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荣光读书笔记
从世界政党史上很难找到，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领导层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被对方屠杀。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
那是一个热血澎湃、狂飙突进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一批年轻人浴血奋斗，国民党的一批年轻人也在拼命奋斗，共产国际的一批年轻人也在奋斗。这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的时代，也是一个年纪轻轻就丢掉性命的时代。李大钊就义时还不到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朱德31岁参加护法战争。博古24岁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聂耳不到23岁谱写《义勇军进行曲》。寻淮洲21岁担任红军军团长。邹容18岁写《革命军》……
没有一个人老态龙钟，没有一个人德高望重,而且没有一个人研究长寿，切磋保养，都是主义、奋斗、牺牲、救亡。这样的现象应那个时代而生，也应那个时代而完成。
金教授的《苦难辉煌》，《为什么是中国》和《浴血荣光》三本书，全部五星推荐。借用某位网友的评价：
因为从小到大，学历史和读历史总是以事件为线索，而构筑这历史的人物都是配角，被长长久久地隐匿在历史之中，但是在本书中，人物成为了读者关注的主角，而且还原了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各个历史事件中曾经的辉煌以及黯淡，还原了一个活色生香的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非常可贵的是客观地评价和真实地再现是本书吸引阅读者的一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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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教授的文字是真诚的，对历史是温情而尊重的，就像他自己所说：
我们也办了蠢事。一遍一遍把历史朝这面颠过来，又一遍一遍把历史朝那面倒过去。颠倒的次数多了，连自己也分不清正反了。于是很多人便不屑于分清了。
这不是不屑于分清者的责任，是颠倒者的责任，历史有其自身规律。
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论断历史，而人人又都被历史论断。
我们图解了历史，而历史是最不能被图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3色、6色、12色或哪怕24色概括出来。
再丰富多彩的颜料，也难描尽历史的真面。其实面对如此众多的历史财富，无须刻意加工或粉饰，把它活生生摆上来让大家看，就足以令世人深深感动。
金教授的书，关注时代事件背景下人物的心路历程，不片面追求伟光正，亦不一棒子打死，还原党史上一个个活色生香的、真实的人，给读者很好的代入感。这样的党史，青年朋友们怎能不爱看呢？
不再多嘴，摘出部分划线笔记分享给大家。
陈独秀的风骨
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写了一本叫《两代军人的对话》的书。其中张胜用一句话概括他父亲张爱萍，我看完以后印象非常深。
他概括他父亲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干了一辈子革命，浴血奋战了一辈子，最后被他儿子概括为天真的共产主义者。
这个概括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就是他一辈子为了心中的梦想，一辈子这个梦想没有毁灭，哪怕与现实不符了，但是他还是忠于自己的梦想。
这些我觉得都是标准的真人。
任何伟大的事业，其中必然包含有理想，如果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没有理想是不可能的。这种理想使人超越现实，使人超越物质，使人能够穿透时空。我觉得这是这一代共产党人表现出来的最珍贵的东西。
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了错误，哪怕他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执行，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但是陈独秀毫无疑问是个真人，敢爱、敢恨、敢骂、敢作敢为。
当然，陈独秀也有他的另一面，有在党内实行家长制领导的问题，但是这个人在追求真理的时候是义无反顾的。
1932年10月，他在上海被捕，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审讯他，著名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为他辩护。
为了替陈独秀脱罪，章士钊说，陈独秀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议会政治的政客，组织托派也是为反共等。
章士钊辩护词未完，陈独秀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
陈独秀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后来对陈独秀最小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
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死前贫病交加，但风骨不改。
国民党交通部部长、当年在北大教德文的朱家骅赠他5000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托张国焘转赠，又拒之；张国焘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
他在江津住两间厢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遇大雨满屋是水。屋内仅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
唯一的装饰，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岳飞写的四个大字的拓片——“还我河山”。
李立三和“立三路线”
李立三同志曾一度掌握中央实际权力，但也犯下“左”倾错误（要求以武汉为中心举行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
1930年，“立三路线”3个月后，李立三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
其中有两年时间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红色堡垒”的监狱中度过，品尝了苏联内务部人员对囚禁者从不手软的肉刑。
据李立三后来讲，他在苏联期间“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
即使这样，他仍然努力为党工作。
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了解新疆政治情况，更重要的是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是李立三重新建立的。
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记了。
他被忘记的地方何止一处。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李立三在里面起到了主导性作用。
