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系列分析,作者得出了以下结论:欧债危机实质上是一场国际收支危机。简单说来,欧元区边缘国家因为生活水平高于其收入水平,因此有大量的经常账户逆差,需要从国际资本市场借钱来加以融资。这些借债虽然也是以欧元这种本币计价,但边缘国家事实上并没有无限的支付能力来偿债(因为它们没有央行的印钞机)。因此,当债务累积到一定的程度,边缘国家就陷入了债务危机。
这与一个国家因为外汇储备耗尽而无法偿还外债是一样的道理。而欧债危机的病根在于欧元区内部国家间的失衡。作为欧债危机中的“短板”,“欧猪五国”(“边缘国家”)的共性是在危机爆发前就已一直存在的巨额外部逆差。对应于“边缘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德、芬、丹、比、奥等“核心国家”却有如镜像一般地出现了经常账户顺差。“边缘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越大,“核心国家”的盈余也就越大。
在这背后是“边缘国家”的消费水平长期以来明显地高于其收入水平。这些国家过高的消费和福利水平令它们的需求不断膨胀,拉动了盈余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高增长,久而久之在欧元区内部形成了“核心国家”生产、“边缘国家”消费的外部失衡格局。
而边缘国消费与收入之间的缺口便表现为经常账户逆差,需要边缘国家从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借钱来为其融资。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逐年增加,造成了爆发国际收支危机的重大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意大利与希腊为经常账户融资的主体是政府,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国债明显膨胀。而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为经常账户融资的主体是民间,因此在危机前发生了私人部门的明显加杠杆,以及相伴随的资产价格泡沫。
欧元区内部国家间的失衡很大程度上是因欧元区的成立而起。货币联盟虽于 1999 年建立了,但区内各国的经济趋同却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实现的事情。各成员国在生产、消费和控制风险等方面的能力差异较大。但长期以来,市场忽略了这些结构性差异,而错误地从共同货币这个单一角度出发,将欧元区视为一个统一的信用主体。
受益于市场的“幻想”,“边缘国家”的融资成本大幅下降,并逐渐向德国趋同。这让它们大大享受了一番“廉价的午餐”,但经济也因此日渐泡沫化。同时,“核心国家”却也乐于见到“边缘国家”的消费水平蒸蒸日上,因为蓬勃的外需给它们带来了高速增长。
由此可见,在欧债危机爆发以前,所有国家都是欧元区内部失衡格局下的受益者。市场也只能看到欧元区内“遍地繁荣”的景象。这种假象让欧元区边缘国家在危机前可以轻松地为本国外部逆差融资,让失衡下的美景暂时得以维持。
欧元区的成立暂时消除了抑制失衡的经济力量——汇率。如果欧元区各国都有独立的货币,那么汇率的调整可以迅速在国家间重构平衡。具体来说,边缘国家由于贸易赤字庞大,外部融资需求很大,其本币会贬值,从而抑制其国内过于旺盛的需求,并增加它们的出口竞争力。
在更极端的情况下,逆差国还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强制调整经济结构。南美的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都有过这种在危机中重新回归平衡的经验。不过,欧元区各国并没有独立的货币可以贬值,失去了成员国间汇率的力量,结构失衡问题也就愈加严重。
最终,作者探讨了可能的变革,就是欧洲必须在财政与政治上更加的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欧元区需通过痛苦的结构改革,以及区内更加自由的产品和要素流动来消除国家间的失衡。另外,还需要建成包括财政联盟在内的一系列一体化机制,形成国家间相互监督的机制。这一过程走下去,最终会让欧元区趋于一个国家。
一体化需要各国都做出结构性的改革,消除目前区内国家间的不平衡。其中,逆差国需要降低消费,提升国际竞争力。这意味着大幅降低其国内工资水平、生活水平及福利水平,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通过更多的出口和更少的进口来使外部贸易达到平衡。各种紧缩措施是达到这一结果的必要途径。而顺差国也有责任,它们需要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
《欧元陷阱》是一本2014年出版的经济学书籍。但即使到了今天,很多结论依然成立,其对货币联盟的体系建设和背后的逻辑,依然对今天的中国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