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者的抉择》读书笔记——王明珂
王明珂，著名历史人类学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1983），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1992），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员、2017-2020年曾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2014年当选为“中研院”第30届人文社会科学组院士、2023年起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毒药猫理论：恐惧与暴力的社会根源》等。
前 言
王明珂对于该方面的研究始于1995年的羌族研究，并关注历史记忆、族群认同、边缘研究等议题。本书考察汉代匈奴、西羌、鲜卑与乌桓等早期游牧社会，以期推动游牧社会史的研究，并借助汉晋时期的历史文献，深化对早期游牧社会的理解，进而促进游牧与定居农业两种文化人群之间的相互了解，对汉蒙、汉藏等民族关系有所贡献。
本书主要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对中国早期游牧社会——汉代的匈奴、西羌及鲜卑与乌桓进行考察。并结合历史学、考古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比较研究草原与高山两种游牧文化，列举中国地区北方与西方不同的形地势及其生态条件，决定两种迥然不同的放牧经济及其如何塑造迥异的社会形态（匈奴的“国家”、西羌的“部落”、鲜卑/乌桓的“部落联盟”）与历史轨迹。并在书中说明汉代中原王朝与其北方游牧部族互动曾造成三种不同的华夏边缘，也是三种人类生态本相：蒙古草原的匈奴、甘青高原河谷的西羌和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后续的一些模式化历史事件，许多都可溯及形成于汉代的此三种华夏边缘。
根据研究，王明珂推断出中国北方草原牧民，由匈奴至蒙古能常聚合成大型帝国具有一定必要条件。认为“游牧”不只是一种生产、消费与交换的经济手段，还需要特定的社会组织、社会价值观与之配合。在这社会组织与价值体系下，基于种种情感、动机，与外在世界人群互动产生种种言行与事件表征，这些表征强化原有社会体系，或导致社会变迁。
重要议题及主要内容
首先梳理西方人类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及与本书有关的议题，即游牧经济的人类生态意义、游牧迁徙模式与季节节奏等，也探讨游牧究竟能否为一种能自足的经济手段，为何游牧社会内部极端分散、各自为主、人群关系平等，但有些出现游牧国家与胁迫性政治威权等问题。
接着辩驳早期西方学者对于欧亚大陆游牧起源的观点，结合考古学、历史文献，梳理了公元前15-前3世纪中国北方的人类生态与社会变迁，对内蒙古中南部与陕晋之北、西辽河流域与燕山地区及甘青河湟地区进行研究，指出受气候环境的影响，所在地区人群的生计选择是为了能够生存，并发展出特定的社会组织与社会价值体系。而对古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起源进行探讨，也是对各地“专化游牧业”形成过渡的探索。此过程受“外部因素”影响很大，但重要之处在于人们为此付出的如何选择、创造及组织各种因素以形成其“专化游牧业”，其形成也涉及各层次人群认同与区分，包括社会结构的变迁。
在三至五章，作者利用汉晋时期的历史文献，探讨为何西羌是一个个分散的“部落”，乌桓和鲜卑进入中原前是“部落联盟”，匈奴能建立起“国家”组织？认为各种狭义的“游牧”经济活动的确无法自给自足，需要其他生业补充，这都是在本地生态区内获得资源的手段。西羌倾向结成一个个平等自主的小型游牧群体，在必要时暂时组成较大群体，贸易与政治性掠夺是向外扩张以得到资源的办法；匈奴与鲜卑，接触的多是定居城邦、国家或不同环境生态的游牧群体，涉外事务复杂，因此需组成较大的政治组合以对应。
上述三种环境的游牧人群，其游牧生计及其与汉帝国间的互动成为一种模式，在后续中国北疆历史中延续变迁。在特定资源环境与人群互动下产生的种种华夏边缘称为“历史本相”，它不断产生类似的历史事件，即“历史表相”。认为历史事件，无论是否符合一些历史发展模式，都是历史表相，产生于历史本相（某种历史本相下人们的企图与行动抉择）。二者的关系：表在本中产生，本因表存在。随表受本影响，但在“人”的行动抉择下，不尽然应和本相，有时违逆并修饰本。历史研究的一个要旨是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探索中，尝试认识造成历史事件的历史本相，更重要的是“人”在历史本相下的顺服、违逆等行为抉择。
