，所以结婚就变得不那么急迫了。
其次，美国社会男女平等不是空谈的，是具体落实到工作就业、家庭生活等等方面的。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美国人，男女平等意识从小就是教育和生活的一部分。美国女权主义组织繁多，对社会中任何男女不平等现象都大喊大叫，为女性自我发展创造很多机会，女性不必靠结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第三，美国社会中对性生活的宽容和性别平等。在美国无论年纪多大的女性都可以找到伴侣或性伴侣，并没有如中国的“女人三十豆腐渣”那种文化概念。多大的女性都美丽——爱在情人的眼睛中，这种概念是美国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女性不愁找不到性伴侣，无论是单身，还是离了婚，女性的性选择很多，用不着完全靠婚姻满足性的需求。
其实不仅妇女，美国男性也是一样，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在过单身生活，特别是年轻的男性，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之间的男性，也选择不结婚。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怕结婚使自己丧失了自由，怕一旦结了婚，妻子就要改变自己。他们不太相信与自己有关系的女性会真的告诉他们她们的性关系史。另外，他们既然可以和女朋友同住，用不着非结婚不可就有性生活，何必结婚？一旦将来离婚，费用之高，破费之大，还不如不结婚。
与单身潮流相对应，美国结婚潮流也有很大变化。美国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往往结婚晚，但是婚姻往往更幸福、更美满，离婚率也更低。这与社会上以往的偏见完全背道而驰。以往人们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很难找到伴侣，由于她们经济独立，容易离婚。过去二十年美国的社会潮流却与此相反，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对婚姻往往考虑得比较成熟，她们的丈夫通常也都是高学历，两个人都工作，经济条件也好得多，日子好过，因此生活比较舒适幸福。相反，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常常需要通过婚姻实现自己的价值，她们的婚姻对象也往往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美国连高中教育都没完成的男人，往往婚姻也持续不了多久。所以，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相比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其家庭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低得多。
现在的美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找到伴侣。过去高学历女性很难找伴侣，现在她们成了“最被人要的”。国家婚姻项目的研究主任戴维·波潘尼说，过去男人喜欢找比自己学历低的，现在男人要求女人要跟自己有同等的教育水平，或者是比自己高的教育资历。男性不是要找一个伺候自己的女人当妻子，而是希望找到志趣相投的人为生活伴侣。这种婚姻观念的变化，对男女两性择偶也产生了影响，很多人宁愿单身，直到自己的“灵魂伴侣”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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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聪明独立的女人的吸引力
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结婚平均年龄是三十岁，所有女性结婚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岁，90%的女性在四十四岁之前都结了婚。结婚后，高学历的女性家庭生活往往更幸福和有意思。她说：“女性们，别听媒体的误传，聪明的女人往往做出聪明的选择，家庭婚姻与事业并非对立，实际还互补。”韦兰的论证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美国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近三十年里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对两性角色期待的变化。
