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文学最高的艺术——读莫言《蛙》有感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年，我为他高兴。我不认识他，但作为一个同代人，我为他高兴，更为国运昌盛而高兴。最近读了他的长篇小说《蛙》，这是第一次正正经经地读他的作品。
我们属同时代人，所以容易在心理上沟通和认同。读罢《蛙》，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段历史事实的艺术再现，它的力量恰恰来自其历史、文化与艺术的真实。
一
《蛙》以新中国近六十年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以一位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万心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再现了计划生育政策从推行到演变的复杂历史过程。姑姑年轻时是新法接生的积极实践者，经她之手接生的婴儿上万，被乡民称为“送子娘娘”；但她也成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铁面无私，带领人马对超生孕妇围追堵截，死在她手上的孕妇和小生命不在少数。莫言坦言，姑姑的原型就是他的姑妈，她当了五十年妇科大夫，接生了一万多个婴儿，但也有几千名孕妇在她手中流产，“两件截然相反的事，可以想见她内心的矛盾冲突”。
读完小说，我觉得莫言写的不只是姑姑一个人的命运，更是整个时代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命运。小说中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被迫引产的孕妇、执行政策的基层干部、夹在政策与人情之间的知识分子——都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求生。莫言说得好：如果仅仅是揭示一个奇人怪事，那就背离了初衷，“小说是写人，表现人”。正是这种对“人”的聚焦，使《蛙》超越了一般题材小说，成为一部具有普遍人性力量的作品。
《蛙》在艺术形式上也颇具匠心。前四部分采用书信体，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第五部分则是一部话剧。这种跨文体叙事避免了平铺直叙，使历史以更加丰富、多层次的样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书信的独白性让人物内心得以充分袒露，而话剧的超现实元素则将读者从具体情境中拉出来，促使人们站在更高处审视历史。莫言说得好，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不是历史文献记录。但正因为如此，它才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抵达了真实。
二
在文学批评方面，我认为文艺批评是进步的原动力，但意识形态化是不利于历史的进步与发展的。
《蛙》因为涉及计划生育题材，一度引起争议。然而有学者指出，无论题材选择还是政治立场都与文学叙事的成就没有多少联系。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小说在不质疑计划生育合理性的同时，又对人的生育本能给予了极大尊重，并由此引发叙述上的各种悖论。这种基于文本本身的批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批评。
遗憾的是，针对《蛙》的一些争议，已经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有人指控莫言的作品“侮辱革命先烈”“美化侵华日军”，这种扣政治帽子的做法，完全迈过了文艺批评的界线。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莫言在国内创作，他的作品创作于改革开放时期，《蛙》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获得了国内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中国的体制肯定了他的创作。以政治标签替代文学评判，以意识形态定性代替艺术分析，不仅无助于文学的进步，也无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凡谩骂、污蔑和人身攻击者，都是值不得关注的。人人有思想与说话的权利，但文明是文化的成果，也是现代人的标志。真正的学者，应安心做自己的学问，也可庄重地请教、与人商榷甚至批判以往的理论学说，但必须以尊重人为前提。
三
我以为，真实性是文学创作的第一原则。
歌德说，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在于它不是自然。但我要补充一句：艺术的生命，恰恰来自它对真实的逼近。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说：“我的演讲就是讲真话。”他把自己界定为“讲故事的人”，认为讲故事的目的是用自己的故事来表达对人生社会的种种看法，“歌颂真善美，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这种真诚的创作态度，贯穿了《蛙》的写作。
《蛙》的真实性不是历史文献式的真实，而是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莫言说：“剧本中的故事有的尽管没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但在我的内心里发生了。因此，我认为它是真实的。”内心真实——这才是文学最高的真实。小说中姑姑晚年的悔悟与忏悔，她捏泥娃娃以寄托哀思，她对“手上沾有两种血”的痛苦反省，这些情节或许没有在现实中逐一发生，但它们比现实更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时代中人的精神困境。这种来自内心的真实，正是莫言作为作家的良知所在。
江河日下，泥沙俱下。在这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需要以真实为灯，以尊重为本，在历史的复杂面前保持一颗清醒而悲悯的心。莫言的《蛙》做到了这一点，它为我们提供了一面真实而深刻的时代之镜，让我们得以在其中看到历史，也看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