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镜》读后感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传统的包办式婚姻一定会比浪漫的西式婚姻更容易破裂，前一种模式不存在浪漫期许带来的压力，而后一种里，妻子既要当圣母玛利亚，又要当妓女。
咱们东亚女还是没有选项C，无法拒当圣母玛利亚。因为梅兰妮总是更招人喜欢。等大多数东亚人懂得郝思嘉的好处，东亚文化才不会过分歌颂牺牲和贤妻良母。
每个男人在他一生的某些阶段总会意识到，有时是带着极度的沮丧:女性的需求和欲望超过了单纯的母性范畴。
如果一个男人能在意识到这一点时感到欣喜若狂，那很酷。有什么好沮丧的，女性竟然如此丰富又迷人，这样的对象，才有交往的必要。首先，大家得有个独立人格。长不大，就只会找另一个妈和大爹。
（话外音:那本被禁的书，书名就在讽刺一个遍地巨婴的国度。）
日本人是个礼貌的民族，因此多数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戏。
中国人是个爱面子的民族，因此多数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装bility.
日本人同其他人一样也有独立人格。但个人情感也只有在需要亲昵的场合（通常是酒桌上）才能得到发泄，这种时候迸发出的情感也许常常显得过于伤感，但那又是另一番做戏了。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分分钟演出一个假模假式的自己。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理想情况是形式左右人，而不是人左右形式。
怪不得我们总是被日本的匠人精神打动，切三文鱼的刀工、摔倒柔道对手时的利落、插花下棋泡茶的步骤……形式上的美有时像一个宗教，文艺青年往往是买单人群。那我宁愿做一个更加实事求是的人，注重形式大于内容，容易变成“装十三”。
在江户、大阪和京都的淫窝里，现实和幻想往往相互混淆。真实生活中的阴谋、丑闻和爱情断伤几乎刚刚发生，就立马被改编成歌舞伎剧院里上演的剧目。
底层演员们要如何承受未经消化的伤痛已经被搬上台作为公开作品的事实？一群不被尊重的故事讲述者们。
一段情事的高潮也许不在于销魂蚀骨的一夜云雨，而在于翌日早晨按照严格的审美规范进行的吟诗作赋。
在平安时代，一位风流倜傥的公子哥甚至给情人寄去了一只扫人兴的公鸡的羽毛，顺便还附诗一首:
如今它已死——
这只无情鸟
它的尖啼划破黑夜的宁静
可是黎明，哎，终究还是会来到
终止爱人们的欢愉。
好“轻浮”的贵族日常。
假如啊，我是说假如，达到“饱暖思淫欲”的生活水平，真的很难做到自律、博爱、关心粮食和蔬菜的。容易沦为舒适的俘虏，欲望的代言人。这么一来，一众欲望俘虏里有一位这么对“终止和死”有意识的公子哥，倒稍微去了一点油腻了。
从很多方面来看，江户时代烟花柳巷里的“浮世”延续了上述两种传统:儒家的双重标准以及平安宫廷内的装腔作势。与古代中国相仿的社情催生了对专业女性陪伴的需求。尽管日本人总的而言还是奉行一夫一妻制，但是儒家道德观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高级妓女的文化成就是市井小民的妻子无法企及的”。
宗教节日的传统功能之一，就是仪式化的打破禁忌。
蛮想打破沙锅问到底，请作者谈谈日本人是如何定义儒家的双重标准的。
我这么看:
儒家的普世价值命题，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抽象地看都是好话，合乎情理，近乎人情，但彻底贯彻儒学，却扼杀人的个性和自由。儒以理杀人。
中国古代的民伎，是一个古代女性在不能从政、不能参军、不能读书的情况下，除贤妻良母和尼姑外能找到的唯一社会身份。“伎”指专习歌舞等技艺的女艺人。“妓”是娼妓与女艺人的统称。卖身者有时要卖艺，而卖艺者有时也要卖身。所谓高级妓女，应该就是技艺高超到不需要卖身的程度的女艺人。譬如，汉代“色倾后宫”的赵飞燕，原为“省中侍使官婢”，即家妓。明末清初，董小宛、顾媚、李香京、卞玉京，一批“金陵八绝”女艺人，陈圆圆、杜十娘、高娃，也都是出了名的歌舞妓。艺妓的主要卖点在“艺”，从小接受严格的歌舞和其他特别项目训练，不仅要掌握技艺、还要掌握一定的性爱技巧，为上层阶级男性服务，甚至包括皇帝本人。
除了东亚，欧洲也出现过规模化的被国家保护的艺伎。雅典全盛时期，拥有才智和艺术趣味的希腊女性就成了欧洲艺伎。
“粹”是一种对规则敷衍了事却又从不真正触犯的做派，是一种直接源自妓院生活的审美观。
在禁断的感情和幻想世界之间，在合法的色情和违法的爱情之间，简单而言，在游戏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股张力，这股张力在前现代日本是流行戏剧和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
我很粹诶，非常底层和烟花柳巷的审美观，经常投射成柳永，更经常投射成柳如是。吊儿郎当改不了。
现代社会的条例是违法的色情和合法的爱情，前现代日本是反着来的。难怪读来欲罢不能又被怪气吸引。很天堂，禁忌之事成为正常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