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林斯《历史之岛》读后感
背景◇引言
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深深打上“西方中心观”的烙印。在这个充满感性色彩的学术领域里，西方世界的理论先驱们开展研究的初衷说起来并不太光彩。殖民帝国的建立及稳固需要思想的驱动，而背后的真正动力是殖民者内心对利益无止尽的贪欲和追求。最初的人类学家迎合了这种需要，他们通过对非西方世界的缜密观察和反思得出了一套适应这个所谓的殖民制度的理论体系，为非西方世界长期被统治被压迫“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以“西方”为核心的人类学与历史学分道扬镳，似乎只一味地为自己具有些许种族优劣色彩的研究大厦添砖加瓦。原本处在同一“坐标系”的两个学科，因为一些人为因素而被置于不同维度，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两个“坐标轴”也形同虚设。
随着时间的推移，旧体系旧格局的维持已步履维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各个民族的诉求也已广泛传播。面对这种局势，有些学者开始尝试通过自己的研究扭转人类学一直以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对非西方世界的人类学研究目的也发生了质变。通过观察他者的世界来反思自身“文明”的得失，人类学家们终于意识到之前建立起来的“优越感”的极度荒谬，并试图将其抛弃。
新进化论学派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930-2021）可以说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他反思了“历史”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理解和认识非西方世界历史与文化的新视角——结构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并力求让人类学“返璞归真”——真正理解他者的文化。萨林斯将南太平洋地区的民族志作为材料，从人类学视角出发撰写了经典之作《历史之岛》。
◎《历史之岛》
萨林斯在密歇根大学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从做博士论文起，他就对非西方世界具有浓厚兴趣，对南太平洋岛屿的土著文化进行过专门研究，并进而对西方世界各种思潮进行反思，其关于波利尼西亚与欧洲接触的历史理论曾引发人类学界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萨林斯是新进化论代表人物，70年代初又开始致力于文化理论的重建工作。他将文化人类学与结构人类学有机结合，确立了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新风范。其主要著作有：《波利尼西亚的社会分层》（1958）、《部落民》（1968）、《石器时代经济学》（1972）、《文化与实践理性》（1976）、《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1981）、《历史之岛》（1985），等等。
在《历史之岛》中，萨林斯详尽考察了南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文化——毛利人、斐济人、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社会、王权、宗教、禁忌等观念与现象，并具体描述了欧洲入侵者强行进入夏威夷诸岛后所发生的抵抗、冲突、交往、贸易、政治等方面的重大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将所谓的情境社会学应用于文化变迁，以实现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从而超越人类学研究中“结构”与“历史”的对立。对此可用本书导论中的一句话来总结：“人类学家所称的‘结构’——文化秩序的象征性关系——乃是一种历史事物。”
论证◇释疑
一、支配与自主
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开始成为一个整体，第一次资本主义革命则使逐渐一体化的世界开始分层。占据支配地位的欧洲秩序非常“仁慈”地将那些偏僻社会的依附性文化作为自己资本再生产的手段，这在最初一些人类学家看来是再合理不过了，但萨林斯的分析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来自“世界体系”论者的观点。
萨林斯认为，所谓的偏僻社会难以按照某种自在的文化逻辑运作的观点混淆了开放系统（一种文化就是一个开放系统）与系统缺失（自身文化在外界压力下迷失）。在世人眼中，偏僻社会更容易发生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从外部强加的急剧变迁，连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帝国也在所难免，曾经的辉煌盛世并不意味着它永远不会被边缘化，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落后使它老迈的步伐根本无法跟上先进的潮流，它只会离世界之巅渐行渐远。但同时我们不应否认的是，世界体系从形成之日起就无法让世人忽略其内部地方反应的多样性，而且这种鲜明的多样性还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思维单一的“世界体系”论者们在面对如何解释这个特点的问题时捉襟见肘，萨林斯的理论更能让热切关注这一难题的人们信服。即便如上文所说，依附性文化得以允许保留是因为它是资本再生产的一种手段，但是，“从所谓被支配者的立场来看，欧洲财富被用来再生产、甚至是创造性地转换被支配者自身的文化秩序”。