首先提起南昌起义的是李立三，首先建议中央要立即进行武装暴动的也是李立三。
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位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物。几十年忘我奋斗无人知晓，3个月的错误却结结实实检讨了30多年。最初因为横冲直撞的性格被人称作“坦克”，最终却像绑缚山崖任苍鹰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罗米修斯。
开国大典中，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站在毛泽东身边。
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他的骨灰早已无影无踪，被随便扔掉了。
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里面，只装着他生前戴的一副老花镜。
李立三生前最喜欢明代爱国将领于谦的《石灰吟》，他的命运恰是如此：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朱德与天心圩整编
1927年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
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一样。周恩来报告后，“叶、贺部队”的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
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
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了，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
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
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难卜。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个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我们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八一南昌起义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再看看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时候，当时排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排列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排列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排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800余人的队伍里面。
我们从这支了不起的队伍里产生了那么多著名的高级将领就知道，天心圩整编的800余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埋葬蒋家王朝的基本班底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看，朱德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贡献彪炳千秋。
粟裕回忆说，当时队伍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隘口，受敌阻击。
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
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周恩来的历史自觉在革命中的作用
尼克松20世纪70年代初访问中国，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接触。尼克松说：“毛泽东是一团烈火，周恩来是一个控制火势的人。”
我自己想了这么一个比喻：打开一个手电筒去照射的时候，顶多十几米光线就散了；而要是一束激光，几公里之外可能都能烧穿一块钢板。激光的能量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它的高度聚焦。
周恩来在我们党内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的实质就是“高度聚焦”。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周恩来那天晚上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了。
因为周恩来那次跟他的谈话令他印象至深，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也做了一些记录，后来就流传下来了。
实际上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
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只有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
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周恩来巧解博古心结，毛泽东获真正领导权。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配合是我们党的万幸。1976年，周恩来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泽东9月份去世，他们三个伟人在同一年离开。
李德：送款员变身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为解救牛兰夫妇送钱来到中国。
当时，连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正式代表都不具有决定权了，又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一个能够直接指挥、全权指挥苏区红军的顾问呢？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我们说，最终我们谁也怪不了，问题还是出在中国人身上。
李德之所以能够成为所谓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代表，从反映出的总体情况来看，是个骗局。
共产国际的电报的全文就这么一句话：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随后派到上海的有个军事顾问叫弗雷德。弗雷德抵达上海以后，给奥托·布劳恩（当时已经改名叫李德了）发电报。
弗雷德的理解很简单：他就是我的一个临时工具，他到前线去了解有什么情况，有我在这里决策，他是没有什么决策权力的。
李德当时有一个翻译叫王智涛。王智涛讲过，李德不是真正的共产国际代表，他是上海真正的军事顾问派来打前站的。
共产国际真正的军事顾问是在上海的弗雷德，他从来没有进入过苏区。
而在苏区的这个顾问李德，共产国际从来不认为他是共产国际派驻江西苏区的顾问，共产国际一直认为他是中共中央自己聘请的一个顾问。
这就是李德的真实身份。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那么他怎样完成这个身份的转换呢？
李德就是博古的“钟馗”。
李德的另一个翻译伍修权后来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对李德就有一段很公平的回忆。