如果说八十年代之前，男性对女性的期待是要女性在婚姻中做贤妻良母，协助自己的工作或成功，那么美国新一代的男性对女性在婚姻中的期待已经彻底变化。大多数男性认为，女性有自己的事业和教育让她们更有做妻子的吸引力。男性期待的是平等的伴侣，而不是低于自己的保姆似的太太。韦兰说：“这一代男性是历史上第一代男性，在他们的全部生活中，强有力的女性一直就是角色榜样。”这代男性不是长在怕女强人的文化里，相反，他们的生活中聪明的女人比比皆是，对他们来说，聪明能干、独立自主是一个女性的优点和吸引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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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庭与事业
做政协委员的女性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成功女人，有名有望，于是她们就成了探寻女性成功秘诀的源泉。这些女性也都给了从自己经验出发的回答。比如，舞蹈家陈爱莲说：“每个女人都应该有成就。这种成就，不是创造奇迹，而是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她举例说：“当一个称职的妈妈，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就是成就。”陈爱莲表达了对那些觉得自己是平平凡凡的妇女的理解，特别是对越来越多的全职母亲的安慰。但这样故意低调谈论事业的成就，对那些受过教育，很想在工作上有些建树，同时也愿意成为好母亲的女性未必帮助很大。
幸运的是，中国女性是在男女平等的教育中长大的，无论现实是如何不平等，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的女性，特别是那些最终能进入大学的女性，几乎都是在男女平等的词汇中成长的。然而，也正是这种词汇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很多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女性产生困惑。
几年前我在北京首都师大和一些大学生见面，女大学生向我提出的一个集中的问题是女性怎样才能做到家庭事业都成功。我面对这样的问题，反问：“谁说家庭和事业是对立的？”学生们举例说，媒体上讲某某女模范，往往是为了工作忘了家庭。好像一顾家，工作就做不好了。我当然熟悉这种宣讲成功女人的故事的套路，我就是在这种思维套路的教育中长大的，直到我来到国外求学，来到国外接触很多成功的女性，我才意识到我原来接受的那种把家庭与事业对立的教育，在我年轻时候，对我的自我设想有很大的负面作用，我不懂得家庭与工作并非对立。事实上，一个女性可以既工作成功，也家庭幸福，两者之间完全没有非此即彼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破除家庭与事业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把家庭与工作对立，说到底，是一种男性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社会分工的思维方式里，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参与社会公众领域，女性主持家内的私人领域，天经地义。现代社会打破了限定女性的高墙，女性也可以走进公众领域，并做出成就。从男性的角度看，他们对女性是否能够平衡两个领域表示怀疑。由于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的惯性作用，当很多女性走入公众领域后，与他们共同分担生活的男性并没有相应做出调整。由于女性走出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内的平衡发生变化，男性们便对不熟悉的私人领域内的变化大声惊呼：女性不可能做到家庭事业两全！女性由于公众领域的压力增大，面对公众和私人领域的变化也感到困惑不安，也随着男性叹气：“家庭与工作也许真的不能两全。”
大众传媒在制造“家庭与工作不能两全”的神话时候，往往一马当先，故意把成功的女性描绘成对家庭不管不顾的人。比如女公安局长任长霞过春节都不回家，让丈夫一个人孤零零地吃年夜饭这类的“先进”事迹。且不说任长霞的工作比较特殊，公安局长在年夜里有大案也说不定。我们每个人都既是家庭的人，也是社会的人。我们需要社会工作，也需要家庭的温暖给我们充电。把家庭与事业对立，实际上是宣布事业或工作的成功要以牺牲家庭为代价。这种思维方式的男性本质，我在前面已经探讨过了。遗憾的是，这种思维方式和声音仍然充斥在我们的宣传媒体上，对教育年轻的女性没有什么帮助。
家庭与工作不必对立要求男女都改变既定的思维方式。女性不必自我设狱，自行将家庭与工作对立起来考虑。一个在公众领域内得到自我肯定的女性，不见得一定把家庭弄得支离破碎。同样，男性也要调整自己的态度和立场，男性除了积极支持女性的选择之外，不应该认为带孩子理家一定是女人的事情。其实，一个男性不见得一定要主外，男性也可以带孩子，管家理家，把家弄得妥妥帖帖的。男女平等并非男女一样，而是说男女都有选择设定自我、实现自我并受到尊重的权利，不管这个自我与传统的男女形象何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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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什么移民女性更容易在西方成功