◎萨林斯（1930-2021）
除此之外，萨林斯通过对南太平洋岛屿一系列遭遇的论述，还为我们提供了如下理论观点：
1. 第三和第四世界的地方社会，确实试图依照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来组织世界体系这种无法抗拒的力量。
2. 土著并没有在外来的现代化力量面前丧失自己的文化或者彻底死亡，土著有着自己的历史意识，有着自己创造历史的动力——按萨林斯的说法就是“现代性的本土化”。为了深入理解这一观点，让我们再次回归中国的近代社会：在面对西方侵略的过程中洋务派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所掀起的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从客观上看也具有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性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质的确就是“现代性的本土化”。这种不成熟、不现实的设想也许无法实现，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其所应具有的能动作用。地方社会或者土著的尝试并非毫无意义，他们的努力反映了其在应对外来文明时不能被忽视、也不会泯灭的自主性。
二、历史与结构
萨林斯在书中还谈到了结构的历史人类学方法，根据这种方法，人类学与历史学两个学科的研究可以实现有机整合。萨林斯深切地感到，历史学在人类学的影响下发生了明显的“文化转向”。以往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对理论、事件、结构和时间维度等各个方面旨趣上的分野已经慢慢消解，横跨两个学科的综合研究为我们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更有价值的视角。无论是人类学还是历史学，崭新的研究思路和视野已经取代过去保守的研究范式，历史在这一时刻需要重新被解读和建构，进行总体意义上的反思毫无疑问已是进行时，正如萨林斯所说：“实践显然已经超越了意图区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理论分野。人类学家从抽象的理论转而解释具体的事件。历史学家降低对独特事件的热情而钟情于潜在的反复出现的结构。吊诡的是，人类学家强调历史性的前景，与历史学家强调共时性的现实一样的多。……现在的问题是用人类学家的文化经历去推翻历史的观念。研究这些遥远岛屿尚不明朗的历史正好提供了一个契机，其成果会对历史理解作出显著贡献，同时让我们去思考欧洲人的过去，或‘文明’的历史。”
然而，萨林斯不只是强调了两大学科的整合，更重要的是他试图运用人类学的知识去颠覆一些传统的历史学或历史观念。在萨林斯看来，一种长期盛行于历史研究领域的决定论范式应当被摒弃。萨林斯坚定地认为，文化不过是社会的生成物和附属物。人类学家要借助自己的文化经历，去发现没有历史的人们的历史，以强调“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历史性”这一新观念。
◎巴厘岛土著的凯卡克舞（纪录片《天地玄黄》）
萨林斯非常明确地指出，人类学与历史学可以互有贡献。人类学受惠于历史学体现在很多方面，无论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还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历史的论述往往难以规避人类学的色彩，更别说伟大的革命家在记录历史时也并没有刻意躲开人类学的“渗透”。人类学对历史学的贡献也显而易见，诚如恩格斯所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类学不仅仅为历史学提供了了解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钥匙，也为我们通过他者的文化来反观自我、反观整个人类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这些在萨林斯看来再合理不过的观点都推动其开始建构一种新的学科体系——所谓的“结构的历史人类学”。萨林斯通过对非西方世界太平洋岛屿的土著文化研究，来反思西方各种观念的局限和缺失。另外，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体悟到他对作为普遍标准的“民族志现在时”无时间立场性的批判，以及他所秉持的文化多元主义倾向。这些都对传统的决定论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
正如前文所说，萨林斯通过《历史之岛》尝试解决“结构”与“历史”的对立。在萨林斯看来，实践的展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作为主角的人们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他们的能动性使意义或多或少地重新得到评估。因此，既可以说历史是依据事物的意义图示并以文化的方式安排的，也可以说文化的图式是以历史的方式进行安排的。无论是历史的“结构性”还是结构的“历史性”，两个所谓的对立面的综合在历史的主体——相关的人民——进行的创造性行动中被展演了出来。“人是最高等的历史动物。人处在历史当中，历史也存在于人之中。”（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
人们对文化有着自己的理解，并据此理解来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赋予行动目标以意义。在此基础上，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实现生产。由此可以推出，文化、社会主体（人）、历史三者通过社会行动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处于一种互逆的流动状态。
