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①本书上启鸦片战争，至中山先生去世为止，对近代八十余年的历史做了简要描述和详尽分析，除了包含同名作品外，还附有“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琦善与鸦片战争”两篇短文。
本书作者蒋廷黻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外交家，南开历史系的创始人。他早年就读于哥大历史学系，受到了进化史观的影响，带有明显的近代化史观的色彩。
他于1938年写就的这本小册子，是非常早的用近代化史观来剖析中国近代史的作品，对费正清、徐中约等后辈的研究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②读本书最大的误区就是觉得它“平平无奇”，“很多观点都和初中历史课本无异”。
但这才是本书真正的伟大之处。因为本书中的大部分观点都是蒋廷黻首次提出，并且为后世接受，甚至载入历史书的，可以说他为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换言之，如果说我们了解近代史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蒋廷黻就是第一个巨人。
我们更无法无视的是本书作于1938年，虽然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些历史事件已经盖棺定论，但彼时中国面临的困局，实比前者更加危险。蒋廷黻能够身处时代写时代，跳出时代看时代，确实无愧于“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费孝通语）
③我们这种普通人，对历史人物有一个经典的误判：喜欢简单的把历史人物分成好人坏人，忠臣奸臣。并且喜欢把主战的统一认定为忠臣，把主和的统一认定为奸臣。
这种逻辑套用在岳飞和秦桧身上，当然再合适不过。
但君不知寇准先主战后主和，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稳定宋朝疆界一百年。
汉朝对匈奴先求和后开战，才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而慈禧向十一国同时宣战，终至《辛丑条约》
可见，是战是和，与是忠还是奸本无关系
林则徐和琦善这一对也是如此。
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两者一主战一主和，我们所受的教育也确实将两人定义为忠臣和奸臣。
④但作者认为，林则徐虽然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禁烟的民族英雄，但他在战争前夕并非知己知彼。且他在开展前被道光革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去世，使得他刚好错过两场战争。作者认为这是他的“运气”。因为就算是他亲自指挥两场战争，对战争的结局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而一旦如此，恐怕世人对他的评价就要改变。
而且。林则徐从广东被罢职后，不久后就被起复，历任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但他只把自己的思想说给魏源，而从来没有公开提倡甚至试点改革。作者认为，这是他畏惧士大夫的清议，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而琦善之所以主和，是因为他比林则徐和包括道光在内的朝廷都更加清楚中国与英国军事实力差距之大。真实的琦善在任期间其实着力整饬了军备，而他后来在直隶总督任上禁烟的成果也远大于林则徐。
所以作者认为，中英的问题，论审势，论知己彼的功夫，琦善无疑地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所以琦善大声疾呼主和，而时人斥为媚外，或甚至疑其受英人的贿赂。
⑤一百年前的中国与西方存在着太多的“跨服聊天”。
如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和西方就已经不平等：中国人从来都不承认西方国家，以至于不承认有“国际”的存在。无论是乾隆年间马尔嘎尼访华还是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其实一直追求与中国的平等。
在对不平等条约的看法上两者也同样存在偏差。
如《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约定：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在这些条款中，当时的清廷最不能容忍的是五口通商和割地，而在现在来看同样重要的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清廷却毫不在意，甚至曾授意大臣可“完全不要关税”但必须“寸土不让”。
而在《辛丑条约》中，相比两亿两的巨额赔款，清廷更以外国公使驻京为耻。
包括中法战争、片面最惠国待遇、对朝鲜的态度等等都是如此。
作者评价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是由于我们的无知，一是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以至于我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⑥我详细查了作者的生平。他一生为国为民，经世致用，虽从未加入任何政党，但始终将孙中山奠基，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视作能领导民族复兴大任的中央政府。
是以本书对三民主义大家赞赏，对共产主义只字未提。
纵使博古如蒋廷黻这样的人，他能将所处时代之前一百年看得那样通透之人，仍然看不清自己所处的时代。
⑦【摘记】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过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成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