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现代性与大屠杀》有感
“青年与屠杀问题”，这是个狂妄的标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标题。但在巴以冲突演化至今，在巴勒斯坦国旗已经消失、美国反犹太法案已经通过、外国学潮舆论不止，“让世界再次年轻”的口号在tik tok、ins、抖音、B站等众多平台被广泛传播的现在，青年和屠杀问题被摆到一起是完全可以理解，甚至也是学术上完全正当的。
为什么到2024年，世界仍然有着屠杀？屠杀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屠杀和现代性又有什么关系？屠杀问题中青年到底在哪儿？青年应当如何面对屠杀？作为青年学生，面对时代，这是一个好问题，而《现代性与大屠杀》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在1989年的反思，在时代又轰然前进了35年后，仍然是面对这个问题时有着很大参考意义的一本书。
1 大屠杀与青年的道德再生产
《现代性与大屠杀》在对屠杀问题进行分析与把握的时候，首先就是说明，大屠杀不能是恶的普遍归因，而应是现代性的结果。不能是恶的普遍归因也就是说从根上拒斥大屠杀是来自“避无可避”的“所有人对于所有人的战争”的说法，从而更强调大屠杀作为一种历史，是现代性的一种结果，所以有其新的部分。这种视角导致的是其对于道德历史的考察，从而去寻找其前社会的渊源。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框架，也用更根本的话语揭示了阿伦特对反犹主义的几种核心批判，即“反对替罪羔羊说”、“反对永恒的犹太主义说”，并在底层逻辑上呼应了阿伦特关照大屠杀历史的研究方法。
但相对于阿伦特的被批判为“犹太中心主义”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无疑对于大屠杀形成与执行的过程以及其道德伦理的讨论上更胜一筹。在书中，“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距离的社会生产”、“文明化进程的道德后果”、“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种族主义”以及“技术的道德化”等，都可以看到这种更微观和更精确的学术努力。
由上可知，屠杀问题是什么问题？屠杀问题是现代性的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的问题。进而，屠杀问题中青年在哪儿？那么我们可以回答，青年面对屠杀问题处于道德再生产的过程之中。
生产这一概念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反复出现，在对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的讲述中，鲍曼主要提到了三种条件，即“暴力被赋予了权威（通过享有合法权力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行动被例行化（通过规章约束的实践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释来实现）、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实现）。”最后他指出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其关键就在于现代道德使理性永远有一席之地，而正是这永不消散的一席之地完美掩盖并配合了一场精密绝伦的大屠杀。而在道德漠视的社会生产中，鲍曼则是强调了中介作用——是工具和距离抹杀了道德选择的困境，而这两种鲍曼所形容的“道德催眠药”直指现代官僚体系以及现代技术。在这两种生产之后，鲍曼最后提出了距离的社会生产，他指出了道德视野中的“消失点”——也就是道德小共同体的道德盲视及其与最终结果的分离。鲍曼不留情面地指出，“现代的个人责任就是消融在技术知识的抽象权威之中。”
道德盲视、道德冷漠、道德驱力的减小以及道德消失点，可以说这些概念对于理解现代青年的道德困境仍有着巨大的启发。这些结论可能蕴含的真相是，现代化过程，尤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过程，可能在本质上是一种不断再生产的道德困境，其以官僚体系以及现代技术为核心，并不断进行距离的社会生产，大屠杀则成为其道德困境的结果之一。那么如何援引新的道德内涵，在概念定义的过程中去巧妙地推翻上面整个悲剧过程，就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青年面对屠杀问题时，实践和理论上应当要努力的方向。
2大屠杀和青年的再生产地位
《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最后一章的标题非常值得玩味，它叫“理性与羞耻”，我认为其是这本书最根本的题眼。作者在这一段讲述了一个故事，说在其童年早期，其祖父曾给他讲述过非常多的圣经故事，但他最后只记下来一个，这个故事内容如下：
圣人带着一头驴驮着几袋食物赶路，遇到一个乞丐，乞丐向圣人要些吃的，圣人就回答“等一下，我必须解开袋子。”但是在他解开之前，乞丐就饿毙了。
乞丐饿毙了！在看书之前，我和太多人一样，会想“唉，那就这么几秒，那也没办法。我尽力了。”而在读完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后，我却终于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羞耻。历史如长河，而生命短暂却无价，二战时候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放进历史也不过圣人“解开袋子”的一点功夫，不如一朵浪花。我们以为逻辑与理性无价，就像我们天生仰仗“解开袋子”这一行为的正当性对我们的赦免，但其实质是不是也是一种罪恶，是不是也一种无知和狂妄呢？人们缺乏对逻辑与理性的平视的视角，所以羞耻都忘了。
这里就要提到《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对社会学本身的一种批判，而这种批判也天然地与青年的再生产地位有关。
让我们把目光从《现代性与大屠杀》成书之时再往前推30年，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末期，这时候法国人口激增、战后新文化崛起、大学生增加、工业发达但工人待遇普遍偏低、国家左派力量偏弱，法国五月风暴迅速开始又最终结束，阿尔都塞正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后写下了著名的《论再生产》，启迪、激励与挑战了一大批包括福柯、布迪厄以及后面的朱迪斯巴特勒等一众社会学家。对于臣服以及主体化过程的研究是那样严肃，在部分学者身上甚至可以说是高尚地被展开，以至于很多人都有着相当惨烈的结局、没了性命。公平地说，如阿尔都塞所言，现代性出现与发展的时期就是教育机器、即学校取代教会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过程，而学校里学习着的并打算接触社会甚至改变社会的——如上所见，正是青年。
青年受教育但又想改变世界，这种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这种尴尬地位，直接呼应了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同样的尴尬处境。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中指出 ：“法”，其本质任务带有内化目的。于是社会学作为一种法学，由于“任何法权在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其正当性于是也值得被怀疑。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写道，“即使是研究各项事实的最为成熟的定量分析方法，也不太会有助于我们就道德责任问题上达到一个客观的（也就是普遍有效）的答案。”但，引入历史、就像马克思将历史引入科学一样，就像阿尔都塞所说 的“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真相，《现代性与大屠杀》并不找寻新的东西，也不是要增加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正是想用主流去解释并将其代入主流之中， 去解释一种“正常”，一种“正常的大屠杀”，从而从中吸取一些真的教训。而这也已经是太多社会学家没有做到的事情。
3结语
应该注意，阿尔都塞弑妻，最后疯癫而亡，鲍曼则从1925年一直活到2017年。阿尔都塞的《论再生产》一直没写完，在他当时之后，左派极端革命派与改良主义发生分裂，到后面在欧洲形成了欧洲共产主义，最后又被新自由主义浪潮淹没。而鲍曼则经历了60年代晚期对现代性的羡艳、80年代对于现代性的悲观，再到90年代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描述，在反思中历经追求、厌弃、矛盾，最后把自己活成了社会学的历史。
应该说，大屠杀并不单单只是青年的问题，但一定是青年要面对的问题。最后就以鲍曼访谈中谈及巴以冲突的一句话来做结局：
“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为自己快要死了、不会亲眼见证这场冲突很可能以悲剧收尾而高兴。”
先生已逝去，这句话何尝不是一点老牌社会学家的地狱幽默呢。大屠杀与现代性，结果如何，我们应当关注，也正在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