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读书笔记
即将过去的十月，我读完了一本关于中国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的书。在城市化日渐扩张，几乎已经成了某种霸权的当下，我们提起农村，仿佛只把农村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路标，一个备注已完成的任务，再提到农村的妇女，后者更是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
作者贺萧在《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中将农村妇女作为考察的中心，在1996年到2006年这十年时间里多次实地访谈陕西农村72位老年妇女，通过这些老年妇女的口述记忆和相关县志档案的补充，展现了她们在20世纪五六十代等革命年间的生活变迁史。
整本书既依据文字记载去关注口头叙述，也依据口头叙述去关注文字记载。书中有单个人的叙述，有某个社群的叙述，同时也有人数少得多的在世男人的叙述。因为是口述记忆，通过单一的访谈得到的口述故事比起官方叙述顺序的历史明显会有一些不足。
老年妇女（访谈时年龄60-80不等，并随着访谈的时间跨度，陆续有人生病、去世）在时隔四十多年以后的当下去回望自己的青少年和中年，关于青年时代的记忆和革命的记性常常会混淆。口述过去时对自己的说法深信不疑并因过去的“诉苦”经验和当下的心境对自己的记忆也进行了精雕细琢，讲述本身即塑造记忆：“通过语言详述事件的做法会影响事件在记忆中如何被组织、或在将来如何被忆起。”
不仅记忆是会不断被往后的时间所重塑，面临访谈时的讲述也会依据某个特定时刻的某些特定聆听者而发。访谈的具体对象和提出的具体问题，受访者自身记忆的清晰度和表达能力，老年受访者当时心情和她理解的家庭和外部环境，以及可能会有的社群听众……许多因素都会影响这些说法的形成，影响着她们的记忆、影响着她们面对带着同情的局外人时的讲述。
妇女的声音没有为隐藏的历史提供直接线索，我们需要尊重口述资料的局限性，也同时需要正视这些日渐消逝的农村老年妇女的记忆，对我们追溯集体化时期的宏观政策是如何具体影响妇女生活方方面面的重大意义。
在访谈的过程中，会发现记忆独特的社会性别，妇女时不时会“记错”一些重大运动的时间，而男人基本不会“记错”。同时，妇女还会用到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记忆：按她们孩子出生的年份标记时间，这些年份是依照十二生肖来排列的。这个记忆方法却从未在男人那里听到。妇女们搞不清或记不住集体化时期的事件，但却能准确地说出她们每个孩子出生年份和当年的生肖。这种记忆和语言分离的情況，以及根据孩子出生年份去记忆历史的倾向，都不会是“自然” 出现的。这种分歧只反映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氛围和实际生活中是如何被加以区别地进行理解的，他们的标准任务（包括那些跟孩子相关的任务）又是如何程度不均地在国家政策中被提及、在地方上被假设。
二十世纪中期的陕西农村，就像全国大部分的农村，妇女既被宣传为革命变革的对象，也是其具体行为的主动者。然而，在文字记载中，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妇女” 形象随处可见，拥有个人历史的有名姓的妇女却并不多见。本书第二章的标题“家里没人”就来自于陕西农村的一则轶闻，该轶闻讲述的是一户人家只有一个女人在家，每当有人走近这户人家、问是否有人在家时，这个女人都会回答“家里没人”，“家里没人”中的“人”字经常用来指男人，“没人”指的是家里没有壮年男性劳动力。即使这户人家里有壮年女性劳动力，仍弥补不了壮年男性劳动力的缺失，因为这意味着她被扔下，自己照顾自己。养家都指望着她。家里没人。
1949年以前的日子在妇女们的回忆里只是饥饿、重病和被迫的分离、死亡。征兵和战争、疾病和死亡造成了大批家庭的消亡，并改变了人们对女子的预设。饥饿、患病、被卖、亲人死亡——女人们在比男人更艰苦的夹缝里求生存，寻找食物、农耕、纺织、缝纫和刺绣——喊着“家里没人”的女人们却又在壮年男人不在家的日子里维持了生计。
到了20 世纪 50 年代，家庭变革方面，婚姻法的出台并落地到基层农村；少量农业能力出众兼具个人品行（如寡妇、孝顺的媳妇）的妇女被扶持成为基层领导和积极分子；接生改革方面，旨在取代旧产婆的大量农村接生员出现，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开始明显下降，50 年代陕西许多农村家庭都有四五个、甚至更多的孩子。抚养和照看孩子的负担大部分落到了妇女肩上。妇女们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农业方面，妇女被动员成为全职的农业劳动者，响应国家号召下田劳动以挣取工分。其中的妇女劳动模范更是从地方走向了全国，成为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代言人。
国家发起的每一项工程都把妇女当作独特的可动员的目标，妇女对这些国家工程的成功至关重要。通过参与这些工程，妇女改变了她们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将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认识。
第八章“模范”，关于妇女劳动模范，她必须一边做一些跟妇女通常所做的事情完全不同的事，一边又继续做她之前的工作（生孩子、照顾孩子、家务劳动），而一个男人要成为农业劳动模范或村领导，他只用擅长那些通常属于男人的工作。妇女劳动模范倡导改变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此后，男人逐渐从农业离开，转向其他领域（如工程建设、管理、技术和一些小型集体企业），妇女们接替他们在田里的农活，妇女成为了农业劳动力的中流砥柱。越来越多的农事都由妇女白天完成，夜晚的时间则花在了家务上。对妇女进行的广泛动员，加强了长久以来的农业女性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却几乎未在文件中提及。
第九章“劳动者”，“劳动”通常仅用来指田里的劳动和集体副业生产，正如“工作〞一词只用来指带薪资的劳动一样。家庭里所发生的不是劳动，而是家务活。家务劳动成为一种新的隐性存在的同时又在妇女的叙述中无处不在，但却很少在有关50年代的文字记载中被提及。白天上工之前以及正午前都要抽空赶回家做饭，夜里又是无休无止的做衣服，开会时两手在底下也在缝衣服。只有需要在下田干活时，才被官方看到家务活的耗时耗力。而就连这种时有时无的“看见”，也只称其为“家务活”，而不是“家务劳动”，并没真的看见妇女在家庭生产中的重要性。
最终章“叙述者”里，时间已来到90年代中期，集体化时期早已消亡，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巨变，农村的老年妇女受益于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却又被迫承担了一些无可奈何的精神创伤。她们在巨大的冷漠面前跟我们对话，并通过我们跟其他人对话。
打着重返家庭领域的口号，重新定义私生活，私营企业大量兴起，私人感情公开表达。家庭习俗变了，不再愿意和年老的父母同住，社会风气也不同了，甚至出现了“遗弃”和“虐待”老人的现象。社会曾倚赖并且要求她们付出大量的劳动、却普遍未认可这些劳动，而现在又逐渐将她们视为负担。如今妇女们用“可怜”一词所诉的苦是，在一个孝道已经发生变化的环境中，她们对晚年的烦忧。
产生这些口述故事的过去已消失，能够听到叙述者们诉说的机会也再不复存在。她们的记忆可能是短暂的，注定很快要消逝，在巨大的冷漠面前，年老农村妇女们在当下讲述的故事变成了一种“顶撞”，她们叙述的是一个艰苦的世界，为我们言明了那些尚未被认出的顽固的不平等。她们从过去的记忆里搜寻有用的故事，来讲述当前的伤痛和两难的困境。老年农村妇女们和她们的故事是否会被纳入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暂不清楚，但她们讲述的记忆扩展了后来的我们对一个消失了的过去的认识，已足够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