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百年》读后感
今天终于读完了《激荡三百年》这本书。
这本书讲的是从西晋结束魏蜀吴三国混战到隋朝再次统一华夏这一段的历史。
在章节的安排上能够体味出作者的一些思路。
大的章节脉络是根据历史发生发展的先后顺序。如后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如果同一个时段，南北东西政权并存，则镜头是先讲北，后讲南，先讲东，后讲西。如东晋十六国则先讲十六国，再讲东晋。南北朝则先讲北朝，再讲南朝。讲十六国及北朝时则先讲东边的一些政权，再讲西边的一些政权。
在大的脉络下，再以每一段聚焦若干个突出的历史人物的故事丰富其内容。如第一章后三国时代就讲了司马懿，钟会，刘禅，竹林七贤。第二章从一统走向崩溃就讲了司马炎，司马衷，贾南风，祖逖与刘琨。
单看某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都是完整的。但其他历史人物也会出现，因为这些历史人物本身就同存互动于历史故事发生的当时。因此看完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再接着看下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到某些情节被重复叙说。这种重复反而能够让读者感觉到上的历史人物的故事和下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存在着一种联系。
也就是说，当读者阅读某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的时候，该历史人物就是主角，其他出现在故事中的人物都是配角。而作为配角出现在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中的某个历史人物，则其故事被单独一节进行叙述的时候，则又成为主角，其他在其单独的一节故事中作为主角出现过的历史人物又都成了配角。
主角也好，配角也罢，这些被挑选出来被讲述其故事的历史人物，都是那个时代舞台中央的人物。
这些历史人物都想掌握最高政权，或者成为掌握最高政权者追求掌握最高政权实现的历史过程中的或文或武方面的帮手。有些人实现了，有些人失败了。有些人实现了以后做了几年皇帝又被取代。
有些人不愿意同新的掌权者合作，采取了各色各式的方式。有些直接起兵反叛，有些则不愿意被笼络，有些则直接辞官归隐。
不管谁掌握了最高权力，作为当时社会中的一员，从平民百姓到士族都不可能不受其政权制约或影响。
平民百姓要在掌权政权确立的秩序下发展生产，交税并服役（劳役、兵役等）。宗室、外戚、宦官、士族等则分掌某些权力，甚至是觊觎取得皇权，改朝换代。
在乱世中，一个人甚至可以在有生之年实现从奴隶身份到皇帝身份的逆袭。
这其中不免有怀抱崇高社会理想者，试图通过掌握最高政权，然后去施行按照其社会理想去改造现实社会的种种举措。但更多的则是为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日子。这种好日子靠冒险实现，或者靠向各级当权者投靠实现，但最终都是靠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掌握从而制定经济游戏规则对广大底层人民进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剥削和压迫实现。
人人都想过好日子，人人又都想比别人更快过上好日子，人的欲望的无止境，生产力的发展进步，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劳动成果的相对稀缺等等，不可能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过上一模一样的好日子。
每个人都想过上好日子，这个事儿的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是想过上好日子的每个人。
每个家庭都想过上好日子，这个事儿的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是想过上好日子的每个家庭。
想过上好日子的每个人，每个家庭，不能幻想，寄希望于出现一个好心人，强人，平白无故地就以实现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过上好日子为其人生追求和目标，奋斗一生去实现这个追求和目标。
不否定，有秉持这种社会理想的人存在，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正常思维是什么呢？ta做这个事儿，难道真的只有公心，而没有一点点私心，真的就大公无私，公而忘私。
ta有没有可能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公报私仇。
我们最好假设人性都是自私的，然后从这个前提假设出发，去理解一个人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心理，思想及行为。并看ta是否有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公报私仇的心理，思想及行为。
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人心是深不可测的。
社会这一群人，在追求物质和精神的自由方面是一致的，但是不能是没有社会规矩和规则的。在没有规矩和规则的情况下，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可以无规矩，无规则地去追求物质和精神的自由，社会就会乱。
怎么让社会不乱呢？历史地看，就是建立一个统治秩序。尤其从中国历史看，呈现出治乱交替的特征。
治世也好，乱世也罢，无非是世道的一种状态，我们知道这种世道的状态不论持续多久，最终都不会不结束。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度思考，是什么力量使得社会的世道从治到乱，又从乱到治，其机制及机理是什么呢?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和持久和平呢？能否跳出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律吗？
