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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为己:传统的中国教育》读后感

2020-12-23 09:47:53  本文已影响人 

《学以为己:传统的中国教育》读后感

对于一本书的读后感,我是有自己的体会的。我觉得正如“一百个读者心里会有一百个不同的哈姆雷特”这句话所阐述的:读一本书最重要的是个人的体会。

本书的作者李弘祺教授无疑是教育学专家,但他所说的也是他个人的研究体会,我相信他是对的,因为我阅历有限没有更好的体会。但只是为了复述其整本书的重要内容,就像是书摘,重点集散,那样就没有什么意义。

就如同一篇文章,我们总以为说的是真理,包含着正确的答案最重要。但从我的体会来看,叙述的方式让人感觉到舒畅,行云流水,同时包含着自身真挚的体会与情感,这样的文字才真正具备着价值,才不是千篇一律的口水文,而是只属于我的,包含着自己的努力付出,认真思考后的思维结晶。

《学以为己》读后感

我现在自认为是比较喜欢看书的,常常一个人捧着本书能静静地待一整天。可在大学以前我就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记得初中毕业看完它后,高中每次写作文就从里面套内容,那时的作文感觉可真难。

渐渐看书多了,选书的喜好也慢慢在改变。看书初始,我沉迷于名著小说,依着兴趣我几乎把之前常听到的名著翻了个遍,其中《平凡的世界》是我看的第一本,也是最入迷的一本。暑假的那一个星期,我就盯着手机的小屏幕一页页的翻,废寝忘食应该不为过。

慢慢我开始被一些畅销书所吸引,反思着自身的一个个小问题,然后渐渐转到心理学,哲学,其中《九型人格》与《伦理学》我认认真真看了近六个月,应该说对我的性格以及心态的转变有着很大的帮助。之前我是个急性子,手头必须得忙点什么,一旦闲下来,心里便会生出忧虑。但现在,我更享受事情完后,静坐着思考的时光。

看书的过程中我领会了很多,也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但零散地阅读,其实效果是很有限的。现在我也渐渐偏好主题阅读,就一个方面的问题找到多本书尝试去解决。我感觉相比于自己找资料从各种现象中发现问题的关键,直接从书中寻找答案更符合我现有的能力。遇事有自知之明也属于一个小小的领会吧,毕竟做了能力范围外的事,啥结果也得不到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学校教育是自大学以来自己一直关心的主题,其对中国每个家庭而言都是无法回避的存在。随着阅历的增加,现在回想自己以前的观点,必然是理想且片面的。当然,以后再回头看今天的想法,又难免偏颇而故作深沉。可正如我在前言里说的“一本书的读后感重在个人体会”,我无意于去总结出一个标准答案,可能这样我永远也写不出任何东西。我只是想阐述下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从学校里一步步走出来,再回头看看中国古代读书人走过的路时,心中的一点感悟。

早在商周时期,国家即存在类似学校的教育机构,它们主要为贵族子弟服务,其目的也很明确:为君王治理国家培养人才,同时教导学生贵族的社会礼仪,使其更好的融入其中。

待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博采众长编撰“六经”,以此教导学生,开私学之先河。孔子是第一位系统地,有条理地阐述了教育的理论与价值的大思想家,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源头。其教育理论经由后代儒生发展解读,逐渐形成以“四书五经”等经典著作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并主导着中国教育数千年的发展。

我无意于去弄清中国教育的详细发展史,这对我简直太难了。我只针对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主要问题,以及与此问题有重要关联的部分深入阅读思考,也就所得抒发自己的一些感受。

1. 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目的主要从两个方向阐述:一个是教育的个人意义,另一个则是教育的社会目的。

中国系统性教育思想源于孔子,因此孔子对于教育的个人意义看法也深深影响着后代学者。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他心中学习是一件极私人的事情,个人依着兴趣通过学习明白事理,弄清自身的疑惑,同时享受着学习的乐趣,自得其乐,这是孔子认可的最好的学习状态。

