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读书笔记
在讨论女权书籍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概念：解构主义。
1.什么是解构主义？
哲学上：现代主义是以理性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以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现代主义推崇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认为个体的微小叙事更具力量和真实。
2.背景
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女权运动的宗旨不应该只是得到男女地位的平等，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进行简单的反转。
解构主义反对的是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将人确定为理性的，永恒不变的主体，这也导致了西方的种族主义，即粗暴的，肤浅的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
解构主义反对二元分立。德里达认为二元分立是理性主义虚构出来的，德里达认为意义的本质是流动的。而西方传统的形而上思想就是把世界一分为二的看待。把世界一分为二之后，世界本身就被一分为二的定格下来，那么变化、差异和边缘也就被压抑了。
因为主体只有在对立中才能呈现出来，有了客体才有主体的概念，而男性想要作为人类的主体，就必定将二分的对方（女性）视为他者，视为非本真的客体，所以就有了主客的二分，并且在矛盾中不断斗争。
解构主义的方法是延异，德里达认为二元分立中的一项可以转换为另一项的延异，没有主客体的对立，通过这样延异的概念，二元不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转换的。
概念只是概念，不是现实，但概念能够成为说明和解释现实的有力武器。
——上野千鹤子
在了解这个概念之后，我将重点摘要这本书的四个部分：厌女症的普及、女性价值的体现、权力的色情化、如何和解。
《厌女》
一、厌女文化下的阴影和谎言：
《厌女》这本书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厌女症。有了厌女症的概念，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喜欢女人”的男人其实蔑视女人，为什么男人寻求比自己劣等的女人。当然，还有最值得被所有女性正视的，女性的自我厌恶。
这本书真正从底层逻辑让我了解厌女是如何产生的。我深刻的意识到自己曾经深深的烙有厌女的印记。例如我讨厌粉色不是出于对这个颜色的讨厌，而是出于粉色赋予的代表女性的文化意义；我中学讨厌穿裙子是对男性凝视的一种对抗；我的竞争意识也是厌女文化下的产物，因为潜意识里只有超越更多的女性才有资格和男性同台进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刻意让自己“去女性化”，独自走夜路锻炼自己的勇敢，避开女性多的场合，选择看起来和男性一样可以纵横捭阖的专业-国际关系（该动因并非100%），工作中更愿意和男同事合作等。为此，我付出的代价就是我越加讨厌自己的女性身份。同时，也遭到了不少女性的敌意。在厌女文化的笼罩下，为了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我从小就努力的向男性靠拢，最终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下的厌女者，并引以为傲的认为自己和大部分女生都不一样。想到这里我就很悲伤。
原文中讲到：
“厌女症之于女人即为自我厌恶，但女人也有可能不将厌女症作为自我厌恶来体验，其方式就是把自己当作女人中的“例外”，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为此，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女人，被男人当作“名誉男人”来对待，即成为“女强人”的策略。另一种是自动退出“女人”的范畴，从而逃脱被估价的女人身份，即“丑女”策略。或许可说，前一种是“往上走”的策略，后一种是“往下退”的策略。”
正如上野千鹤子书中所说：“女人的这种自视“例外”，只会重复生产对“一般女人”的轻蔑。她也许会被男性共同体接纳为“名誉男人”，但在表面恭维的背后，是她绝不会被认作“同伙”的现实。正如进入白人中产阶级社会里的黑人
书中讲述了强者是如何用这种策略对待弱者的：