是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对女人好”。对女人好，首先是这里性别歧视程度低，男女平等程度高。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和行动史，已经有两百年，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和民权思想根本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机制。虽然西方仍然是男性主导社会，但是男女平等的思想弥漫在社会氛围里，好像是空气，虽然看不见，但感受得到。女性在近三十年里取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进步和成就。男女在教育、就业、机会等各方面都基本取得平等。众多女性组织又是女性权利的看门狗，时时刻刻关注女性权利议题。移民女性来到这里，男女平等程度往往比她们来自的国家和社会要好得多，如果接受这里的教育，取得同等的资格，没有了她们原来的社会里男女角色的羁绊，就像轻松地赶上了社会的特快列车，更容易实现她们的自我。
其次，第二代移民女性出生成长在西方，与西方社会性别思想价值认同，没有她们母亲辈所受的传统的面限，自我解放、自我意识程度高，容易取得她们为自己设立的目标。这里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男女平等思想是教育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虽然男孩女孩发展阶段有不同，能力可能也有不同，但很少有人会贬低女孩子的志向。相反，为了与传统的男性主导思想斗争，很多学校社区都提供专门帮助女孩子的项目。如果她们在学习工作中有问题，她们有很多方式可以得到帮助。第二代移民女孩子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没有“祖国”文化的传统负担，培养起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所以容易实现她们的目标。
加拿大《星报》以移民文学的叙述来证明女性来到西方的解放感和男性的挫折感。短篇小说《蒙特利尔，1962》的作者是印度移民Shauna Singh Baldwin。在这篇小说里，一对印度夫妇移民来到加拿大，丈夫因为是锡克族人，包着头巾，显得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很难找到工作。丈夫极为苦闷，妻子则大胆地决定要丈夫去掉象征文化与传统的头巾及不剃头发的习俗，问题迎刃而解。这个短篇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作家对男女在西方的状态差别还有自己的新解释：在每个社会里女性为未来负责，男性通常为保存文化和传宗接代负责，所以女性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与此同时，“祖国”文化的“男性”标准是男人适应新环境的负担。
华人作家Terry Woo的小说《香蕉男孩》，真实描绘了华人移民男性所受到的压力和压迫。这些男性既有中国传统的负担，也有在西方文化里的新压力，所以他们或者极为坚强，或者就被压垮了，他们很难适应这个对女性好的文化。第二代移民男性，如果他们的父母非常“祖国”传统，男孩子的压力就会更大。而女性，Terry Woo说，“完全没有这种压力和压迫”。在“祖国”社会里，“男性受宠，到西方就成了负担。女性不被看重，现在她们反而自由，可以更自由地追求自己心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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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什么女性在数学和科学领域内人数比男性少
虽然美国知识界一直在标榜自己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思想和行为都在时代的前列，在结束性别主义方面也是社会的先锋。索莫斯作为哈佛大学校长说出如此的话，难怪知识界的反应爆炸，不敢相信有人还这样从生物本质论看男女的社会成就。虽然从现实看，的确是男性从事数学与科学的人数比女性多得多，但从原因上看，恐怕社会的、历史的因素要大于生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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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育是以男孩子的头脑发展为速度的，因此，到了十二岁左右，很多女孩子已经觉得她们数学不好，干脆就不学了。该报告建议学校教育要考虑男女生心理与生理发展的不同，因阶段施教，以鼓励和帮助女生在数学和科学上超越。其次，我们都有过这种经验，父母老师在男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鼓励他们学理工，女孩子在这方面得到的鼓励要少得多。父母和老师对女孩子在数学和理工上的期望往往比对男孩子低。取法乎上，得乎中。高期待值产生高效果，这我们都知道。事实是，一旦一个女孩子得到鼓励和肯定，这种人为的男女差别就不存在。