乐学精神在《论语》中经常被提及,开篇第一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深信“乐学”是他所有教育思想中的核心要素,也把“乐学”的荣耀授予给最钟爱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作为儒家重要影响人物--孟子同样深信乐学的重要性:“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这种精神也被道家庄子一再强调,大家肯定听过《庖丁解牛》的故事,文中“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无疑包含着一种韵律的美感。个人与追求理解的对象融合为一体,而得以悠游于其间,也是庄子对学习最高的期许。

学习无疑是真知的途径,而乐学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可学习的内容如何确定呢?其实答案仍藏在“乐学”中。

回顾中国的教育史,由于科举考试将“四书五经”视为官方教材,因此整个教育史几乎全围绕着儒家经典展开。经典中固然含着儒家思想精粹,但这是孔子想要的结果吗?显然不是。简单来说,多数人十年寒窗苦研儒经,不是因为兴趣,而是受功利驱动。不求甚解已是常态,乐在其中就更难了。

那么最好的学习内容是什么呢?我的体会是:依着兴趣,自我摸索。就如同登一座书山,若把登顶类比为最终成就,那么最好的方式便是不停地向上走,并乐在其中。登高的过程中,你会看的更远,其中美的东西你终会遇到,而重要的部分你也别想绕过。如若你疲了倦了,亦或在远望中发现了另一座更美的山,大可以奋不顾身地冲过去,一览其风采。不怕你朝三暮四,只要你不停下来,站的够高的时候,那座重要的山总会在不经意间引入眼帘,以别样的姿态吸引着你。怕只怕你被迫着来到一座你不喜欢,甚至讨厌的大山前,然后不断尝试,不断地受打击,想换个喜欢地方却被告之没有选择,最后竟对登山这件事也彻底失去兴趣。到那时再完善精致的规划也只是一纸清单,静静地安躺在明年的计划表里。

孔子十五岁志于学,到七十方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如果想要给如此长的学习旅程定一个学习内容规划,以当下知识体系的复杂程度完全可以做到,但这也只能填补时间,而无法保证其效果。孔子博采众长终成一家之言,身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教育家,他结合自己一生的学习经历,将“乐学”置于教育的核心位置,直到今天仍是教育者们的共识,正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那么兴趣又将引导自己去何方呢?

如果依着乐学精神简单推理,那么学习的最终方向应该是因人而异的,正如毛姆《写作回忆录》中所提到的“生活之美就在于此:每个人的行为都应该符合其天性和职分”。但因为孔子与孟子最终理想都是和谐社会的实现,并且相信个人道德的完善乃是良好社会的基础,采取的措施则奠基于个人教育,因此不难理解儒家为何将个人道德的完善视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并且认为最高成就是成为圣人,至少则成为君子。

与此同时,孔子提出了与道德教育相匹配的“德政思想“,选用德才兼备的人参与政府治理,在处理政务的同时作为民众的道德楷模,教化世人。这份政治理想现在看来无疑是很理想化的,在孔子所处的战国时期虽不被重视,但自汉朝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至清朝科举选官制度被破坏前,近两千年历史里,其选拔贤才进入官僚系统的思想一直主导着政府选官制度的制定。

从汉朝的察举制,依托地方官员的实地考察发掘贤才。到魏晋时期,地方设中正官对辖区人员评级上报中央。最后慢慢发展至隋唐年间兴起的科举,以笔试来保障选官制度公平。虽因道德层面难以考核,举荐制度更容易导致权利腐败,以致后代制度主要以笔试为主。但考生想要获得考试资格,也必须通过基本的道德审查,简单来说就是家庭成员至少没有犯罪记录。另外笔试的内容也以儒家经典为主。从中不难看出主政者对贤才的渴求,以及受制于现实因素下,对个人能力与道德两方面的尽力调和。