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一句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极具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名句，要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张养浩在途经潼关古战场时，看到雄伟的山川，联想到历代王朝的兴衰，感慨万千而作此曲。他看透了历史的本质：无论王朝如何更迭，承受最深重苦难的，始终是底层的普通百姓。
为何“兴，百姓苦”？
大兴土木：王朝兴起时，统治者常会修建宏伟的宫殿、陵墓、防御工事等（如阿房宫、长城），这些工程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征发大量民夫，使得百姓徭役繁重，苦不堪言。
征战扩张：新王朝为巩固政权、开疆拓土，常发动战争，百姓不仅要承担赋税，还要被征兵，导致家破人亡。
赋税沉重：国家要维持运转和统治者的奢华生活，赋税最终都压在了百姓身上。
为何“亡，百姓苦”？
战乱破坏：王朝灭亡之际，战火连天，社会秩序崩溃。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芜，生命财产毫无保障。
饥荒与瘟疫：动荡时期往往伴随天灾人祸，而政府无力赈济，导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这句话的深刻之处在于，它跳出了传统的“兴亡循环论”，不是简单地感叹王朝更替，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百姓永远是牺牲品。国家的“兴”是统治者的“兴”，是建立在盘剥百姓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亡”则是全体社会的灾难，而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它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统治阶层与平民百姓之间根本对立的利益关系。
这句话之所以能流传千古，是因为它道出了历史的普遍规律，具有超越时代的力量。即使在今天，它依然提醒我们：
要关注社会发展的成本由谁承担。
评价一个时代或政策的好坏，最终应看普通民众的福祉是否得到改善。
和平与发展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
它像一盏穿越时空的明灯，照亮了历史中常被忽略的角落：辉煌的史诗背后，是无数沉默的个体苦难。 这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使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鲁迅在《灯下漫笔》一篇文章中也有“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的说法。
这两句话是鲁迅对中国历史本质的一个极其深刻和沉痛的概括。
鲁迅从当时钞票贬值（“中交票”打折兑换），人们一听到能按六、七折兑换现银就倍感“庆幸”这件小事谈起。他由此剖析了中国人极易满足的“奴性”心理。
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指在相对统一的、强大的专制王朝统治下（如汉、唐），社会秩序暂时稳定，百姓虽然身份如同奴隶，但好歹有一条“恪守”的规则，能勉强生存。鲁迅将这种时代称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指王朝末年的乱世，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旧秩序崩坏，新秩序未立。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连像奴隶一样安稳生存的最低条件都失去了，生命财产毫无保障。鲁迅称之为“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
鲁迅认为，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两个时代中循环，而不是传统史家所赞美的“一治一乱”。在他看来，所谓的“治世”，不过是奴隶当得安稳些；所谓的“乱世”，则是想当奴隶而不得。他彻底撕破了“太平盛世”的温情面纱，指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实质上是百姓的“奴隶史”。
在文章结尾，鲁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吁，指出了青年人的使命：“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这“第三样时代”，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不再是奴隶的时代。
这篇文章最初分两次发表于1925年5月1日、22日的《莽原》周刊，后收入杂文集《坟》。
鲁迅《灯下漫笔》中的这两句话和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中的那两句话有相通之处，也有区别。
相通之处是都深刻揭露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普通百姓永远是受害者这一残酷历史真相。
区别是张养浩的感慨是悲悯与无奈，他看到了百姓的苦，是一种站在士大夫角度的同情和哀叹。鲁迅的批判是尖锐与唤醒，他不仅揭示了苦难，更剖析了造成这种循环的国民心理根源（奴性），并号召人们彻底打破这个循环，去创造全新的时代。他的批判更具现代性和革命性。
因此，“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这个精辟的概括，是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对整个中国封建历史做出的一个总体性、本质性的判断，是其“铁屋子”呐喊中最具穿透力的声音之一。
现代人读了《激荡三百年》这本书不应该再去想着当什么皇帝，权倾朝野的文臣武将，当什么陶渊明，谢灵运，统统都不要当。现代人要有现代人的精神追求，因循守旧，就是行尸走肉。
借用一句鲁迅在《故乡》中说的话，现代人应该有新的生活，为ta们所未经生活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