拉瑞·索莫斯的话，也让我想到男女差别问题。男女差别是一个既古又新的话题，女权主义提倡男女平等，并非否认男女差别。女权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彻底结束性别主义对两性的压迫，并非彻底取消男女差别。历史上看，在原始农业社会和战争连天的时代，男性体力比女性强壮这个体力差别，被沾沾自喜地拥有权力的男性宣布为男性优越，女性低劣，男尊女卑这个“假理”由此成为父权社会“真理”一样的意识形态。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为颠倒男尊女卑而实行男女一样，也就是男女都像男的一样，或男女都以男的为标准，君记否那男女都穿蓝裤子的时代？结果不但没有实现男女平等，反而给女性双重负担：女性不但要走出家门工作，回到家里头还要里里外外一把手，洗衣，做饭，带孩子，一样都少不了。男的不做家务不是大问题，女性不走出家门工作就被看不起。妇女的家务劳动被看成是吃闲饭，不是劳动。这种男女都一样成为男的，本质上对女性的压迫其实是更重了。
在今天高度发达的科技和脑力劳动的世界里，男女的差别虽然存在，但不如体力在农业社会那样明显和重要。我们应该做的是，理解男女差别，并在差别的基础上发挥男女不同的创造性。我相信随着社会对女性的鼓励和支持，女性和男性从事科学的差别会逐渐消失。如同上大学一样，一百年前美国的女性能上大学的为数甚少，绝大部分学校那时都是男校，女性似乎“先天”地没能力上大学。如今，美国大学总体人数，女生已经超过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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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拉里竞选总统
为什么四十岁以上的女性支持希拉里的居多，而年轻的女性不如中老年女性那么热情地表示对希拉里的跟随？据我的观察，首先是因为四十岁以上的有经历的女性对女性事业成功的困难更有体会，对政治更有实际考虑，对突破美国性别的玻璃天花板更有迫切的梦想。而年轻的女性，因为生活在一个性别较之上辈人更为平等的社会里，把性别平等看成理所当然，对来之不易的性别平等没有更深的切身体会，对突破性别玻璃天花板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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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色笔记》
由于这本书在女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很多人都问她为什么写这本书，这本书与女权主义思潮有什么关系。她总是给同样的回答：“我写《金色笔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在写一本女权主义的书，因为我所写的就是女人们在厨房里聊天时说的那些东西，但是说话没有写成文字那样的效果。人们反应得好像我做了什么让人惊异的壮举，其实我就是把女人们说的话写了下来。”这也许正是菜辛写作的出发点。莱辛的写作不是从某个主义出发的，而是从生活出发的。她与时代合拍，她的每一本书都反映了她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思考。对《金色笔记》一书为什么影响如此巨大，她反思说：“部分地是因为那是有女权主义思想在里面的第一本书，也因为我写的时候有极强的能量在里面。那是五十年代末，我的整个个人生活都在混乱动荡之中，共产主义就在你眼前变成碎片，所有这些都在书里面。我觉得是因为那本书里面的能量，使那本书受欢迎。”莱辛所说的能量，是书的激情和智识的力量，书引起读者的共鸣能量。在我看来，这部书的意义在于反映了莱辛那一代人，特别是知识女性的精神历程。每个阅读的女性都在那本书里找到了自我，发现了自我。通过主人公安娜的不同的自我——在与文字和人的不同的关系中，女性们发现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困惑、渴望、焦虑和梦想。
……
她对比利·默耶说：“我认为作家不应该有什么使命。我们忘掉的是，小说不停地介绍我们以前从未想到的生活的方面，小说把公众意识中未曾真正意识到的东西带进来。这特别是在美国，我记得一些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没有南方小说家，谁会知道美国的南方？我们知道俄国，都是因为小说家。我想这是我们忘掉的小说的作用。”关于她自己的小说，她说：“比一切都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心灵正在转变的方式，我们的现实正在转变的方式。”
1993年我翻译了莱辛与美国著名文学杂志《巴黎评论》的访谈，谈到为什么写作，莱辛回答：“我变成了一个作家是因为我在生活中总是感到挫败。”
…….