匈奴“国家”成为其争取和维护资源的常态性政治组合，也有其内在矛盾，这使得其游牧本业受到极大损害，破坏游牧经济中分散、分群、平等自主原则及人力运用的平衡，这也是该政治体最大的弱点。
河湟的西羌部落，其竞争对手或向外获取资源的对象都是其他西羌部落。这使得部落成为保护其生存资源最重要的政治社会组织，部落的分枝性结构和平等自主原则，使得各小群体有能力自作抉择，以求在环境中生存。该情况下，任何超部落的政治结合都是短暂的。
乌桓与鲜卑，其辅助性经济、游牧社会组织和领域观念不同于上述两者。其联盟的主要功能为对外获取资源，与匈奴不同的是对内的控制不怎么严格，并不维持部落内的秩序，让内部各游牧或半游牧群体自作抉择。这能避免“国家”对其内部群体移动力的限制与羁绊，又在共同追求外在资源的行动中减少“部落”内斗造成的耗损。更大的长处是其包容力和转变力：能将纯游牧部族和半农半牧甚至纯农耕人群结合，也因内部群体成员和外在资源环境的变化而转型。这导致在不同时空下，其成员内涵和政治社会组织形式有差别。
结 语
边界·移动·抉择
一、边界
最主要最基本的所存在的空间，对于人来说，是得以生存的资源环境边界。在该边界内，人利用种种办法利用有限资源，同时设法突破自然环境对人类造成的边界。其中的一个突破是利用草食性驯养动物的游牧；其次利用种种生计手段利用环境资源，人类普遍以“结群”方式分配、争夺与保护资源领域，这造成一种“边界”；在家庭、部落与国家内部还有些次群体，这也存在边界；各人群群体内还有性别与阶级边界。
种种边界的维持，也是维持一种秩序。边界维持依赖于人类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制度、意识形态及其施于个人的威权，是将个人约束在“边界”内最现实的情境与力量。边界维持又赖于支持此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记忆；相信“历史”，生活在“历史”中，也使得接受“历史”造成的社会人群边界。人群边界的维持，又赖于神话、宗教信仰。边界与秩序的维持，又赖于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些历史叙事与道德规范，这些规范人们的社会性书写与行动的文化，产生合宜的、遵从种种边界的文本与行为。
二、移动
在本书中提到的游牧社会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边界”，而是人们在其间“移动”与因此导致的边界跨越。上述民族跨越边界的能力与方式也存在区别，牧人的移动力，主要来自其主要财产（牲畜），来自其生产方式不固着于土地，来自其“作物”随时可收割（牲畜）无需等秋收。人畜在空间的移动力，让其有能力突破其他社会“边界”，或因此造成社会群体认同上的“移动”。
匈奴以“国家”维持及扩张其势力所及的资源边界；西羌以“部落”维持与争夺各河谷的资源边界；乌桓与鲜卑的“部落联盟”是种容许某种程度“移动”的组织。牧人的“移动力”常造成匈奴国家衰败，或西羌部落解体，也使得乌桓与鲜卑不稳定，不同的是乌桓、鲜卑是最成功的边界穿越者（因资源空间及成员的改变，其部落联盟常随之转变为草原国家，或成为统治华北的华夏式政权。
三、抉择
平常的知识忽略了许多的个人与小社群在社会情境中的行动抉择，这常造成历史变迁。这许多人的抉择突破种种“边界”，使得“边界”成为“边缘”（边缘：一种人群认同与文化边界模糊的情境，边界的模糊使得人群认同与区分变得重要，与认同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受人们争议、夸耀、攀附、模仿）
但不是所有人或人群都有同等抉择以跨越边界的能力，社会群体组织、制度让人困在边界中，使得缺乏抉择能力；社会威权、奖惩、规训让人畏惧以难以突破边界的抉择；接受社会建构的神话、宗教、历史知识、道德规范、舆论等使得人安然处于社会边界内；信仰与知识将现实变得理所当然，人们因此安于宿命。
北亚游牧人群与汉帝国的互动可理解为，被隔绝于华夏资源边界外人群集结为种种政治群体，以分享、竞争本地资源，或尝试突破华夏资源边界。
四、认知的边界、移动与抉择
种种“边界”不只存在被研究者中，也存在与书写者、研究者之间。
若游牧经济及游牧人群与汉帝国间的互动是一本相，可将匈奴、西羌、乌桓与鲜卑，及与汉帝国间发生的事件当作镜面的“表相”；比较史籍对这些游牧人群不同的描述，分析为何与汉帝国有不同互动模式、发生不同事件，像在左右移动凹凸镜片，由镜面变化观察、了解下面的“本相”。
希望借助对情境、结构与人在其间的情感、意图与行动抉择的了解，创造对所处“情境”有反思力因而有“抉择”能力的知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