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感：教材与历史的断裂
没有一部历史，像近代史这样离我们这么近，又离我们那么远。最近读了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尤其有这样的感觉。就说徐树铮这个人，作为北洋军阀皖系名将，军阀的缺点他身上几乎都有，但秀才出身的他，可谓文武双全，在国内军阀混战时，他率军收复了外蒙古，只这一条就可名传千古（只不过外蒙后来独立了，如果没独立，徐的地位足以比肩收复新疆的左宗棠；现在的外蒙，还将徐树铮视为侵略者），而《北洋军阀史》只对此一笔带过，认为徐树铮收复外蒙不过是皖系军阀扩充地盘而已。将某个群体全盘否定，即使其中的某人做了经天纬地之事，也要从动机角度去否定他。
我们上学时，看的是历史教材。参加工作后，无论是专门搞历史研究，还是做其他工作，看的是更新、更具体、更专业的历史书。没人再回过头去看教材，但教材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教材的大部分内容是符合历史的，但也有不少争议较大甚至相冲突。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不少近代人物，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一个简单的标签，而是以更全面、立体、鲜活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常常给人带来一种知识的断裂，让人不经意间惊奇，“哎，这跟之前书上讲的不一样啊！”“哎，TA还有这样一面呐！”当然，也有一些人将这种“再发现”视作“历史虚无主义”，是在为那些历史反派“招魂”“翻案”。
近几年，大讲权术、阴谋诡计的《大明王朝1566》被持续追捧，尤其为职场人士、明史爱好者所津津乐道，抖音上更有无数博主对其中的对话进行深入甚至过度解读，唯恐听众听不懂背后的深意，仿佛TA当时就在现场。甚至可以说，人们用当下的思想对《大明王朝1566》进行了“再改造”。同样由张黎执导的《走向共和》，虽然在2003年爆火一时，随后却就被禁播了。对《走向共和》的批评，主要是认为它过度美化了李鸿章等人物，与历史教材讲的不一样。
但当时，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就认为，目前历史教材的框架还是20年前的框架，它的框架没变，我们现在电视剧把20年来的学术研究，这种新的东西给糅合进来了，所以现在引起争议这么大的原因也就在于此。换句话说，大部分人的历史观比《走向共和》的历史观，落后了20年。
马勇在《重寻中国近代史》《晚清二十年》中，也对包括慈禧、荣禄、李鸿章、袁世凯等权贵进行深入刻画，与《走向共和》一样，将历史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探讨。中国的变法并不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举国一致，而是处处有抵制、有掣肘，因此对变法的策略、技巧等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比如，马勇将慈禧等权贵对康梁变法起初支持到中期沉默再到后期反对进行了详细描述，对预备立宪后的“皇族内阁”作了探讨，等等。袁宏杰在《千年悖论》中说，“在权力斗争中，她（慈禧）果断冷酷，在世界大势前却反应迟钝。她有足够的智慧和手段控制局势，却没有足够的热情和责任感去改变中国。”历史人物是饱满的，历史是必然和偶然的结合，其中偶然性极具戏剧性。
这就是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评价一个制度的得失，必需知道它在实施时期有关各方意见的反映，这叫“历史意见”。而后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的制度，这叫“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抹杀历史意见。所以钱穆认为，对中国的传统政治，绝不能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
评价人同样要多用“历史意见”，把历史人物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绝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关于李鸿章，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写得不错。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尤其不错，这本书在李鸿章逝后两个月里写成的，可谓是即时传记，该书只用短短10万字就完整地勾勒了李鸿章的一生，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局势说起，到因消灭太平军和捻军而崛起的兵家，实施洋务运动的改革家，游走于列强之间的外交家……最后，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说，“（国人多认为李鸿章如秦桧般卖国）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公子秋，公众号：实秋说
李鸿章
我认为，所谓“历史意见”，关键在客观真实（尽最大可能），古代正史总逃不了被篡改的命运，时任的皇帝可以忍受各种骂名，却无法容忍后世对他的攻击。于是，各种野史就如雨后春笋，它本质上是对正史的补充。当代社会，信息发达、渠道丰富，客观上提升了历史的真实性，主观上也更应力保真实性，虽然“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但谁也不能确保永远掌握现在。其他的原则或框架，只会使历史大而化之，一旦大而化之就会出现极端的矛盾。
比如，我们说义和团是反帝爱国，可是它的口号是“扶清灭洋”，灭洋勉强可以对应反帝、虽然没灭多少，但爱国却不能对应扶清，因为我们将晚清朝廷视为半殖民半封建的反动统治，那爱国就只能是爱中国而不是清政府，可是它杀的中国人又远远比洋人多，又如何称得上爱国呢？当然，它在客观上，使帝国主义见识到了中国的力量，瓜分中国是行不通了；也加快了清朝的灭亡，东南互保的出现，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时各省宣告独立的预演。
据当时天主教会统计，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共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被杀，而各地被杀的无辜百姓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可以说，义和团杀洋人不足、杀国民有余，还是那套最无耻的欺软怕硬与内斗。
公子秋，公众号：实秋说
说义和团——被利用的乌合之众
再比如，历时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路焚寺毁庙、烧杀劫掠、裹挟百姓……路遇、腾泽之在《中国人口通史》中指出，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人口损耗不能少于7500万，如果再加上1862年爆发的陕甘回乱造成的损耗人口1100多万，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总损耗在8600万以上。当然，这不只是太平军的屠杀，还有清军的屠杀。马克思说，太平军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北洋军阀史》则认为湘军、淮军镇压太平军、捻军是“罪恶活动”，“是清朝维护统治和镇压人民反抗的得力工具”。
天国宣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结果是领袖们以“圣库”“圣粮馆”的名义，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百姓却靠吃甘露为生；在战火纷飞时期，领袖们就大兴土木，今天你去总统府看那“天朝宫殿模型”，恐怕是故宫也要黯然失色；再看那舆马定制，最基层官员“两司马”（管理不到三十人）要乘4人黑轿，东王杨秀清要乘48人大黄轿、夏日轿下设玻璃注水养金鱼的水轿，天王洪秀全从不出宫门，宫内有美女牵的金车，宫外常备64人龙凤黄舆……
公子秋，公众号：实秋说
说太平天国——“天国”下的地狱
当然，它客观上造成了满人权力向汉人转移、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也促进了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尝试洋务运动的开始。但说它反封建、反侵略，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它的确反清，自己却成了封建；它反侵略，只是因为当时帝国主义看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领袖们的骄奢淫逸、互相残杀以及内政废弛，认为太平天国所谓的四海皆兄弟、平等博爱等都是假面具，实质仍是历代以来的流寇，断定难成气候，最终决定协助清廷联合剿杀太平天国，因而太平军的对手就多了帝国主义。
从近代的两次规模庞大且失败的群众运动看，我们可以说，广大人民群众是可怜的，他们不过是想有足够的土地来养活一家人，不造反必然饿死，造反却有一线生机。因此，他们和历代的农民起义毫无二致，要么在风起云涌中被部分人利用，成为新王朝的垫脚石，无法开辟一条政治发展的新路径；要么被旧王朝剿灭、收编，成为改革的垫脚石。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中国革命的面貌，包括农民起义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