我记得更多的是我问她的问题：“你怎么看女权主义？”她回答说：C在我看来，女权主义对西方那些有特权的女性有很深刻的影响和改变。但是从很多方面看，没有对穷人和第三世界劳工阶级妇女产生作用，这点让我不满。”莱辛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可是我当时却不明白。后来我到美国读书，选女权主义理论课，读到美国黑人女权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的书，才明白莱辛说的问题是什么。
……
在一次访谈中，莱辛谈到我们这个世界很多人就是愿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标签化，比如人们说某某人是这种主义作家或那种主义作家等等，把作家对生活和世界的思考用标签简单化。她特别说，这种简单化是世界潮流。在中国的时候，她特别注意到中国什么事情都有标语。她说：“中国人似乎从来不分析问题，他们把问题简化成一个标签，‘让百花齐放’等等。”那些把莱辛说成女权主义作家或反对女权主义作家的标签就是这种简单思维的产物。莱辛非常反对用各种主义来把人划类别。
她说：“我们总是划类，把人们放进根本不是他们的类别里。”
……
我们还谈到女作家与孩子的关系。在我家的时候，她问我有几个孩子。我向她解释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她说她有三个孩子，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告诉我她也有三个孩子。我惊讶有孩子怎么能有时间写作，她们都说有孩子帮助她们写作。我听到这样的答案感到吃惊。我这代中国女性都认为有孩子是负担，我的朋友中没有孩子的比比皆是，因此当时我对她们谈及孩子与写作的关系很不解。她们还告诉我她们的孩子都长大了。那天我的孩子正好上学去了，我把自己孩子的照片给他们看。
我还记得她谈到环境问题。她说：“英国恐怕没有一寸土地没有被整理和耕种过了。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然的世界里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导致她采用科幻小说的体裁来写作。她送给我的小说就是她写的科幻长篇，以《南船座上的凯纳伯斯城》为名的系列“太空小说”的第一本——《沦为殖民地的第五号行星什卡斯塔》，这个系列共包括五本小说。莱辛的“太空小说”以科学幻想小说体裁，表达了她对人与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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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厌女
厌恶女人？厌恶女人的生殖器？这种逻辑从何而来？杰克·霍兰德在这本论述翔实书中说，这种逻辑在西方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是西方文明的土壤。在西方文明刚刚孕育之刻，人们已经把男人的错误都赖成是女人导致的了：亚当的堕落是夏娃引导的。在古希腊罗马哲学里，女性被看成是低男性一等的缺乏智力的不算是人的“非人”。中世纪的宗教更是变本加厉，强化这种对女性的厌恶。天主教创建者之一德尔图良(Tertullian 160—220)谈论女人的身体和女人：“你是罪恶的门道，你是偷吃禁果的引领……你毁灭了上帝的形象——男人。”这种因女人身体不同，仅仅是身体的不同，而被贬低、责备、归罪和厌恶的文化和传统，就是厌女症(misogyny)。
厌女症是一个全球的历史和文化现象，这个现象没有任何生物基础，虽然是建立在男女身体不同的生物基础上。厌女症至今仍然在世界很多国家和文化里占统治地位，看看被石头砸死的被强奸伊朗姑娘——她被强奸了，她却被砸死；看看非洲无数个被迫切割阴蒂的女孩子；看看2003年在美国某军事基地五个被丈夫杀死的妻子；看看中国，被堕胎的女婴，失学的女孩，被殴打的妻子，被歧视的中老年女性……对女性的歧视存在于每一个公共与私人空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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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暴
男性主导的立法机构里，认为家暴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些立法者也大多反对对施暴者进行严厉的惩罚，因为他们“担心”施暴者被送进监狱时间长了，就会失去工作，失去房子，失去家庭，或这些有暴力的家庭就可能破碎。“保护家庭的完整”比帮助受暴 力的女性重要得多，他们很多人相信，家庭是一个人的堡垒，家里的事情，外人没必要插手。
还有立法者认为家庭暴力是那些女性有问题，一个参议员用鄙夷的口气谈论“那类女人”，好像这些女性被家暴是自找。有的立法者指责女性：“被施暴了干嘛还回去？”他们似乎完全不理解家暴是一个复杂的事件：家庭、感情、经济、孩子····在女性没有决定权或经济权的家庭里，离开施暴者是非常困难的。
