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
除此之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2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
本书论述明朝此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十六世纪的历史而发的。
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绝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
3 申时行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的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践,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4 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也要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
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竞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5 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狭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
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
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
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好符合。
6 与海瑞同时期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
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8 在本朝的社会中,儒家的仁,类似于宪法的理论基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首先就应该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
9 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10 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