这种例外策略也是在亲密关系中容易被伴侣提到的：你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你不物质，你不世俗。（此处翻白眼）
二、女人的价值体现
女人有两种价值，一种是靠自己挣来的，另一种是被他人（=男人）赋予的，后者的价值高于前者。
原文中讲到：
“我一直以为，男人是在与女人的“对偶”的关系中“成为男人”的。错了。男人是通过与男人集团的同化而“成为男人”的。让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是其他男人；承认一个男人“成了男人”的，也是其他男人。女人至多不过是男人“成为男人”的道具，或作为“成了男人”的证明伴随而来的报酬奖赏而已。
与此相反，让女人“成为女人”的，是男人；证明一个女人“成了女人”的，也是男人。
学业分数、女性分数、被女人接受的分数，三者的关系是扭曲的。女人的世界被这数种尺度分离隔断了。正因为如此，女人不会去建立一个像男人那样的、可用一元价值尺度测量的同性社会性的世界，也建立不起来。
因为所谓美貌，就是让男人发情、由男人估价的女人价值的别名。只拥有美貌资源的女人，表面看来是在利用男人（百合子从高中开始就以美貌为武器与男性朋友们一起设美人计行骗），可最终，只是被男人们彻底蹂躏，然后死掉。
女人那边就更好理解了。想把自己高价出售，不管是终身契约还是一次性消费，性质一样。想嫁名流富人的女人高估了“男人赋予给女人的价值”。正因为她们高估了，所以即使遇到家庭暴力，也不会从那个位置上退下来。她们害怕一旦退出那个位置，自己就什么也不是。据说，衡量男人成功的一个社会指标是拥有“美人妻”。其实更准确地说，是“花钱的妻子”。这是男人为了夸耀：我的性欲不是随便就能满足的，满足我性欲的女人需要花这么多钱来维修保缮。在美国，这被称为“花瓶妻”（trophy wife），是胜利的奖赏。于是，富人妻要孜孜不倦地花钱美容、保养着装，因为那是衡量丈夫地位的指标。她们通过这种方式，证明她是与丈夫匹配的女人。给丈夫赋予价值的，是她自己。”
讲到这里我想谈谈靠“技巧”获胜的女人，现在市场上很流行的谈恋爱的技巧，维护亲密关系的书籍，本质上还是在教女人如何适应男人的社会，而这些靠技巧成功驭夫的妻子，本质上已经完全沦为了他者，其背后隐藏着深深的被抛弃的恐惧。
三、权力的色情化
上野千鹤子和以福柯为代表的从事性现象研究的学者一样，是将性历史化，也就是将性“去自然化”，即解构将性视为“自然”的观念：
原文中写道：
米歇尔·福柯在《性史》一书中，列举了四项近代之后的“性欲望的装置”，如下〔Foucault,1976；上野，2002〕。
一、儿童的性教育化（pedagogization of children's sex）；
二、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hysterization of women's bodies）；
三、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psychiatrization of perversive pleasure）；
四、生殖行为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procreative behavior）。
让我们按顺序来看。“儿童的性教育化”，指儿童的性成为管理对象，尤其指对手淫行为的禁止成为儿童教育规训的一项内容。“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指女性的身体被视为性身体，对性欲的压抑被视为导致“神经病女人”的原因。“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指除异性间性器官接触以外的多种性爱方式被视为错乱反常的快乐，通过精神病理学将之视为异常。性欲倒错包括同性恋在内，同性恋在中世纪被视为道德上的越轨行为，但进入近代以后，被视为精神医学上的病理现象，成为治疗矫正的对象。“生殖行为的社会化”，指夫妻关系以异性恋配偶为正统，作为生殖单位被置于社会的管理控制之下。经由这四项对“性”的管理，达到社会对个人“生命”的管理，“生命权力”（bio-power）由此形成。上述历史变化，导致四类人群成为控制管理的对象：“手淫的儿童”“歇斯底里的女人”“反常性欲者”“马尔萨斯主义（生育控制之意——译者）的夫妻”。
正统的异性恋夫妻之间的性爱，由此被置于特权地位。夫妻性爱的特权化带来了两种变化。一种变化是，原本存在于婚姻内外的性，被限定在夫妻之间；另一种变化是，在夫妻关系中，性爱原本并非必不可少的纽带，但现在却被置于核心位置，即，“性家庭”（sexual family）〔Fineman,1995〕的诞生。