三、概念与诠解
萨林斯综合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相关内容，创造性地总结出“搬演性结构”、“惯例性结构”和“并接结构”三个概念。“这是对结构在文化秩序中和历史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各种方式所作的一种理想型区分”。其中，搬演性结构和惯例性结构都具有不同的历史性。在萨林斯看来，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历史“开放”。不同的方式主要取决于对自身情境偶然性的态度：前者倾向于将自我浸入偶然性情境之中；后者则否认自我的偶然性或突发性，而是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境都吸收为自身的一部分。
萨林斯通过对夏威夷与标准普遍的拉德克里夫—布朗式社会结构进行简明对照，向我们展示了两种结构之间的区别。通过这种区别，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两种结构的实质，但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仅体现在不容忽视的区别上。萨林斯认为两者都是理想型，无论搬演性结构还是惯例性结构，均能在同一社会抑或全球秩序的各个地方性区域里得以充分体现。萨林斯的看法也许意味着任何一个既定社会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活动的某些策略性场所、某些突发性的“热”的区域以及其它相对封闭区域，这足以证明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性。
夏威夷社会的变迁现象是萨林斯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上文已提及，萨林斯通过夏威夷的社会结构帮助读者理解搬演性结构和惯例性结构的区别。可他没有只停留在这个方面，他综合运用三个结构概念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有学者认为，透过萨林斯的分析，可以这么理解三种结构的不同：惯例性结构与文化的图式比较接近，搬演性结构可以归于文化图式指导下的“非正常社会行动”，而并接结构则是非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接触后的情境行为倾向。这样抽象的语言是对三者实质的高度概括，惯例性意味着一种界限明确、具有强制性规范的符号体系，搬演性表明建构于情欲之上的社会系统，并接结构则是在结构与事件两者之间进行的情境综合。这三种结构是萨林斯分析历史、理解文化的一种理论工具，基于它们所建立起来的理论与布迪厄的实践和惯习理论也有相通之处。在布迪厄看来，所谓的“习惯的场域”——处在大多数人类有意识经验与无意识经验两个端点之间——是一项具有持久性、延续性的安置体系，其功能是提供结构化的客观一致性的社会实践基础。如此的安置和时间可统称为“文化”——一个习惯性行为的习得体系，产生并决定个体的行动计划。总之，无论是萨林斯还是布迪厄，其理论都可以证明：社会结构产生文化，而文化则引发实践，实践最终再产生社会结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一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建构着人类的历史。
◎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
四、建构与构建
萨林斯通过《历史之岛》反思了文化在历史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在这部专注于南太平洋、具有民族志色彩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论文集中，夏威夷群岛部分土著社会的历史及其文化结构获得了极为充分的展示。人在历史实践中处于主体地位，而历史是文化的构建物，人通过文化不停地构建历史，历史也反过来构建文化。依照萨林斯的观点，社会行动的主体——人——在构建历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文化图式，主体行动也具有能动性。在这里，行动主体并没有像传统研究那样仅局限于西方殖民世界，那些之前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人民”此刻也被萨林斯证实在不间断地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他们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传统与现代、非西方与西方的二分法。
西方学术传统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的和科学的，而非西方的传作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却似乎与现代无缘。事实上，不止传统的东西有不合理之处，理性的和科学的东西也往往含有非理性和伪科学的东西。人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主体性地位不断得到提升，现代正在被后现代所取代。取代意味着一个体系的终结，传统的历史科学分崩离析，结构人类学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的科学理性也备受质疑，一种偏执和在某些场合下容易狂热的特点慢慢成为它的一个不和谐的标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之岛》向我们倾诉了一种后现代话语。
