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我们仨》,路过一个长达万里的梦,又跟着穿越到那个不确定而质朴的年代,在那个才人辈出的年代,我竟先是浅薄地感叹那个年代成功真容易,好似只要出国留学,回来就是名校的外文系教授。
但又在心中批判自己,这是上帝视角,这是在这个年代“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评价,不由地反省了一遍。但是,又悟出了一个道理,人要坚持做少数人做但有意义的事儿。
作为以教育学背景自居的我,在阅读过程中首先惊叹于杨绛先生父亲在教育方面的开明,不是惊叹他对杨绛先生的教育,而是惊叹在那个年代能够在家人赞叹其外孙女钱瑗(即钱钟书与杨绛之女)从小便能识很多字时,会忧虑地制止让其过早识字的行为,就像他曾经对他的二女儿一样。
这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父亲杨荫杭(1878-1945)在1899年赴日留学,后又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必定是接触了先进的教育学理论,否则怎会有如此的智慧。
当今的父母,有多少在违背幼儿的成长规律,逼其“学习”、“识字”?
再说回《我们仨》,除了上面说到的反省和惊叹,随即带来的便是浓浓的感动。下面,我要摘录一些书中的文字。
158页: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防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这样的待人之道,我记在了心里。
164页: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让我感慨,如今的年轻人很多很早便有了稳定的居处,但家往往走着走着就散了;钱杨二位先生暮年才得一安顿的居处,家却随着他们在一起便一直在。
165页: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让我重新审视什么是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失去女儿、丈夫时杨绛先生是如何的痛楚,竟让她在书中感慨曾经自己的母亲去世时,她虽然痛,不知所措,但当时身边有人能够哭诉是何等幸福。
附录:
钱瑗手写的部分中提到:“一天我发现有几页大字上没有爸爸批改过的笔记,就怀着侥幸心理去以旧充新,他居然没有察觉。到第三次,他才发现,大怒,骂我弄虚作假,是品德问题。气冲冲地把文法书撕了,并发誓,再不教我读书。妈妈也狠狠地批评了我,还责令我把书补好。这以后我倒不再犯'混',老老实实跟妈妈学完了初中的代数、几何、化学、物理等课程。”
我看到这里,笑了,原来亲生的也会让如此有风度的学者做这等撕书的冲动行为。
人都是学着做父母,难免有过,学问再高也要从零学起,并在实践中不断校正。
但童年高质量的陪伴,一点不耽误钱瑗教授在病榻上追忆自己的成长写下的《我们仨》目录的第一章是“父亲逗我玩”。由此一窥童年游戏和陪伴的价值!也不耽误她的画作中很多是父亲的各种样子,有读书的,有搞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