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人本身。
伍修权这句话讲得很对。
当然，以博古与李德的关系，军事上不懂向别人请教无可厚非，哪怕请教的是个外国人，都可以。
如果仅仅局限于请教，也许中国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个人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如果是想借着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借着共产国际的身份帮助自己压台、压人，把李德变成钟馗，用他来打鬼——用李德这个形象威吓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红军独立战法的人，那么这本身就有问题了。
李德该不该成为红军失败的替罪羊？
但不管是弗雷德还是李德，中国革命如果不寻找自己的办法，只听别人的意见，确实搞不成。真的顾问弗雷德是这样，“假”的顾问李德也是这样。
中国革命缺的不是顾问，而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方针路线有没有切实的把握，有没有自身能得出的东西来，如果没有是不行的。
毛泽东如何探索开创“中国式革命道路”
毛泽东在1918年到1919年的时候，最喜欢阅读的著作就是俄罗斯克鲁鲍特金的著作，崇尚无政府主义。
到了1920年，毛泽东又醉心搞湖南自治。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真是给了毛泽东一个改天换地、再造自己的时机。
我们经常讲，毛泽东集建党、建军、建国于一身，当然建党不是他一个人建的，还有包括“南陈北李”等很多的领导人。
不能说共产党是毛泽东的产物，但可以说，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产物，没有中国共产党，同样没有毛泽东。
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当然，这个改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还提出了“心境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大革命失败了，怎么办？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怎么办？这是1927年4月。
但是到了1927年的8月，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到了1928年的10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至此，中国革命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是，共产党奠定了毛泽东，造就了毛泽东。
所以我们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这样一种关系。
毛泽东同志一生之中，有三个9月9日深深地嵌入他的生命。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南下。此日后，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这一天成为毛泽东自己形容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有些著作描述一、四方面军分裂，往往讲得比较轻易，比如说“张国焘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毛泽东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这种概括是很简单的，而且这种概括完全没有体现一、四方面军分裂带来的严重性。张国焘带领83000名红军南下，毛泽东率领7000名红军北上。看到这种严重的分裂，起码当时毛泽东不会感觉到一点儿光明。毛泽东讲，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严重。毛泽东当时做出最严重的形势估计，7000名红军要到与苏联接近的边疆以求生存，就7000名红军，能搞一个多大的局面？毛泽东甚至做出了7000名红军被打散，到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准备。
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点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去世。
牺牲过早的青年将领们
今天的英雄，大家知道的我可以少写，大家不知道的，我一定要多写，因为那些人同样是军队的脊梁，民族的脊梁。
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三位杰出的红军战将，皆牺牲过早。
还有寻淮洲、刘畴西、胡天桃。
伍中豪牺牲了，带出了寻淮洲；寻淮洲牺牲了，带出了粟裕。
毛泽东亲自主持黄公略的追悼会，写了一副挽联，高度评价了黄公略的一生，“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叛徒与奸细让中国革命无比艰辛
赵世炎被捕牺牲，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继任江苏省委书记，又被江苏省委的交通员带人上门抓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最高领导人是罗亦农，罗亦农是被谁出卖的？是被朱德的前夫人贺治华出卖的。
贺治华做过朱德夫人，后来离开了朱德，又找了党内另外一位同志叫何家兴。
贺治华和何家兴两个人合谋把罗亦农出卖了，其目的是到德国定居，两张到德国的护照和3000美元的奖金，就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出卖了。
我们看看从1930年到1934年期间所出现的叛徒。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中亮被捕叛变。
周恩来已经派人到苏州去给将出狱的恽代英送路费了，恰在此时顾顺章叛变了，直接指认即将释放的苏州陆军监狱“王某”是中共重要领导人物恽代英，导致恽代英最终遇害。
这些叛徒可绝不仅仅是一般的人物。这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以上的人物。
中央红军在1934年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后：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
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
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
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
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
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叛变；
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
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佑叛变；
红十军副师长倪宝树叛变；
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苏区军以上干部叛变的也不少，这就是我们讲的任何革命都有投机。
中国革命没有投机吗？中国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机，甚至是数量不少的人投机，但是投机中国革命，要走到底太难了，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生死考验太多了。