……
文化的保守与宗教深刻地塑造了这里的人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死去，但离婚不可能”，很多人认为离婚是罪恶。还有很多人，特别是女性害怕离婚，离婚让你在亲戚邻里之间抬不起头来。离婚后经济上也受到很大损失，女性离婚后往往更贫穷。被家暴的女性詹娜说：“我做了婚姻的承诺，是好是坏，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所以我祈祷了十八年，希望我的丈夫能不打我。”这些祈祷没有回音，直到她的丈夫要杀死她，她才逃离。
宗教教导人们，婚姻是神圣的，男女的婚姻是神的联盟。南卡州浓厚的宗教环境并没有帮助女性。一个小镇上的牧师马克·柏格威尔说，宗教誓言和教导更可能让很多女性不敢离开她们的施暴者，教会通常会让女性觉得“如果离开丈夫，上帝会很失望”。
在南卡州的文化里，男人有一种“荣誉”情结，他们动不动就觉得自己的“荣誉”受到挑战，如果自己的妻子跟别的男人有染，这种对自己荣誉的捍卫让他们把枪对准自己的妻子。有的人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妻子或女友跟别的男人说话，女人是自己的私有物，一旦他们认为“荣誉”有损，他们便暴力相加于女人。
所有受到家暴的女性都谈到“恐惧” —她们害怕，深深地害怕，非常真实的害怕。在十三年里，特丽莎都忍受丈夫每天的辱骂：“你这个没人要的胖子！只有我要你，你这个丑婆娘！”十三年，他一怒之下就打她；十三年，直到一天她的丈夫走进卧室，用枪对着她的头，开枪，然后她的丈夫走到门外，开枪自杀。让她丈夫没想到的是她幸存下来，虽然左眼失明了。
为什么受暴女性不离开这样糟糕的关系或家庭？很多人不理解，包括很多立法者。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回答可以阐释的。恐惧不是一天生长的，在男权统治的地方，男人有先天的优越感，仅仅因为他们是男人，他们就觉得比女性多了什么，在家里他们喜欢贬低女性，天天告诉自己的妻子或女友，没有男人，你们女人什么都不是。在逐渐的摧毁里，这些女性开始可能还怀疑，慢慢就接受了。特丽莎遇到这位杀她的丈夫时，刚刚从前一场婚姻里出来，她太渴望爱了，太担心没有人“要”自己了，而男人们通过日常贬低这些女人获得更大和更强的统治权。
女人们也往往感到还有希望，希望通过爱，通过屈服，还可以改变施暴者。爱，她们强调自己心中的爱，好像爱是什么伟大的事业一样。暴力之后，男人往往变得友好温存，再次激起女性内心的爱的渴望，对家庭完整的希望，她们不知道，暴力不会因为她们的爱而停止，有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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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与男权
汉语的“女权”可以有两种解释：女性权力和女性权利。八十年代feminism这个词重新翻译到中国的时候(五四时代这个词已经翻译到汉语里了)，这个词的政治联想让很多人不舒服，那个时候，人们的权利意识也非常薄弱，所以“女性主义”这个翻译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我认为这样的翻译当时情有可原，但离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差别太大。翻译从来都不是两种语言的对称，而是在自己文化语境里的再创造。女性主义这个词就是中国政治语境的再创造，在当时是有意义的，是对中国革命时代抹杀男女性别不同的抗议和反抗。
不过，在我看来，feminism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是女权主义，这是从西方女权主义历史中发展出来的权利概念，而不只是性别概念。什么是女权主义？我的定义相当直接：“女权主义是争取女性的人权，争取性别平等的思想理论和行动。”只要你赞同性别平等，赞成女性应该与男性一样有同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权利，你就赞同女权主义，你就是女权主义者，所以其实我们人人都是女权主义者。
有的人从没有听说过或学习过女权主义思想，他们一听女权主义，就以为女权主义者是要把男人踩在脚下的恶婆娘，这完全是误解。女权主义不仇恨男人，女权主义要改变的是男权制的社会体制和文化。
……
大多数男权癌患者(厌女症患者)其实都是无意识的，这些人男女都有，其实很多女性也是厌女症患者，因为我们都成长在厌女症社会里，我们都是我们时代文化的产品。
……
父权制根本是伤害男性的。几乎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当一个性别压制另一个性别的时候，占统治的性别也同样受制于这些压迫的规则。就拿做爱来说，女权主义者通常是更好的爱人或做爱的伴侣，因为女权主义者懂得怎样对待和尊重自己的身体。没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女人把自己的身体看成是给男人用的，女权主义者会懂得身体的欢愉是双方的事情，女性的性满足不是男性的责任，而是女性自己要积极取得的。所以与女权主义者做爱，男人更容易有激情，因为做爱的伴侣知道自己要什么，比被动地等待不知好多少。