寻找和确认既存的“事实”是历史人类学研究所应具备的一种科学品质。对事实进行重新定位以理解历史，对历史的局部细节进行再解构以重新构建历史，对此，《历史之岛》提供了一种“结构性的叙事”——一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非西方社会历史的新视角。世界上的所有人民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历史是人民所创造的，人民创造了文化，然后在自己的文化里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引用◇提升
《历史之岛》是一部学术论文集，萨林斯在写作中重新体验了写作对象的方方面面，他更多地选择了南太平洋诸岛的神话、传说、格言、铭文、诗歌等作为支撑自己理论建构的现实素材。这样相对比较独特但却真实的引用风格使他的文字不至于太过抽象生涩和难懂，而且说服力也很强。
《历史之岛》为理解和认识夏威夷群岛土著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贯穿全书的结构的历史人类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重构了夏威夷的历史，在这座“历史之岛”上，我们体会到萨林斯的历史观。萨林斯还为批判传统的民族志和历史文本提供了一种理论工具，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历史文化多样性的理解。根据萨林斯的结构框架，偶然事件在社会变迁中具有鲜明的意义，这充分表明不同文化群体的历史因偶然事件的不确定性而变得丰富多彩。“对于偶然性事件和秩序的通常理解，我用这样的关系予以考虑：事件的偶然性，结构的复发性。两者中任何一方都不是自足的。”正是这种不足的存在，导致不同的文化拥有不同的历史。
◎夏威夷土著
萨林斯在人类学领域的记录与创造具有革新性，但开拓性的工作一般也会意味着不完美。萨林斯在他的理论分析框架内完全可再充实一些新内容。对于当地各种口述及文献资料的挖掘和运用并不能完全作为支撑理论观点的证据。萨林斯似乎总是企图运用他超强的人类学思辨能力带给读者各种震撼和启迪，仿佛这是他最擅长之处。相应地，对不同材料的运用有时会显得随意和缺少逻辑。无论是对毛利人的神话和构想的描述，还是对南太平洋各民族君权双重性的分析，萨林斯的笔触似乎很跳跃，很多论述给人一种“信手拈来”之感，但“适度”原则对人类学写作仍很有必要，这是笔者在阅读此书时一个近乎“抱怨”的体会。
总结◇反思
总体上看，萨林斯属于新进化论学派。相比《历史之岛》，他的另外一些著作更能体现这一点。萨林斯在进化理论方面做了很多重要工作，这是贯穿于他人类学研究工作的主线，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历史之岛》所体现的萨林斯的思想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更为接近。在这部著作中，萨林斯对南太平洋岛屿殖民遭遇的系列论述已成为经典，结构人类学的关怀贯穿始终。人类学与历史学开始“结盟”，历史实践在不同文化秩序中获得理解，地方社会的宇宙观、本体论对于历史实践过程中不同关系的建构得到了系统阐释；人们运用既有的传统来感知和建构历史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不同事件。而在文化系统中，这些不同的事件又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从而强化或者改变不同关系的范式，使结构得以稳定或者转型。
其实，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系列论述暗含着一种人类学的批评。萨林斯曾对人类学领域的实践理性与文化理性的区别进行反思。由摩尔根发展起来的人类学实践理性范式经由马林诺夫斯基发扬光大，成为人类学理论两大范式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视为实现人的生物性需求所必需的工具性手段，在他看来，实践行动与实际利益是构造文化的先前条件，文化仅仅与更加根本的经济和生物性理论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后者的行为形式。通过对这种工具的一再运用，马林诺夫斯基大大消解了所谓的象征秩序，否认了文化自身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资格，这引起人类学界的巨大争论。马林诺夫斯基非常“固执”地将文化秩序与人类主体分离出来，正如上文多言，一种本体论的精神上的分裂——关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分裂——影响了我们这个社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人类实际行动与文化规范的对立、个人利益与社会秩序的根本对立，等等。而反映在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就是：运用西方最普遍的实践理性否认不同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人类学关注异文化、理解他者文化的学科本质，以西方人的常识、意义以及先验的理解方式来“发明”他者文化。
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颠覆了以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作为常识的西方历史编纂学。他明确指出，如果不尊重那些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我们自身之物的各种观念、行为以及本体论，就没有人能够写出好的历史，甚至当代史。真正的历史不应仅以某些在现实中处于所谓优势地位的民族或者群体为核心，萨林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真正要义就在这里。