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后感—党晓娟
鲁斯·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又极度喜欢新事物。”
19世纪60年代末，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日本民族在感知到自我社会的落后之时，明治维新改革运动浩浩荡荡推行于世。而在声势浩大又独树一帜的改变当中，日本人却始终坚守着他们的传统文化。由此观之，日本民族对其他先进文化有着极强的接受性，同时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始终抱有深刻的热爱之情。这使得他们的性格塑造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所属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日本人对待他人之恩：“天赋慷慨，始敢受人之恩”。意为：有能力馈以对方回报才敢接受对方的恩情。不能随便受人恩情，受恩定不忘恩情，指日定当予以回报。我们常在影视剧作品中看到“皇恩浩荡”四个字，用于表达对当朝皇帝的至高景仰。日本文化中也存有“皇恩”之情，他们对于皇的概念无疑是统治日本千年直至近代的天皇。在日本文化中，皇权和神权有着直接的联系，甚至可以将皇权视为神权，日本天皇即为神明转世，镇压邪祟，恩泽四方。 日本人不轻易接受“滴水之恩”，从他们极其担心麻烦他人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于他人的轻微的帮助与馈赠抱有极大的负担感，受恩必还是他们的信条。日本人“有恩必报”这一观念深入民族骨髓，赴死之人概莫能外。日本自杀率素来居榜前列，他们甚至有一片名为“青木原树海”的自杀森林。而自杀源自他们的尚武精神。最为让人惊叹的方式莫过于“切腹自尽”，这也是他们武士精神的极端体现。可即使切腹自尽也没有常常出于民间，大都源于日本古代贵族阶级与武士。如果对于天皇的承诺没能实现，切腹自尽是他们用以洗刷罪孽的方式。这也从侧面可以看出他们自我意识里对于皇恩的重视。由于辜负圣意，与“恩之当偿”背道而驰，自尽成为他们洗脱和逃避的方式。“无颜面对”成为他们恩不能报时羞愤难当的说辞。
用静若处子和动若脱兔来形容日本人的性格特征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这也极其准确地描述了日本人在行动方面的特征。今天的日本茶室生意依旧兴隆，他们的艺伎文化也照样流传，这是他们喜静的一面。此外，大和民族是一个善于倾听的民族，这是大家的共识。乐于倾听且不急于发表自我观点，他们的民族特性养成了他们对其他文化的超强接受性和学习性。军国主义思想作为明治维新后日本向外扩张的理论支持，开启了日本民族血脉中黩武、残暴的一面。日本自古有武士精神，讲忠诚，讲名誉，善学习，善道义。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只追求岁月静好，坐观潮汐起伏、日出日落的民族。日本的武士精神常常被用于与西方的骑士精神做对比，两者都是受到宗教信仰影响，由统治阶级发展传播的思想。日本武士精神受到孔儒思想和释家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来，是日本武士阶级赖以生存的行为准则。而骑士精神则更像是贵族阶级用于表达自身高尚品质的信仰，它受基督教条影响，传播广泛的同时，受限于阶级因素，形成了崇尚个人的行为方式、荣誉观和道德准则。后者常常被人称赞，而前者因为对待生命的冷漠态度而受到贬斥，但两者兼具的是所属民族的尚武精神。明治维新之后，军事立国、军事强国思想成为日本民族军事力量飞速成长的支撑，也重启了他们已没落的武士精神。
本尼迪克特说道：日本人都拥有的特点是把品德没有一点不足作为骄傲的资本。日本文化中对品德的重视与中华文化对于道德的重视比起来也不遑多让。它表现在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上下之分、等级森严到日常用语的谦敬之分。他们十分谨慎地对待有关自身修养、涉及道德与信义的繁琐小事，他们害怕麻烦其他人却又在别人寻求帮助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源于他们对于自身修养的至高追求。日本的本土宗教是神道教，它受到东西方宗教的影响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宗教体系，他们的神明也并非全然没有道德缺点，但在他们的神话故事之中，犯了错误的神会被贬入地狱，遭受到业火煎熬。这也变相地加剧了日本民族对于道德追求的敏感性，即在道德层面不容过错，犯了错误的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即便是神也不例外。他们有句流传广泛的谚语，“举头三尺有神明”，而这里的神明则是指品德高尚的神。意为人在人世间所作的一切都有神明监督，所以应该谨小慎微地面对外在的世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日本民族对于道德的要求与追求。它不仅仅来源于自身，同时来自外界。《菊与刀》让我们对日本社会的发展、社会学文化以及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的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传统文化是其基调。通过阅读《菊与刀》这本书，我们能有机会对不同国家社会学文化进行探讨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