……
出生成长在男权社会里，我们都是先天的男权主义者，因为我们把男权思想社会看成是理所应当的。意识到这种思想的压迫性，需要学习，女性不学习不反思，往往是男权思想的执行者，甚至比男人本身还极端。比如中国的缠足制度，给女性缠小脚的，都是母亲或祖母，她们自己受害，还要加害于自己的女儿们，并不是她们不知道痛苦，而是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不缠小脚的思想。一旦反缠足思想进入，被接受，这个制度就被废弃了。但如果读读中国反缠足历史，就会发现，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很多偏远地区的女性还在缠足，女性因为缺乏教育机会，缺乏接受新的思想的能力，往往会成为男权的坚定代理人。比如现在的“女德”班里面提倡的思想，都是什么啊？儒家传统里最糟糕的部分，这些女性还沾沾自喜，她们根本对现代思想没有概念。
……
中国的婚恋观当然对女性也对男性构成压力。“剩女”一词中的男权立场非常明显，认为一个女性三十岁以上没有丈夫就剩下了，男人就不要她们了。其实仔细看看现实，是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不要那些她们觉得跟自己不能平等或匹配的男人，她们没有被“剩下”，而是她们挑剩了男人。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俗语——“有剩男没剩女”，因为中国的问题，从历史以来，就是男人找不到老婆，因为穷或其他原因。受教育的独立女性之所以有婚恋挑战，根本的是中国男性还在男权制度的荫护下，普遍没有平等意识，所以男性就愿意娶比自己能力差或资历低的女性，因为他们需要统治感，安全感，在要求平等女性的面前他们矮一头。还有就是中国婚姻质量普遍低下，大多数中国男性不太讲究婚姻质量，女性一需要婚姻质量，男性就受不了，对大多数中国男性来说，婚姻没有质量，似乎舒服一点，要是能随时打老婆，他们就更“男性气”了。
……
女性主义希望给女性和男性提供更多选择的自由，男人不是被环境所迫跟工作清闲的女性结婚，而是跟一个自己喜爱的女性成家，无论这个人做什么工作。
……
我认为“女汉子”这个概念恐怕还是男性提出来的，是个嘲讽勇敢女性的词汇，女性拿过来用，变负面为正面，很有意义。如同美国黑人把“negro”(黑鬼)这个词拿来用，一个白人说negro，表达了种族歧视；一个黑人自称negro，是把这个词夺回来，变成对自己身份的正面肯定。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觉得女性用“女汉子”是对自己身份的正面肯定，所以我不反对用这个词。
“女神”与“女汉子”这类漫画性的对立巩固程式化概念，对女性没有好处，对男人也没有好处。其实现实里，任何女人都可以既是温柔的女人也可以是坚强勇敢的女人，我们每个女人都能承担两个以上的角色。两性相处，能不能调动对方最好的方面，让女人是女神，男人是男神？面对爱人的拥抱与亲吻，每个女人都可以是女神，面对坏人或歧视或欺负你的人，每个女人都可以是女汉子，哪有那么对立的，非此即彼的。
如今，女权主义成为热门话题，但更多的人谈女权色变。是这样吗？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印象或者说影响？
女权主义成为热门话题标志着中国社会生活的进步，说明社会有空间吸收新的思想。用 那些谈女权色变的人，百分之百是对女权思想不了解的人。这种印象的形成在于人们缺乏教育和思考，中国大学里基本不进行女权主义思想或哲学教育，从事媒体的人也没有学过女权哲学，中国高等院校里的女性研究非常薄弱——美国有十二所大学授予女性研究博士学位，授予女性研究硕士学位的上百，而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上千。这种女权思想的普及教育还没有把美国变成一个平等社会，中国就更甭提了。中国还没有一个大学授予女性研究硕士学位，只有中华女子学院授予女性研究学士学位。在女权主义思想的教育上，中国比西方落后几十年。
因此，学院、媒体、大众和整个社会都不了解女权主义到底是什么理论，他们怎么能不谈女权色变呢？我相信一旦人们学习了女权主义，就会为自己的女权主义思想和立场自豪。因为说到底，女权就是人权，我想今天有现代思想的人，都愿意称自己拥护人权，他们一旦知道女权主义思想，他们也会愿意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
20
书中一些打动我的生活细节与日常思考
我的腿和脚，在被子下紧紧地靠着他的腿和脚，好像我们的身体连在一起。我又睡着了。
↩