“为了更好地理解“权力的色情化”，萨德侯爵（Marquisde Sade）这个人物，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萨德登场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并非偶然。这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时期。“上帝死了”之后，填入那个秩序真空里的，是“自然”。于是，教给人们何为“原罪”的不再是“上帝”，而是“性之自然”。作为原罪的性，既是快乐又是惩罚。握鞭惩罚女人的，是代替“上帝”的父亲和丈夫。基督教的结婚誓词“侍奉你的丈夫如同侍奉你的上帝”，便显示了作为“上帝代理人”的父权家长的位置。“啊，上帝，给我更多惩罚”，等同于“啊，给我更多快乐”。于是，被父亲鞭挞的儿子必须感觉那是父亲之爱；被丈夫殴打的妻子必须从中感到丈夫的爱，为之魂销神迷。“
一对夫妻成为性别关系的象征，是近代社会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确立以后的现象。在重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中，婚姻完全不是对等的关系，连“对偶”关系也不是。妾是仆人身份，即缔结了专属合同的性工作者。对于日本的妻子，长久以来，性是“奉献”，是不能说不的“任务”，不是什么快乐。要是那些妻子知道了资产阶级的婚姻规范是“性快乐的权利与义务”，她们会怎么反应？”
戳破谎言
我将竭尽一生全力保护你。”这句话，当时击中了多少日本女性的心！如果你也是被这句话击中过的女人中的一个，那证明你也是将“权力的色情化”身体化了的一个女人。“保护”意味着将人关进围栏之中，终生支配。无论那个围栏是温室还是监狱，无甚区别。而且，当一个男人“保护”女人时，他的外敌常常是比自己更强有力的其他男人。同时，女人的爱有时也表现为服从与被拥有。“我跟着你”“一生也别离开我”，这种表达就是典型。女人只知道，“爱”就是“勤快地照料他的日常生活”，一旦喜欢上一个男人，就到他的住处去，为他打扫屋子洗衣服做便当。这正是近代家庭制度中的“照料照顾”的角色，女人的“爱”，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女人的此种举动，反映出主妇沦落为下层资产阶级的无偿家务劳动者的历史现实。若是贵族或资产阶级的子弟，女人一旦做便当，便应视之为侍女，而不配做妻子。
四、如何超越厌女症？
“关系的模式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活习惯在发生着变化也可以改变。所谓文化，便如同强制性地加在我们身体与精神上的模型，去掉这个模型，就像不穿整形矫正服就不能走路的患者，或许身心皆会坍塌。”
“可是，模型毕竟只是模型。既在变化，也能改变。改变生活习惯并非易事，但认识到那不是宿命而只是习惯，总是好的。”
——上野千鹤子
只要性别关系中还存在权力的不对称，女性之间的纽带即使存在，也与男人之间的纽带不可同日而语。关于是否能超越作者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因为很多女权主义者也有厌女症，但是也正是因为厌女，才有了斗争的欲望，走向了女权。作者在后著中写道：
“我有时不禁会想，社会学学者的职业是一种冤孽。因为我选择的研究课题并不美好温暖，而是让人愤怒、无法容忍的现象。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了探究现象背后的谜底，我着了魔似地投入其中。当然，在我陷入的过程里，自己也得品尝不愉快的滋味。这本书对著者是不愉快的。同样，对于读者——无论男女，尤其对男性——也会带来不愉快的阅读体验吧。因为，书里论述的是众人不愿正视的一个现实。而我用了整整一本书，就这样一个现实从头到尾、不厌其烦地谈。被迫阅读这样一本书，当然不会愉快。”
这句话我颇为认同，因为曾经的我也是社会科学中的“难民”。
整个阅读体验是极其不愉快的，时而捶胸顿足，时而惊呼，时而伤感，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解开了我的种种迷思。这本书超越了心理学书籍带给我的力量，让我深刻的意识到，女性的大部分心理问题都“得益于”厌女文化，也唯有女权才能治疗父权制带来的疾病。因为厌女的根源是性别关系的权力不对等。而不断学习和不断思考的过程就是将原来被建构的内容一点一点解构，最终形成无坚不摧的自我重构。学习国际关系的过程让我从宏大的叙事和集体的概念中解构了出来，而女权则是将我从父权制社会的模式中解构出来。然而，不得不承认，这个过程就是痛苦的。认识世界探究真相的过程本就充满艰辛，一点也不美好。但是，如果偷懒的蒙混过关不去学习这个知识点，将来必将为之付出代价。尤其，作为一名女性。
正如作者所言：
“无论怎么不愉快，我们都不能闭目不见的现实，就在那里存在着。而且还因为，我们同时也懂得，无论多么艰难，只要我们知道了那个现实，就有改变它的可能性。”
向上看，至少我们努力过！——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