这些人坚持到了这么高的职务，最后还是坚持不住，纷纷叛变。中国革命所呈现的这种大浪淘沙，可能超越任何国家。
这就是新中国奠定的时候带出的是一支非常精锐的队伍的原因。这种筛选太厉害了，是非常严酷的筛选。
长征对目标的选择不是一个神灵般的预言
长征最初没有人称之为长征，称为战略转移，因为最初选定的目标，远远不是最后确定的到陕北去建立根据地，当时主要是考虑到湘鄂西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
这个目标被蒋介石一开始就认识得非常清楚，就知道红军一定会到湘西，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所以防范甚严。
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战后锐减为3万余人，损伤过半。
沉重的损失使红军彻底认识到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的博古和所谓的军事顾问李德所确定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那么湘江之战之后怎么办？新的目标到哪里去？没有确定。
后来，在黎平会议提出到贵州，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选定的这个根据地，在遵义会议又被否定了。
遵义会议提出的目标又是什么呢？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进而赤化四川。
遵义会议确定的目标，由于一渡赤水之前的作战失败，被迫放弃，就是说建立川西北的根据地也没有可能。
一渡赤水之后召开的扎西会议提出的是，在云贵川边建立革命根据地。
云贵川边的根据地也没有搞成，因为川军、滇军的夹击。
后来二渡赤水，二渡赤水占领了遵义，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
遵义大捷之后，红军的主要目标变成了要解决贵州。在遵义会议之后，三渡赤水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力主红军主力要歼灭国民党的追击军周浑元纵队，要与周浑元纵队进行决战，全歼周浑元纵队，进而赤化全贵州，通过赤化全贵州，进而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然后扩大到湖南及广大地区，当时这个设想实际上也是达不到的。
但二渡赤水和遵义大捷的空前胜利，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再一次急于求成。
后来因为鲁班场战斗的失利，赤化贵州的方案被迫放弃。
从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战略目标不断转移，从最初考虑到湘鄂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区，到遵义会议的川西北，到扎西会议的云贵川边，到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到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最终确定为陕北。
这是红军的队伍，一路硝烟，一路烈火，撞得头破血流，最后终于在夹缝之中，发现了这么一个根据地。
红军长征一年来，经过无数牺牲奋斗和不懈的实践与探索，战略目标的选择最终完成。
这是历尽艰难选择的结果。
所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它不是一个神灵的预言，不是来自于神机妙算，而是来自于艰苦卓绝的实践，不屈不挠，任何情况下，绝不放弃。
从这一点上，就像一个作者所讲，国民党无疑有好故事，但共产党的故事，肯定更好。
国民党打了败仗就散，共产党打了败仗也不散，继续艰苦奋斗，最后玉汝于成。
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劣根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意致电：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共产党的胜利带来了中国的新生
历史给了共产党人什么机会？
可以说历史没有给共产党人什么机会。
共产党的胜利，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把不是机会的机会都变成机会。
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能力，这种策略的运用，这种奋斗到底的决心，这种坚定不移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讲的，共产党的胜利来自于偶然，利用了对手的失误，利用了国际形势的机缘。
如果共产党没有这些本质性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坚定的信仰，这种顽强的奋斗精神，这种不屈不挠的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绝不屈服的精神状态，它不可能获得今天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根本变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根本变化。
战略学大师克劳塞维茨讲过一句话：
军队的精神力量主要来源于两大因素——苦难和胜利。
当然，他讲的是军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样的。
没有苦难，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军队就没有坚忍没有积聚，只有在苦难中才能完成力量的积聚。没有胜利呢？没有胜利就没有激情，没有尊严。
共产党不是命运的幸运儿，它是最英勇、最顽强、最能奋斗、最富有牺牲精神的一支队伍，所以从1921年成立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28年以后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的胜利。而这样的胜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精神洗礼，是任何说教、任何精神财富都不可比拟的。
现在有一种论调，主张中国要“告别革命”，甚至辛亥革命也不应该搞。认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可以不流一滴血，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早已繁荣富强了。
持这种说法的人至少有三个失误。
首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中国当时在大革命时期，宣称这一潮流根本不该发生的人，充其量不过扮演了坐在岸边一哄而起、随后一哄而散的看客角色。
其次，永远不要以为腰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最后，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皆兼备物质、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和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获得的绝不仅仅是表面的新中国建立，也绝不仅仅是现在物质财富空前的增长，而是中华民族经历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
在未来，我们怎样继承这笔辉煌无比的精神财富，将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最根本的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