思考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慰，很好，自慰总比自怨自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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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成为我生活的哲学。最近我一直在读D.H.劳伦斯的小说。这位伟大的英国作家对“迫使所有人类的能量进入得到更多东西的竞争的基础”极为厌恶。拥有东西，他认为，“是精神的疾病”。我不知我是否受到他的影响，也许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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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房东的生活似照相簿中发黄的相片。她给我看照片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她也曾那么美过。她英美文学硕士毕业后，三十多才结婚，结婚一年后离婚，从此孤身一人。她在民权运动中去了密西西比河与黑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反越战时去了华盛顿，参加大游行。八十年代初又去了印度，领养了一个已十二岁的被遗弃的孩子来美国。这个似乎为理想主义战斗了一生的人，如今，印度女儿与她不合，根本不回来，她却在家中挂满了印度穷人的照片。那些印度人躺在街头，赤身裸体，瘦骨嶙峋。难怪我刚来时觉得好生奇怪，谁家把这种照片挂在房中欣赏个没完啊。后来，她解释说是为了提醒她女儿别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我听了此话，一方面明白了，一方面也糊涂了。她到底是提醒女儿那个民族传统呢，还是提醒她的卑贱的出身？她的恩宠态度有时也落实到我的头上，叫我听她朋友的谈话就是一种。名义上是关心我别一个人呆在屋中太孤单，实际上，我敏感地觉得是炫耀她的热爱被压迫人民的热情，反过来，映衬她既政治上正确，又精神上优越。
……
在她的家里，我理解了我正在学习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她总是用最友好的腔调表示对我这个贫穷的中国女人的同情，实际上是在我这儿找优越感。只有别人的贫穷才让她觉得自己的富有，从而莫名其妙地满足。当她发现她的优越感无处可找的时候，她就本相毕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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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听说爱情需要很多考验，要百炼才能成钢，才坚固。没有个两三年的考验，两个人不可能真正了解。所以一对人要认识个一两年以上，结婚才比较可靠。我一直是一个相信“常识”的人，对这些生活“常识”很少去想，被动接受的时候多。但最近我开始怀疑很多我们所谓的常识都是愚蠢的，是村妇愚夫的常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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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长在一个把个人的幸福看作不重要的时代。我成长的时代，个人这个词本身都似乎是贬义的，我们把国家、社会、甚至全人类的“解放”都看得比个人重要。对美国把个人的happy作为生活的根本价值，我有一个适应和接受过程。可是，我有时也对这种价值感到怀疑。
电影《美国帝国的没落》，讲的就是对这个价值的怀疑。影片中的主人公之一，历史学教授在她的新著中指出，我们生活的这个把happy当成衡量标准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瓦解崩溃的时代。历史上，当罗马人把追逐个人幸福当成最终目标时，罗马也就衰落了。而今日，我们生活在美国帝国衰落的时代。影片非常出色，是1987年拍的。2004年，影片的续集《野蛮者入侵》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十七年后这些主人公的生活是对上个影片的问题的回答。
从报刊上看到，最近英国两党(工党和保守党)似乎一致同意要把英国建成“幸福国家”，政府将拨资金建立各种“幸福项目”，帮助人们生活得幸福。这些项目的总名称是“promoting well-being”(提升幸福)。这种政府提倡的幸福项目，大张旗鼓地宣布，生活的目的就是幸福。他们主张减少工作时间，与家人相聚更多时间，更多度假等等，总之，要创造一切条件使每个人幸福。
我看了这些新闻，更糊涂了，到底什么是幸福呢？幸福就是不工作还有很多钱去度假吗？幸福就是妻儿缠绕，丰盛的晚餐和共同看电视吗？我真是不明白了。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处处讲happy，可是，到底什么是hap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