当然,于国家治理者而言,吸纳人才进入官僚体系,不断完善政治制度,是政府治理能力的保证。国家教育则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主要责任,但政府对教育的期盼不仅限与此。至少从汉高帝或他以前设立所谓“三老”开始,君主就已经意识到,统治一般老百姓除了要用武力、官兵的力量之外,最好也必须借用教化的方法。英国教育学家密尔说的更直白些:“国家的一般教育只是一种手法目的在于把所有人型塑成同一个样子。”这似乎能解释为何汉武帝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后来的科举制度从多科会考,渐渐演变成只剩进士一科,同时考试内容也仅限于官定版本。无疑一群相似的人比起想法各异的团体更便于管理,社会也更趋和谐。

以前的我回顾自身教育经历,对公共教育要求太多。其实标准化教育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基础,在可承受能力范围内尽力实现教育的普及。精英化教育自古以来都只属于少部分人,不仅限于中国。

2. 教育的制度

形塑中国教育制度史的一项决定性因素,乃是政府选拔官员的方式。教育不可能不受学生的社会流动志向所影响。学习虽然有其本身的价值与目的,而且学习者也应该尽情享受学习本身的乐趣,但大多数人仍然希望透过教育取得生计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实质的政治势力。中国也不例外。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各地诸侯迫切地希望富国强兵称霸一方,对人才的渴求促使君主礼贤下士,形成丰富的“养士文化”。同时民众为获得统治者的赏识,努力发展自家学说,成就了“百家争鸣”的文学盛况,直接导致了私学的繁荣。西周时期的官学机构,至此已然没落。

待到四海归于一统的秦汉时期,无论是为了真理亦或利益的“百家争鸣”,在君主看来都是扰乱社会心智。因此独取一家成了两朝统治者一致的选择,不同的是选择法家的秦,历二世而亡。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却造就了空前盛世,享国四百零七年。这也成就了儒家历时两千余年无可撼动的地位,其政治理念也深深影响着历朝选官制度的制定。

中国史上第一个较完备的选官制度便是汉朝的“察举制”。在此之前,夏、商、西周主要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但才干出众的人。而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主要依据。

察举制源自汉高祖的求贤诏,他下令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后经惠帝,文帝时期逐步完善,最后到武帝时发展完备,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甚至规定举荐者要对被举荐人负责,若实际才能与举荐不符,举荐者会受处罚,力图规避举荐者权力贪腐。但事实证明察举制的问题正出于此。

“孝廉”与“贤良方正”都是察举制中的重要科目,从中不难看出个人道德被主政者重视的程度,这间接导致了民间对道德教化的重视,甚至出现了一些虚假、畸形的孝道行为。可道德行为是较难考量乃至查证的,同时二十万人口的郡县一年只有一名举荐资格,可想而知这份名单的分量。虽然被举荐者还需参加中央的复核考试,以确保有一定的政治才能,但这完全不妨碍举荐背后的权势交易。

察举制确实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人才,董仲舒即是其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让出身低下的士人也能参与到官僚系统中,实现阶层转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后汉时期,察举制度更多被地方世族操控,反而加剧了阶层固化,导致贵族社会的形成。

魏晋时期,由个人关系支配的贵族社会已然成形,门阀士族成为地方不容小觑的势力。为改变选官制度由士族操控的局面,同时避免士族成为反对势力,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折中策略,改察举为九品中正制。

由中央政府指派各州郡的大小中正官,再由他们对本籍士人进行品级的评定,评定主要从家世和行状(个人品行才能)两方面考虑,最终品级与任官等级直接相关。

从中可看出制度设立者的良苦用心:首先中央主权必须维护,所以中正官由中央政府直接委任,保证对选举的控制权;其次地方世族不能得罪,明面上评定强调行状,给普通人一些希望,但事实上此处描述只寥寥数语,可有可无。最终结果正如刘毅在《请罢中正除九品疏》中所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可即便如此,自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中正制仍存续约四百年之久。由此可见,科举制的设立与完善必须仰赖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科举建制于隋朝,经唐朝完善至宋朝成型,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以考试取士,不论出身。以科考取士极力避免结果被人为操控,同时藉由贵族子弟的参与将实力强大的地方宗族纳入政府的权利机构之中,巩固了中央政权的稳定。而不论出身,则第一次给了普通民众与贵族子弟同台竞技的机会,为其打开了一条向上流通的命运之河。

但值得注意的是,科举考试主要通过策文来考察学生对儒经的熟知程度以及娴熟的文字功底,即便贵族子弟有整个家族助力,从小跟随老师进行严格学习训练,考取进士的年龄也普遍在三十岁左右。而普通人家想要供养一个孩子健康长至三十岁已然不易,可想而知寒门出贵子的难处。唐代的考生大多数仍是贵族子弟,直到9世纪后的唐代中期,非贵族背景的考生才真正开始在官场上产生影响力,而这还得得益于雕版印刷的发明。当然此处的非贵族背景考生仍属于家里有资产的小地主阶级,制度的转变只是让人们换了一个赛道,入场也并不意味着晋级。

随着时间推移,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善以及书籍印刷技术的成熟,参加科举的考生日益增多,但官僚体系需求人员数量有限,科举也渐渐从一年一考变为两年一考,最终固定为三年一考不再改变。同时为改变科举繁杂的问题,王安石主政期间将常考科目从明经,明法,明算,秀才,进士等多科缩减为进士一科,考试内容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后发展为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对格式,字数,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

科举主要以考试结果取士,于广大民众而言是相对公平的选官制度。又正因为其应试方式让人们只关注考试内容,标准化思维方式禁锢思想而广为诟病。但由于国家授予少数科举进士不成比例的巨大利益,纵使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被逐渐破坏,通过科举获得晋升的人少之又少,仍吸引着全国士人前赴后继。直至1905年,清政府在国家危难之际,彻底废除科举。可持续一千二百余年的笔试文化注定在中华大地上绵延永存。

现代人们对于科举最为熟悉莫过八股文,最多的批判无非禁锢思想。范进中举的丑样,惹得人人唏嘘嘲讽,竟连“读书人”也含着明显的贬损意。可移步换景,演员依旧。对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故事,我们不仅熟悉,而且感同身受。有选择固然好,但对于没选择的人儿,任何向上的努力都值得我们保持敬意。


3. 教育的特色与反思


中国教育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是为政府(或社会)培植人才的教育,既陈东原先生说的“养士教育”。中央政府就像一个很大的唧筒,把资源都吸收到政府去,而把剩下的再拿来分给国民。传统的中国社会,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没有健全的私人领域,只能支持官方所订立的学术方针和教育价值。

大部分中国人的正式教育无非就是学习儒家整套经典及其注释,一般称为“四书五经”。另外,读书人也练习根据“四书”的经义和作文章的格式范例来写文章,后者就是所谓的“八股文”。而科举制度利用高官厚禄吸引应当具有崇高道德品行的人,也挑战了教育的道德目标。同时在长达一千年左右的历史里,科举塑造了一个只由单一社会流动管道所支配的社会。再加上其他许多以单一标准衡量优秀表现的方法,中国社会于是极度标举一元性以及价值阶层性的信念,而且全都奠基于一种绝对主义思想。

科举制度为了人们渴望表面上的分配正义而长久延续,让中国教育付出了独特而且无可估量的代价,至少在帝制中国时代绝对是如此。但同时,不能忘记的是上一个世纪中叶,以迄今日,仍然有许多中外的学者对科举制度推崇备至,甚至于认为八股文乃是训练作文的好方法。就如同硬币的正反面,在卷纸上描绘答案时,我们可以只画一面,但现实里始终是合二为一的。

人类以教育的方式来把自己所相信的、最好的、最宝贵的信念和经验传递给下一代,它的保守性固然由此而生,但是一个影响深远而历史悠久的文明,它的教育内容和制度必然包含着许多宝贵的遗产,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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